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湖北荆州的读者，后台给御史发来一张他祖上墓碑的图片，上面刻有“贰尹”二字，询问具体是什么官职。
收到读者发来关于族谱、祠堂以及墓碑等方面的图片。清代官员死后，墓碑上官大都直接写官名，官小的出于虚荣则写上散阶，诸如文林郎、修职郎一类的，很少有刻“贰尹”的。
“贰”和“同”、“如”一样，不是一个太受人待见的词汇，总给人一种千年老二和不正宗的错觉。清代官场上，被列入“贰”的职官很多，御史就借助相关的史料，与诸位来聊聊这个话题。
先来讲京官中的“贰”
贰主要适用于文官，武职岗位中一般没有这个说法，这也是中国古代官制中的常见的现象，不仅限于清代。
京城中衙门众多，凡四品以上衙门的正印官统称“京堂”或“部院堂官”，应该说能跨入这个行列的文官，属于统治阶层的精英分子。
按照《大清会典》的记载，文官正四品以上衙门包括：内阁、六部、都察院、翰林院、詹事府、通政使、大理寺、太常寺、光俸寺、太仆寺等。
其中宗人府、内务府、理藩院因管理皇室事务与少数民族事务，以及翰林院、詹事府一般不列入国家的行政管理系统，所以这些衙门的最高长官不称京堂。
需要注意的是，在京各部院衙门的一把手和二把手之间是没有隶属关系的，通俗地说就是不算严格意义上的上下级。
就以六部为例，尚书和侍郎都被称为“堂官”，他们的政治地位和实际权力相差并不大。而且清代实行的满汉官制，有时候汉尚书的实权反而不及满左右侍郎，所以皇帝甄选军机大臣的时候，也将侍郎列为人选。
不过，尚书毕竟是名义上的一把手，自古以来地位尊崇。明清时期将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列为“九卿”。事实上九卿是一个模糊的说法，泛指在京各部院的堂官。
我们经常见到清代文献中说“交大学士九卿会议”，实际上是让各部院堂官共同商议的意思。
同样，文献中“卿贰”也是经常出现的词汇，这里的卿贰包含的范围就很广泛，不局限于六部侍郎、通政司副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大理寺少卿。也包括太常寺、鸿胪寺、太仆寺、光禄寺少卿。
卿贰虽然听起来不是那么高大上，但他们和卿的区别并不大，在各自衙门中都属于堂官，分管某一方面的事务，可以直接向皇帝汇报，也有自己的朝班位次。
正因为卿贰是一个范围较广的说法，所以仅从字面上是无法确认其具体品级的。不过清代官场上，还是习惯性地将六部侍郎称为正宗的卿贰。
再来讲地方官系统中的“贰”
各直省官制中，总督、巡抚、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以及各道实行的长官负责制，不设佐贰官员，（清初时有参议、参政、副使一类的，后被裁撤）。仅有府、州、县设有佐贰官（厅也不设佐贰）。
地方官制中佐贰与属官的概念是不同的，佐贰在明代的时候实权很大，以知县来说，佐贰官为县丞、主簿。他们在地方行政事务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知县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他们的制约，重大政务必须要正印官和佐贰官签字才能生效。
清代时，佐贰官的地位急剧下降，从法律层面出台了诸多的限制措施，使得佐贰官沦为闲曹。
属官就完全是正印官的下级，是具体的执行者，属于上下级关系，不具备制约正印官的权力。
按清代官制，知府的佐贰官为同知、通判，知州的佐贰为州同、州判，知县的佐贰为县丞、主簿。
清代的佐贰官与明代不同，首先是数量设置上大大减少了，府这一级变化倒是不大，基本上都会配备佐贰。事务繁重之府同知、通判皆设，且个别府还不止一个；事简则同知、通判仅设一员或不设。
州县佐贰的数量就很少了，全国一千几百个州县，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的总人数才区区三四百人，不及正印官的五分之一。且两个佐贰官同设的情况也极少见，多为一员。
其次是，府州县佐贰官的性质发生了改变，从原先的辅佐正印官处理地方政务，演变为分管辖区内某一方面的事务，或钱粮赋税，或治安捕盗，或河工驿站，或水利盐政，等等。
用现在的话说，清代的佐贰官由原先的副市长、副县长，降格成了分管具体事务的各局局长。
官场上根据佐贰之品级有不同的别称，凡是称谓上带“贰”的特指品级仅次于正印官之佐贰。
府的级别比较高，而且古代都将知府称为“府尹”，所以“贰尹”就是指各府的同知，通判排在第三，称“三尹”。
州县属于基层亲民官，级别不高，古代也都称其为“堂”，所以州同、县丞称为“二堂”；州判、主簿称为“三堂”。
开篇中所说的墓碑上刻有“贰尹”字样，具体就是指某府同知，但清代官员死后墓碑上一般不这么写，同知属于正五品官，按散官分类属于“奉正大夫”，显然奉正大夫比贰尹听起来档次高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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