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天我生命垂危，请不要抢救，那不过是延长几天寿命，没有意义。”

晚年，邓颖超曾留下这样的遗嘱，并且多次公开支持安乐死。

邓颖超为何提出这样的要求？最后她的心愿实现了吗？

邓颖超提出安乐死

邓颖超有“安乐死”这个想法，和周总理有很大关系。

周总理得癌症后每天都在与病魔作斗争，在生命的最后三个月，他每一刻都过得异常痛苦和煎熬。

邓颖超一直陪在周恩来身边，将他的痛苦都看在眼里，十分心疼。医护人员们都在尽最大努力维持周总理的生命，但他们能让周总理多活一段时间，却不能减轻他的痛苦。

1976年1月8月，周总理饱受折磨后，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对此，邓颖超很伤心，但或许也有几分释然。

后来，邓颖超说：“他太受罪了，我反而觉得他解脱了也好，但我没有权力下这个决定。”

虽然邓颖超是周总理的妻子，但周总理是人民的总理，谁如果提出对周总理放弃治疗，谁就是人民的罪人。周总理不是为自己活着，而是为人民活着。

从周总理身上，邓颖超意识到“放弃治疗”的重要性，所以她在心中暗暗地想：等我到那时候，一定不吃这个苦。

1982年7月，邓颖超把侄儿侄女叫到家，郑重地对他们说：“如果哪天我得了重病，千万不要抢救，不必浪费那些药物和精力，就算抢救成功，也不过是延长一两天的寿命，而且我痛苦，医生们也痛苦，这样的抢救没有什么意义。”

不久后，邓颖超又给中央报告了一份遗嘱，提出“病重不抢救”、“安乐死”。但要实行的话，面临着很多困难。

邓颖超的几次请求

1988年1月间，一名医生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谈及“安乐死”的问题，邓颖超很有共鸣，给电台写了一封信，说：“对于你们提出的安乐死，我非常赞成，也很拥护，早在几年前，我就留下了遗嘱，在我病重之时，如果用不着延长寿命，千万不要抢救。”

邓颖超以这样的方式参与了“安乐死”的讨论。

1989年10月16日，邓颖超再次委托秘书向中央报告，提出“安乐死”的诉求，只是一直没得到回复。

1991年，邓颖超病危，她在医院时虚弱地说：“不要抢救了……”

但是不管是医生，还是领导，都没人愿意放弃。大家安慰邓颖超：“同疾病作斗争也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啊！”

邓颖超只能无奈地说：“那就艰苦奋斗吧。”

吴蔚然医生提出：“我们可以给邓大姐做个‘胃漏’，这样还可以让她延续一两年的生命。”

其他人都表示同意，最后手术也很成功，邓颖超的生命又延续了一年多，直到1992年7月1日，邓颖超的病情再次告急。

邓颖超深知自己的身体已是强弩之末，她说：“不要抢救了，让我安乐死吧。中国有句古话叫‘好死不如赖活着’，我觉得这话说的不对，只有健康地活着，生命才有意义。像我这样只能躺在病床上，不能工作，还要让人民来负担我，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呢？”

医生们当然没有放弃治疗，但这次没能挽回她的生命。

未能实现的遗嘱

其实在去世的前一个月，邓颖超曾把秘书叫到跟前说：“你跟了我20多年了，很了解我，我有件事要和你说一下。”

秘书说：“大姐，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邓颖超说：“我的时间可能不多了，就是想再问问你，我的事你向中央报告了吗？我的遗嘱交给中央了吗？”

秘书说：“您的遗嘱早就交给中央了，就是说不浪费人财物、不抢救的事儿。”

邓颖超说：“那我就放心了。”

秘书开玩笑道：“大姐，您总是把死呀死的挂嘴上，是不是怕死呀？”

邓颖超反驳道：“我会怕死？曾经面对敌人、现在面对疾病我都从来没有怕过，我只是告诉你，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人总要走这一步的，而且我现在已经老了，我的身体问题与外力无关，只是这个年龄的正常状态，机器老化了，再修都是徒劳，何必浪费那个人力物力呢？”

邓颖超早把“安乐死”写进了遗嘱，十年来从来没有动摇过这个决定，但中央和医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她的抢救。

所以实际上，邓颖超的遗嘱至死都没有实行，没有人能给她做“安乐死”这个决定。或许邓颖超内心也清楚，中央不会批准她安乐死。

邓颖超的选择不仅仅是为了让自己不痛苦，她也一直希望自己能成为安乐死的“先锋者”，但终究是没能实现。

直到现在，“安乐死”仍然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这不只是一个选择，更是一场革命。受很多传统观念影响，安乐死立法之路仍有很多阻碍。

或许对病人本身而言，死亡是一种解脱，但对他的亲人来说，他能多活一秒是一秒，选择安乐死反而会受到舆论的谴责。

另一方面，安乐死立法也可能造成一些社会乱象。父母就算没有生病，也可能会因为不拖累子女而选择安乐死，有些子女不孝顺也可能会利用安乐死来摆脱赡养父母的责任。

大家对于安乐死如何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