茂腔，是高密东北乡人非常喜爱的剧种。莫言小时候，就是个茂腔戏迷，经常跟随着村里的大孩子追逐着闪闪烁烁的鬼火去邻村听戏，听得有些戏文都能背诵。在坡地里放牛时，动辄就要唱上一嗓子。年龄稍大之后，就在村子里的业余剧团跑龙套，时不时地把脸用锅底灰一抹，装个小角色什么的。后来，还利用干活的空隙，学着编茂腔戏。看完《列宁在1918》后，就想把它编成高密的茂腔《列宁传》，还真创作了四句：“列宁同志很着急，城里粮食成问题，马上去找瓦西里，赶快下乡搞粮食。”
后来，虽然他离开家乡去外地工作了，但对茂腔的情有独钟从未改变。他在《檀香刑》后记里说，此书“写的是声音”，除了火车的声音，“第二种声音是流传于高密一带的地方小戏猫腔(茂腔)。”
为了突出茂腔的声音，保持比较多的民间气息和比较纯粹的中国风格，他将已写好带有魔幻味道的五万多字推倒重写，而且，为了适合用耳朵听读，他在书中，有意地大量使用了韵文，有意地使用了戏剧化的手段，说唱结合，显得别具一格。有人称此作为小说化的戏剧，戏剧化的小说。莫言在瑞典文学院演讲时也说：“《檀香刑》是与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一些小说，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汲取了营养一样。”
茂腔，是清咸丰、同治年间，在民间小唱“周姑子”的基础上，吸收了柳琴戏的音乐曲调和伴奏乐器而形成的。1954年华东戏曲会演时，将“肘鼓子”改名为“茂腔”。它的曲调质朴自然，唱腔委婉柔怨，生活气息浓郁，通俗易懂，特别适合一些儿女情长的戏，妇女们一看起来，就被迷得神魂颠倒，废寝忘食，因而被戏称为“拴老婆橛子戏”。当地有句民谣说：“茂腔一唱，饼子贴到锅台上，锄头锄到庄稼上，花针扎到指头上。”可见人们喜欢茂腔的程度。
我家在高密城南，人们迷恋茂腔的程度也不比高密东北乡差。记得小时候，茂腔剧团一进村，人们就什么也不顾了，一门心思地占地方看戏。在家做饭的女人们，更像掉了魂似的，为了抢时间，占地方，熬糊了稀饭，烙糊了饼子的 比比皆是。俺西屋一个我叫她嫂子的，晚上看《罗衫记》时，怀里抱的孩子一两岁了，要尿尿，让他在地上尿，他不，哭着非要回家找钵钵（尿尿的家什）尿尿。嫂子不舍得离开，就再三让他在地上尿，孩子就不，非回家不行。嫂子气急了，把他抱到场院边的草垛边，朝他的腚上拍了两巴掌，一撂，就又钻进场子里看她的戏去了。看完戏发现孩子不见了，找了半晚上才找到。原来是一个好事者，想故意吓唬吓唬她。为这事，她挨了她男人两耳光，脸都被打肿了。第二天晚上，她捂着脸照样看戏不误。莫言讲了一个故事更神奇：说高密有一个闯关东的老太太，生命垂危了，别人拿一盘茂腔磁带往录音机一放，老太太听见茂腔，忽地从病床上一跃而起，下来吃了一碗面条就干活去了。虽然有点夸张，但由此可见茂腔令这位老太太多么激动。
高密人对茂腔是发自内心的喜爱。莫言说，20世纪70年代后期，县茂腔剧团的演员作为工作队到他们村子。村民们欢天喜地，好像过年一样。因为这些队员里，几乎包括了县茂腔剧团的全部名角。譬如青衣焦桂英、花衫邓桂秀、花旦宋爱华、老生高润滋、小生范兆启、武生张永君……都是如雷贯耳的人物，平日里“可望而不可即”，如今就在眼前，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那种幸福和兴奋无法用语言形容。工作队自己不开伙，吃派饭，一般是三人一个小组，挨家轮户地吃。那时生活困难，每人每年只分二百多斤粮食，麦子只有二十来斤，也就是够过年包饺子的。但为了让工作队的同志们吃好，家家户户都把过年的麦子拿出来磨了。这是完全彻底地自发自愿，甚至带有比赛的色彩……
曾经激动、迷倒了好几代人的茂腔，2006年被国务院列为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央视《戏苑百家》节目中，莫言曾接受主持人白燕升采访，当白燕升问他对故乡的感受时，他说，提到故乡，他除了会想到那一眼望不到边的红色高粱地，再就是会梦幻般地想到与茂腔相关的声音。
（邓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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