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临淄城的西门叫稷，当年在稷门要道一侧，曾有一片建筑，高墙大屋，这便是有名的稷下学宫，一所由齐国创办的战国大学。战国时代，本就国君怀霸，士人出没，稷下学宫的创办，正可谓生逢其时。稷下学宫一改过去的私学为官办，由过去的一人为教改为大师集体授课，变过去的一家之学为百家讲谈，由过去只讲授空乏的历史知识转为教学与现实的紧密结合，一时蔚成风气，师者千人，学者数百千人，为已有七万人口的国都又添了另一份兴盛。
在这儿，儒、道、墨、法、名、兵、纵横、阴阳五行等，都有了空间和舞台。稷下先生和稷下学子们，围绕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社会礼法、君国王霸、人生义利等热点话题，一同展开争鸣和辩论，相互质疑和辩驳，深入阐释和张扬，尽情体现着民本思想、主体意识、自由精神和务实气度。这倒也符合当时齐国官方给出的校纲：无官守，无言责，不治而议论。这吸引着孟子两次入齐，荀子三做祭酒，淳于髡、邹子、慎子、田骈等名家长期任教，自然也推出了《宋子》《田子》《管子》《晏子春秋》《黄帝四经》等一大批学术著作。司马光在其《稷下赋》中曾给出过很到位的一句话总结：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
稷下学宫的创办，归功于齐威王，但更应归功于邹忌和淳于髡。因为刚接上班时的齐威王，其行为和心性还停留在自己叫田因齐的时候，角色还没完全转换过来，好马，好狗，好酒，好色，唯独不好士。这怎么行！在邹忌和淳于髡的劝诫下，威王总算发威，一如他自己创造的成语，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巨大的投入，也让国家获取了丰厚的回报。不用时，稷下学宫就是一个单纯的教育机构，由着那一帮人在那儿争争吵吵。用着时，君王可以问政，它就成为国家智囊，一个政治咨询机构。如遇外交事务时，还可从学宫大师中直接向外派遣。因为其中有七十六人，有上大夫衔，受上大夫禄，大有官员储备库之意。
齐国，作为东方大国，自春秋时期，家底就很厚实，曾经春秋五霸的第一霸，并非虚名。延至战国，在七雄中仍然占据重要位置。历代国君的励精图治，心血凝结，长盛不衰。不得不说，当时七雄中能在文化上与齐勉强比肩的，也只有楚。当然，一南一北的齐与楚，是两条不同的文化源流。这一点，屈原三次出使齐国时，不管他去没去过稷下学宫，都一定会深有感受。北国的稷下之风，士人闻之皆醉。尽管荀子的两名高足，李斯和韩非，是荀子回楚地兰陵后所教；尽管叔孙通直至汉高祖时，才露出头脚，但这一切，都应回溯至稷下，那长达150余年的办学。
稷下学宫无疑是中国最早的官办大学，也是战国时期唯一的一所文化政治大学，博士一词最早便出于稷下学宫的博士制度，因此，稷下学宫理所当然的是中国第一个博士点。甚至，兼具资政和人才储备功能的稷下学宫，更像是一个博士后流动站。不管第一批博士的资格证书上，署的是齐威王田因齐的名，还是教育长荀况的名，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博士。
文官博士制度，后被统一六国后的秦朝所借用。
千年传承的齐鲁之邦，如今儒风劲吹。但大儒叔孙通对话汉高祖刘邦的一句话，“夫儒学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却很值得思考。尽管孔子打牢了地基，孟子建成了大厦，董仲舒抹了外墙，朱熹进一步进行了精装修，但它背后的欠缺依然存在。这说明，再好的一门学问，也需要创造性地继承，创新性地发展。所以，齐鲁大地应重拾文化自信，重建稷门大学，通过多元文化争鸣，来平衡儒学独大的单一，重塑文化气场和精神气度。
公元前221年，萧萧落叶，稷下学宫的最后一位弟子离去，从此大门关闭。今天的我们，或许不应简单停留在对它的回望和纪念中，而应把那扇关闭的大门，再度推开，重振学术大争鸣、文化大繁荣、思想大解放的劲爆局面。
（张世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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