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4年下半年开始，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不断溃败，在失败几乎已成定局的情况下。

侵华日军总部并不甘心束手就擒，竟异想天开地认为，假如稳住中国的军队，使得中国战场进入停战阶段，是否可以使得日本“避免腹背受敌、两面作战”的窘境，从而让太平洋战场上的日军可以放手一搏？

当时在华东牵制大量日军的新四军一直是日本人的心头之患，于是日军妄图向新四军乞和，以实现“局部和平”。

日军通过精心研究，从监狱中找到被俘的中共地下党李德生，让其带话给新四军，李德生辗转来到淮南抗日根据地，见到时任华中局敌区工作部部长、新四军第3师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兼调查室主任扬帆。

扬帆奉命对李德生进行了审查，看李德生是否叛变，当李德生将侵华日军总部的意图告诉给扬帆后，扬帆立即报告给了华中局代书记、新四军代政委饶漱石。

因为涉及到与日军的外交谈判，饶漱石立即发电报向中共中央请示，中共中央回电表示先与侵华日军总部进行接触，了解日军的真实意图。

1945年春，党组织派扬帆到南京，与侵华日军总部进行接触，当时侵华日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亲自欢迎扬帆，设宴款待，并将其安排在日军军官招待所。

为了方便扬帆活动，还专门批了400公斤的汽油，供扬帆等人坐汽车在南京活动之用。

以当时日军的战略物资紧缺程度来看，能够直接批出来400公斤的汽油，在乞和态度上是比较诚恳的了。

今井武夫为了表示诚意，直接提出可以将新四军的一个叛徒干部交给扬帆，并由其带回。

扬帆对带回一个叛徒没有多少兴趣，就托词谢绝了，今井武夫于是跟扬帆谈了一些希望和谈的话，扬帆没有具体表态，只说级别不够，日方的请求他会转述给上级领导，然后再做答复。

今井武夫

然而在席间，扬帆却提出了一个条件，询问日方能否释放被日军关押的中共党员汪锦元及陈一峰两人。

这个条件看起来是随便提的，似乎日军可以拒绝，但是今井武夫明白，这是对方的试探，只要拒绝就表示日军的乞和不诚恳，以后将无任何谈判的基础。

很快今井武夫给出答复，可以释放汪锦元和陈一峰，现在就可以随杨部长回去。

5月下旬的一天，日军到监狱中将汪锦元和陈一峰提了出来，李德生告诉他们：“新四军扬帆部长带你们回根据地，扬部长来南京的任务必须保密。”

5月28日，扬帆离开南京时，就将汪锦元、陈一峰带出南京，回到淮南根据地。

很多同学会感觉到好奇，扬帆是带着外交使命到南京与侵华日军谈判的，很多事情都无法做主，需要上报中央层面才能够回复，为何会向日军提出释放一个被关押的囚犯？汪锦元究竟是谁，他有着怎样的特殊身份？

说起来，汪锦元可不是普通的中共地下党，而是中共打入到汪伪政权中的秘密情报人员，在汪伪政权中，担任汪精卫的日语翻译和随身秘书。

汪精卫投敌叛变，组建汪伪政权后，担任汪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日本对汪精卫也并不放心，担心汪精卫大权独揽，为了掣肘汪精卫，加强对汪伪政权的控制，派特务“梅”机关影佐祯昭机关长担任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

实际上，汪精卫已成为日本人的傀儡，他的很多活动都需要获得日本人的授权才能够完成。

因此，汪精卫几乎每天都要同日本人秘密打交道，而汪精卫又不懂日语，那就需要一个精通日语，而又信得过的人充当自己的日语翻译兼随从秘书。

这样的人并不好找，汪精卫经过较长时间的挑选，最终选定了汪锦元作为自己的翻译和秘书。

汪锦元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本事，能够让汪精卫看中，充当自己的翻译和秘书呢？

翻译的第一要务是要懂得两门语言，当时的日本人懂中文的不多，而中国人懂日语的也不多，能够懂得两门语言，来回切换自如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恰好，汪锦元可以说是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汪锦元的父亲早年留学日本，在明治大学法律系学习，在此期间结识了东京美术专门学校女学生大桥对子，并展开追求，两个人婚后，生下一个儿子，便是汪锦元。

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这让汪锦元拥有天生的语言能力，当然，想要成为汪精卫的翻译，会一般的中日口语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还要有书写的能力。

汪锦元曾在日本人创办通讯社当抄写员，对汉字和日文都能够很好的驾驭，这是汪精卫能够看中汪锦元的直接因素。

可是汪精卫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千挑万选的人，竟然是中共情报系统的秘密党员。

汪锦元出生后不久，他的父亲就带着他母亲回到江苏吴县盘门梅家桥，汪家在当地是名门望族，汪锦元的大伯曾当过清政府驻奥地利公使。

本来汪锦元拥有一个很好的生活，但是在汪锦元9岁那年，他父亲就去世了，他母亲一个日本女人想要在一个传统封建大家庭中站住脚跟是很不容易的，不久就领着汪锦元到上海闯荡。

那时的上海并不好闯荡，汪锦元的母亲靠教书赚一点微薄的收入，很快就发现养不起儿子了，又不放心把他送回汪家，于是在1922年托人把儿子带回日本，寄住到他的外婆家。

当时已经13岁的汪锦元，在没有父母的关怀下，独自一个人来到了日本，先是艰难地学了大半年的日语，才勉强融入到日本的生活。

由于外婆家的生活也很困难，只能把他送到在神户的姨母家，本来姨母就对这个外甥没什么感情，刚开始的时候还能照顾一下，但是随着姨父的生意失败，家庭生活也是一落千丈，在这样的情况下，姨母勉强供他读完小学，便让他到一家棉织工厂当学徒，厂主知道他是中国人，便很瞧不起他，对他很凶，不但又打又骂，还常常虐待他。

汪锦元实在受不了，就逃到一家乐器店当学徒，情况稍微有些好转。

在日本的那几年，因为自己中国人的身份，汪锦元受够了日本社会各阶层对他的民族歧视，在饱尝生活艰辛与人情冷暖的同时，也形成了极强的民族自尊心。

1929年春，汪锦元的母亲到日本探亲，看到儿子在日本的遭遇，内心十分不忍，于是将汪锦元带回了中国。

回国后，因汪锦元精通中文和日文，母亲就让他到日本朋友日森虎办的“上海通讯社”当抄写员，平时的工作就是把日森翻译好的稿件刻成钢板油印，在分送给日本的用户。

当时中日关系十分微妙，形势十分紧张，1928年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张作霖被炸身亡，当时舆论都认为是日本人暗杀的，张学良主政东北后，宣布改旗易帜，倒向南京国民政府，这使得日本人十分震怒。

让汪锦元比较好奇的是，“上海通讯社”印刷了很多中国政府的内部资料，其中还有中国共产党活动情况的内部文件，这些东西让日森虎赚了不少钱，他搞不清楚，明明没有多少人看的东西，为啥会这么赚钱。

后来他才知道，原来这个通讯社有日本外交部和东北的满铁调查室的财政背景，只要日森虎提供有价值的情报，就能获得经费。

在此期间，汪锦元结识了一位叫手岛博俊的日本记者，手岛博俊经常到通讯社来套取情报，有时日森虎不在，他就主动和汪锦元聊天，熟悉了之后，汪锦元不经意间将通讯社掌握有关中共的内部文件、资料的情况告诉了手岛博俊。

手岛听后，当即大惊，虽然他是一名日本人，但是他的真实身份是共产党的秘密党员，是经中央特科成员王学文介绍秘密入党的。

上海通讯这只有日森虎及老婆，再就是汪锦元，这样一个小小的通讯社，怎么可能获得中共内部如此机密的材料呢？

显然是党内的人泄露了出去，手岛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党组织，党组织让手岛查清此事，手岛便请汪锦元留意，是谁送来的资料。

这可难坏了汪锦元，这份材料都是日森虎亲自去取的，从来不送到通讯社，直到有一天，日森虎患病不能出门，这一天又恰好是他去拿机密文件的日子。

日森虎本来打算让妻子去，但是妻子不懂中国话，又不熟悉上海的街道，在焦急之下，日森虎只得让汪锦元去拿材料。

汪锦元按照日森虎给他的地址，来到约定的地址，拿了材料，就回来了，汪锦元又将地址告诉了手岛。

经过党组织的调查，这个泄密者，是一个姓周的区委书记，汪锦元不经意的行为，为共产党立了一功。

这名周姓区委书记，在汪锦元取了一次资料后就被共产党发现了，从此再也没有给日森虎提供情报，不得不让日森虎怀疑是汪锦元做了手脚。

日森虎没有了情报来源，就失去了经费，性格也变得急躁起来，再加上他怀疑是汪锦元搞得鬼，于是经常无缘无故对汪锦元进行打骂，汪锦元愤而辞职，离开了这家通讯社。

手岛得知汪锦元因为这件事丢了工作，也感觉不好意思，因此有意发展汪锦元，多次对他进行思想工作，使得汪锦元的思想趋向进步。

在辞职四五个月后，经别人介绍，汪锦元到一个叫清水的日本人开办的“日晔社”当抄写员。

这个工作性质跟以前的差不多，汪锦元很快适应工作，清水还给他配了一辆脚踏车，让他到处送材料。

然而工作一段时间后，汪锦元就有发现原来清水和日森虎一样，也是从事特务一类的工作。

清水打着“日晔社”的幌子，实际上是为日本驻沪海军工作，他利用姘妇的亲朋好友搜集中共十九路军各处驻地的情报，汪锦元实在看不惯他们对付中国的卑劣手段，于是将此事告诉了手岛，便离开了“日晔社”。

手岛就就介绍汪锦元到“江南日报筹备处”工作，在这里，汪锦元认识了一个叫日高的日本人，有一天，日高在闲聊中说要到共产党的中央苏区江西瑞金去。

汪锦元想，他一个日本人到中央苏区去做什么？于是就把此事告诉了手岛，手岛经过调查得知，原来日高受日本海军部指派，准备打入到江西瑞金进行长期潜伏。

汪锦元的这个消息，直接让日高的潜伏计划泡汤了，可以说汪锦元又为共产党立了一功。

手岛在离开上海前，将汪锦元介绍了另一位日籍共产党员西里龙夫，西里龙夫认为汪锦元是一个可以争取的人，于是决定将汪锦元吸收为秘密党员，将中共的斗争历史及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刊《红旗报》拿给他看。

汪锦元很快提出希望自己早日能够成为党组织的一员，后经过严格的考察，汪锦元于1936年12月，由陈一峰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后，汪锦元开始有计划地为党组织获取情报，全面抗战爆发后，汪锦元住在上海老闸路苏州河以北，西里龙夫住在日军占领的虹口区，汪锦元几乎每天冒着生命危险来回递送情报。

汪锦元后来能够打入汪伪政府给汪精卫担任日语翻译和随身秘书，则是因为他较早地加入到上海的汉奸政府——大道市政府。

大道市政府是1938年初，在日军的策划下，以汉奸苏锡文为首，在上海成立的第一个地方汉奸政府。

因为汪锦元的母亲精通中日双语，又长期在上海担任教师，当时伪市政府教育局局长顾澄就聘请她当翻译。

当时中共情报系统继续获取汉奸政府与日本勾结的内部动态情报，党组织经过研究，决定让汪锦元借助其母亲的社会关系，打入伪市政府。

在其母亲的帮助下，汪锦元在上海伪市政府担任多种职务，为我党获取了很多情报。

当时上海有一个国际问题经济研究所，汪锦元作为人才被选入其中，后来汪精卫的得力日语翻译周隆庠担任所长，很赏识汪锦元的才华。

汪伪政府成立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周隆庠的身份扶摇直上，从汪精卫的翻译为起点，摇身一变后来成了伪外交部政务次长兼亚洲司司长。

随着工作量的增加，不能再给汪精卫担任翻译，只得另外物色一个人物，才能让接替自己，这样他也好放飞自我，不用再看汪精卫眼色行事。

汪精卫当时提出新翻译的要求是要精通日语和中文，即能口译也要笔译，还要住在公馆里，随叫随到。

除此之外，汪精卫对身份的要求也很高，因为汪精卫在叛逃的时候，曾遭遇国民党特务的暗杀，因此疑心病很重，既要提防军统和中统的人，又要提防日本人对他的管控。

因此周隆庠在推荐人选时是慎之又慎，最后向汪精卫推荐了汪锦元。

周隆庠告诉汪精卫，汪锦元的母亲是日本人，父亲是中国人，在翻译方面肯定是没问题的，从日本回到上海后，一直在日本人手底下做事，现在就职在大道市政府，在政治上比较可靠，社会关系也比较简单，与任何一方都没有牵连，是可以信任的。

1940年9月的一天，汪精卫、陈璧君夫妇对汪锦元进行了当面考察，见到汪锦元后，经过聊天，他们认为这个年轻人还不错，后来又经过一番考察，汪精卫同意汪锦元住进汪公馆，职务是他的日语翻译兼随身秘书。

从1940年9月开始，到1942年7月，汪锦元在汪精卫的身边潜伏了接近两年之久。

鉴于汪锦元身份的重要性，潘汉年决定成立以汪锦元为核心的“南京情报组”。

这个情报组由汪锦元、李德生、西里龙夫、陈一峰等8个成员组成，由李德生任组长，潘汉年为总负责。

由于都是单线联系，汪锦元只与李德生联系，当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属于潘汉年的情报系统。

南京情报组的成员，开始潜伏到南京，除了汪锦元的公开身份是汪精卫的翻译，西里龙夫也来到南京，1938年3月，日本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报道部将西里龙夫调到南京，担任日本同盟社南京支社的首席记者。

经西里龙夫安排，陈一峰考入一个名为伪“中华联合通讯社”担任首席记者，后来又进入汪伪政府的“中央电讯社”任职。

李德生则以“世传中医”的身份作掩护，在南京洪武路小火瓦巷长治里1号开了一家中药铺，既卖药又坐堂看病。

汪锦元将获得的情报交给李德生，李德生再通过交通员送到上海，呈交给党组织。

作为汪精卫的日语翻译和随身秘书，汪锦元每天都到汪公馆上班，陪同汪精卫参加各种汪伪高层的会议，帮助汪精卫处理机密的文件，为党组织获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日伪情报。

1940年，汪伪当局与日本签订《日华基本关系条约》这样的卖国文件，汪锦元利用自己的身份很快将这些文件复制后交给李德生，然后经上海情报站传送到延安。

除此之外，为了配合日本侵略中国，汪精卫还与日本秘密签订了《日支关系调整纲要》，不仅把东北割给日本，还把察哈尔、绥远、华北、长江下游、华南岛屿，也定为“日支强度结合带”，由日本长期占领。

这份纲要很快也被汪锦元报告给了上级，并通过电台传递到延安。

汪锦元的这些情报受到了周恩来的高度赞扬，中共中央迅速对此作出反应，并公开揭露汪伪政权与日本勾结的卖国罪行。

后来中国共产党公开揭露了“日汪密约”、“日汪密约”，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公愤，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巨大反响，使日本和汪伪卖国集团狼狈不堪，只得不了了之。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军在西线战场迅猛进军，苏联高层担心日本会趁机向苏联远东地区进攻，以与德军形成东西夹击苏联之势力，因此委托中国情报组织帮忙查询日军的真实动态。

苏德战争爆发

中共中央曾从延安两次来电询问日军的动向，1941年9月间，汪锦元等人侦知日军已暂停对苏联作战准备，此时还有闫宝航的情报工作者获取日军即将南下的情报，中共中央及时发给苏联方面。

当时苏联也从自己的特工佐尔格那里于东京获得了内容相同的情报，经过综合研判，基本认定日军不会北上，于是从远东地区抽调20个精锐师补充到西线作战，参加了保卫莫斯科战役，为西线进入战略转折增添了力量。

然而正在汪锦元等南京情报组想要为党组织获取更多的情报内容时，却突然被逮捕。

1942年7月29日，日本宪兵队派了几名便衣特工，直奔汪精卫的公馆，将汪锦元逮捕，当时搞得汪精卫、陈璧君等人心惶惶，还以为是日本人要对他们下手了。

后来才知道在同一天被捕还有李德生和陈一峰，原因是受“佐尔格国际间谍案”的牵连。

“佐尔格国际间谍案”是指以苏联红色间谍理查德·佐尔格为首的间谍案，佐尔格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的情报员，一直活跃在莫斯科、上海、东京等地，负责领导一个代号为“拉姆扎”的谍报小组，当时在南京活跃的西里龙夫，也是佐尔格领导的。

1941年10月，“拉姆扎”小组被日本警视厅特高课破获，经过一段时间的侦查，日本警方于1942年6月15日秘密逮捕在中国南京的情报员西里龙夫和在上海的情报员中西功，在上海的一些特情人员也因此被捕。

日本特高课顺藤摸瓜，于1942年7月29日将汪锦元、李德生、陈一峰等人逮捕，使得整个南京情报组遭受了灭顶之灾。

汪锦元等人被捕后被关押在上海北四川路日本宪兵司令部，东京警视厅和监视局派人前来审讯。

日本人刚开始的时候，急于扩大破坏成功，想让他们交待更多的成员，然而汪锦元三个人被打得遍体鳞伤，仍然没有交待出任何情报。

两个月后，他们被押上从上海去日本长崎的轮船，再转乘火车抵达东京，关押在巢鸭监狱，很快被判处死刑，等待执行。

就在汪锦元等人要被处决的时候，还是陈璧君看不下去了，因为汪锦元是被日本宪兵到他们家里去抓走的，搞得汪精卫很没面子。

毕竟，汪锦元等人与佐尔格案并没有联系的证据，陈璧君认为，如果汪锦元是共产党，那等于是说汪精卫看走了眼，况且今天对汪锦元下手，哪天岂不是要对他们下手。

陈璧君于是多次出面要求日本人把汪锦元等三人“引渡回国”，由所谓的“国民政府”审判。

还别说，日本人真挺给陈璧君面子的，就于1943年4月1日将汪锦元三人押回上海，改判为无期徒刑，汪伪集团出面干涉后，很快将他们押回南京，但仍关押在日本宪兵监狱。

太平洋战场

一直到1944年年底，日本军队在太平洋战争中被不断溃败，不甘心失败的日本人认为是中国战场牵制了太多的日军，使得日军不能将所有精力调到太平洋战场，因此才想出了与中国乞和，保持现有局面，就可以把兵力调到太平洋战场。

在当时华东战局来说，新四军就像是一把利刃插在日军的心脏上，他们想要乞和，就必须得到新四军的同意，于是数次企图同新四军搭上关系，但是都被新四军拒绝，最后他们想到了利用被捕的汪锦元、陈一峰、李德生等人，企图利用他们与新四军联系。

一天，华中日派遣军总司令部派人到监狱中，分别对汪锦元和陈一峰、李德生三人问话，询问他们是否知道中共重要人员联络方式。

汪锦元和陈一峰以为是敌人要想诱骗他们出卖自己人，于是说道：“坐牢后早断了信息，没有什么关系可寻找了。”

本来敌特已经心灰意冷，但是询问李德生时，却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答案，原来李德生通过对方的询话判断，日本已经走投无路，一定是想要乞和，他也想将日本的情况汇报给组织，因此就回答说“知道新四军领导人陈毅和饶漱石”。

日伪很快把李德生当重要干部对待，不久释放了李德生，叮嘱他要他去寻找新四军长官，传达日军想要和新四军谈判的信息。

李德生出狱后，想先找到妻子，因为他的妻子也是中共南京情报组的成员，然而他的妻子在他们入狱后已经转移到苏北根据地了。

李德生于是寻找以前的老关系，辗转抵达苏中根据地，见到时任华中局敌区工作部部长、新四军第3师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兼调查室主任扬帆。

扬帆奉命对李德生进行了审查，看李德生是否叛变，当李德生将侵华日军总部的意图告诉给扬帆后，扬帆立即报告给了华中局代书记、新四军代政委饶漱石。

在经中央同意后，饶漱石命扬帆前往南京与日军方接触，此行的目的是获得日本方面的意图和打算，给中共中央提供更多的敌情，以为中央做全面研究日方活动的参考。

在临行前，李德生提出，要借机设法营救陈一峰、汪锦元出狱。

扬帆于是请示饶漱石，饶漱石表示：如日方有意释放他们，就把俩人带回。

扬帆进入南京后，通过与敌人斗智斗勇，基本摸清楚了日方意图，看到日军上层的消沉情绪，并成功将汪锦元、陈一峰救出，一块回到了淮南根据地。

因为汪锦元等人与组织失去联系，又被日本人关押太久，党组织按常规要求他们做详尽汇报，并进行了严格的审查，这是对组织也是对他们个人的负责。

经过重重审查，在1945年7月的一天，扬帆正式告知汪锦元，党组织决定恢复他的组织关系，并让他留在联络部工作，级别定为团级，这表明了党对他的信任和褒奖。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终于取得胜利，汪锦元喜极而泣，这是他多年以来的夙愿，自己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

在抗战胜利后，汪锦元并没有就此懈怠，而是很快前往上海，继续执行潜伏任务，为党组织做了不少的贡献。

上海解放后，汪锦元先后在东方经济研究所等部门任职，1992年，汪锦元因病去世，上海市有关单位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在隐蔽战线奋斗的战士，冒最大的风险去获取最有价值的情报，因为身份的关系，很多情报在传递出去后，并不会留下姓名，所以大多时候他们都是默默无闻的。

如何评价他们做出的贡献呢？

在隐蔽战线一直有一个说法，一个党的情报人员，如果有一份情报受到党中央、特别是我党情报工作创始人周恩来的表扬，他的功劳就足以载入史册，汪锦元恰好获得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