阎锡山统治山西那些年，晋军中有句口头禅广为流传——“会说五台话，就把洋刀挎。”

这句口头禅鲜明地体现了阎锡山的用人特点，同时也反应了他土皇帝的突出缺陷，那就是地域观念过于强烈，器量狭窄，难容外人。

阎锡山是山西五台人，当时晋军中有三大派系，五台定襄系、惇县（今原平）系、晋南系，因为阎锡山最为重用晋北人，他的亲信徐永昌、杨爱源、王靖国、赵承绶、李服膺、周玳、傅存怀等都是五台及周边的老乡，所以五台定襄系是晋军中绝对的主流，一旦越过晋北这道界限，即便是晋南人，阎锡山一般只会利用，少有真正信任、重用的时候。

长期担任阎锡山参谋长的河北人郭宗汾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阎锡山不信任外省人，一做到军长，就要被卸去兵权。”

因为阎锡山是这样的心胸，这样的格局，这样的性格，晋军中一旦在五台核心圈子之外出现强悍的枭雄人物，那就注定了他们之间必定会出现色调阴暗乃至杀机涌动的“恩怨情仇”。

傅作义与阎锡山之间，就是这样一种历史关系。

傅作义是晋南荣河人，虽然是山西人，但算不上五台核心圈子里的老乡。阎锡山1883年生人，傅作义1895年生人，两人相差十二岁，正好一轮，在那个年月，已是标准的两辈人。

1918年，傅作义从保定军校毕业后返回家乡，参加晋军，在蔡荣寿团任见习官。此时，阎锡山割据一方，已经做了六年的山西督军，实属一方诸侯。

毫无疑问，这个时候，在阎锡山的视野里是没有傅作义的。

他想不到，也看不到晋军中能藏着这样一位日后将超越他的悍将。

傅作义在晋军中崭露头角，纯粹靠的是强悍的本事，一点水分没有，甚至连运气的成分也少之又少。

1921年3月，傅作义凭借过硬的军事素养升任第10团少校团副兼技术队队长，第二年升任少校团副兼团技术队队长，负责全团技术训练，第三年直接升任营长。

1924年8月，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阎锡山站队直系，率晋军攻占石家庄。此战，傅作义负责全军警戒，滴水不漏，表现极为出色，从而得到晋军前敌总指挥张培梅的嘉奖，力保其升任第4旅第8团团长。

1927年，为配合国民军北伐，西北军宋哲元部进攻山西，傅作义率第8团独守天镇。天镇地处平绥铁路要冲，想要守住这一战略要地并不容易，但傅作义凭借超一流的守战之功，坚守城池三个月，导致西北军全线溃败，晋军大获全胜。

阎锡山并不昏庸，围绕天镇的硝烟还未散去，他便形成鲜明的判断，傅作义乃乱世不可多得的将才，于是立即擢升其为第4旅旅长，不久又升为第4师中将师长，为己所用。

1927年（民国十六年）6月，眼见国民党革命军势如破竹，阎锡山见风使舵，自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倒戈反奉。

9月，晋奉大战爆发。

此战，傅作义先是扮演了尖刀奇兵的角色，在阎锡山的命令下，趁奉军换防之机，率领第4师附炮兵团发动奔袭，一举攻占涿州，造成对奉军的致命威胁。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战局突然发生了逆转。

阎锡山错误估计了北伐的推进速度，因为奉军战力强悍，国民革命军北上受阻，晋军各部迭告失利，纷纷撤离京汉、京绥铁路沿线，如此一来，傅作义的第4师就成了孤军，涿州就成了被奉军团团围困的孤城。

此时的傅作义，只有不足万人的守城部队。

奉军攻城部队则有两个师外加两个旅，乌云压顶，黑压压一片。

在密切关注战况的各方看来，此战毫无悬念，傅作义凶多吉少。

然而，就在这活命都难的至暗时刻，傅作义却创造了令所有人都惊愕的奇迹。在没有任何后援的情况下，他率部竟然坚守涿州近100天，若不是阎锡山随后授意与奉军停战议和，奉军不知还要付出多少时间、何等代价，才能攻破涿州。

与奉军停战议和之后，傅作义虽然暂时投降奉军，但涿州守城之战却成为傅作义的成名之战，轰动军界。

这不是自吹自擂，或者哪一方的吹捧，而是公认的近代军事史上城市攻防战的经典战例，含金量极高。

奉系张作霖因为激赏傅作义大才，甚至表示只要傅作义归顺，奉军愿意给他一个方面军的指挥权。客观的讲，跟着张作霖干，傅作义施展的空间更大，但傅作义是讲道义的，所以他拒绝了张作霖。

对待大才，乱世枭雄有一心诀，不能用，就要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