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时即治

凡人有疾

作者

简介

1

不见经传的医圣

东汉末年是一个多事之秋，尤其是建安年间，政治动荡，群雄逐鹿。而以此为题材的《三国演义》更几乎家喻户晓。医学史上，这个年代知名度最高的莫过于“建安三神医”。像给关公刮骨疗毒的华佗，后世誉为外科鼻祖。《三国志·魏书·方技传》《后汉书·方术列传》都有华佗的大名。董奉，史书虽无传，但南朝宋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时，补入了董奉的相关材料。而东晋葛洪的《神仙传》中，更为董奉立传。到了清代，陈梦雷编撰《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时，亦将《神仙传》中的“董奉”条目汇入《医部全录》。董奉曾在庐山行医，用“杏林春暖”来描绘医德医风便始于董奉。《庐山志》亦有关于董奉行医的记载。而建安三神医中，唯独不见于经传的是张仲景，《后汉书》没有他，《三国志》也没有他，此时，我们内心禁不住要追问：无论是晋时的陈寿（《三国志》撰写者）、南朝宋的裴松之（《三国志》注释者），还是南朝宋的范晔（《后汉书》撰写者）、唐代李贤（《后汉书》注释者），为什么会漏掉张仲景？！

虽然正史没有记载，晋代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言中有：“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事施用。”这是有关仲景的较早的记述。到了宋代的嘉祐治平年间（1056—1067），当校正医书局的官员高保衡、孙奇、林亿等校正《伤寒论》时，其序言中便引述了这段文字。皇甫谧生于东汉建安二十年（215），张仲景的生卒年约是东汉和平元年至建安二十四年（150—219）（见常存库主编《中国医学史》）。在《针灸甲乙经》序中，皇甫谧提到了另一位与仲景相关的人物，就是位居建安七子之冠的王仲宣（粲）。虽然，张仲景为王仲宣瞧病的案例稍显神异，但出自皇甫谧这位史学家兼医学家之手，还是有几分可信的。总之，因为缺乏正史可稽，有关张仲景的种种传闻亦只能流归野史，如生于河南南阳，师承同郡张伯祖习医，举孝廉后官拜长沙太守，为官期间，每逢初一、十五于衙门大堂之上端坐，为四方民众诊治疾病，医者坐诊看病之谓“坐堂”，盖始于此。

2

成就医中之圣

北宋嘉祐治平年间，校正医书局对《伤寒论》进行全面校正，使得仲景学术在医学界产生日益深广的影响。而约在此时诞生的另一位大医家成无己首开了为《伤寒论》作注的先河。此风一开，便不可收拾，往后的数百余年中，中外的诸大医家们大都在仲景的学问上留有文字，这导致了《伤寒论》注释的千家之河的汇聚。

现今人们更熟悉的医圣是张仲景而非黄帝、岐伯及神农氏，这恐怕也与成无己有一定的关系。与成无己同时代的名医严器之在为成氏《注解伤寒论》作序时，用“后汉张仲景，又广《汤液》为《伤寒卒病论》十数卷，然后医方大备，兹先圣后圣，若合符节”表达了对张仲景的崇敬。当然，称张仲景为医圣并与孔子相提并论的是明代著名医家方有执。方有执所著的《伤寒论条辨》序中，有这样一段话：“诚如是，仲景既已首事其间，而乃有是论之作，则其先后《素》《难》而股肱之，其功岂不远贤于神皇轩岐与越人而独盛哉！于是医门尊之以为圣，犹儒门之圣孔子而宗师焉。”

孔子生于春秋末年，这个时候由先王创制的礼乐文明已濒临崩坏。孔子以克己复礼的志向与情怀，欲恢复先王圣制，只因时运不济，奔波到六十岁，还只落得个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感慨。孔子一生凭藉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修订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兴办私学教育，成就了历史上任何一位帝王都无法成就的“大成至圣先师”的不朽功绩。与之相比，建安年间军阀混战，疫病流行，民不聊生，士子们于医药方术全然不顾，医界诸师亦不思求经旨，只各承家技，终始顺旧，医之道统已至崩坏边缘。张仲景以大医的志向与情怀，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著成《伤寒杂病论》，六经之规范至此形成。虽然，此六经非彼六经，然于存亡危急之际继绝振衰则一。在我们看来，纵观历史，能当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在儒为仲尼，在医则为仲景。

调苦竟何言，冻吟成此章。

敲石不得火，壮阴正夺阳。

厚冰无裂文，短日有冷光。

天寒色青苍，北风叫枯桑。

苦寒吟·唐·孟郊

流布

概况

王叔和与“伤寒论”的第一次结集

约生于东汉建安十五年（210）的王叔和，比仲景晚了整整一个甲子。与张仲景相仿的是，尽管后来做到了太医令，但史书仍是无传。汉末魏晋时期，受张仲景思想影响最深，或者说张仲景学问之集大成者，非王叔和莫属。

王叔和撰述了《脉经》这部讨论脉理脉法的专著。虽然医界有“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的说法，但他毕竟开了脉学讨论的先河。另一点值得一提，在中医史上，能够称经的典籍屈指可数，像是《内经》《神农本草经》《汤液经》，这些都是圣人之作。《难经》实则非经，是对《内经》的问难答疑之作，相传作者是《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的秦越人扁鹊。汉以后称经的著作不多，其中知名度最高，也是影响最大的三部称经的著述有两部都出自魏晋，其一即为王叔和的《脉经》；另一部为《针灸甲乙经》，由皇甫谧撰。皇甫谧与王叔和同处西晋，年龄略小于王叔和，与王叔和少年习医不同，皇甫谧年届中年才因病习医，故《针灸甲乙经》的成书可能晚于《脉经》数十年。

上述三部后世称经的医著中，《针灸甲乙经》与《类经》主要撰述《内经》的内容，而王叔和的《脉经》则兼及后世。如其于《脉经》序中言：“今撰集岐伯以来，逮于华佗，经论要诀，合为十卷。”《脉经》十卷中，七、八、九三卷，皆为《伤寒杂病论》的内容，这一点足以说明王叔和自身学术所受张仲景影响的深度。

钱超尘教授于《中国医史人物考》一书中，在“王叔和”条下提出了其对《伤寒论》的撰集大略历经了三个时期。其一，即《脉经》时期，其以《脉经》七、八、九三卷中收录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部分内容为标志，此一时期，仍沿用两汉的辨治习惯，于章节之首皆贯“可”与“不可”，如“病可发汗证”及“病不可发汗证”等；其二，即三阴三阳模式，显然，这一模式的结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后世影响深远的六经辨证，大抵源于此期；其三，即对上述两期的重集，后世宋本《伤寒论》卷七至卷十共八节的内容即出于此期。此期的重点又回到了一期的“可”与“不可”，六经辨证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于此可见一斑。

尽管明清以后，对王叔和整理《伤寒论》的评价褒贬不一，贬之者自方有执始，喻嘉言、张璐、吴仪洛、黄元御等继之，甚至有将王叔和譬为乱经之祸首。平实而论，若非王叔和在民间各地的及时搜集、及时整理，不仅张仲景成不了医门之孔圣，我们亦无福目睹《伤寒论》的真容。如清代名医徐大椿言：“苟无叔和，安有此书？！”钱超尘先生亦言：“叔和对仲景书有存亡继绝大功，其书不亡，端赖叔和。”

第一次结集后的流布

《隋书·经籍志》第一次正式记录了由王叔和整理的张仲景著述，谓曰《张仲景方》十五卷。从王叔和于西晋初的整理到北宋嘉祐治平年间校正医书局组织校刊，历经了两晋（西晋、东晋）、南北朝、隋、唐及五代十国，共计八百余年。由《隋书·经籍志》的记载可以推知，西晋以后，张仲景著述的流布大致都以王叔和的撰集本为主体。且王叔和的太医令身份，在那个时代恐怕也是一个颇具公信力的广告，对于上述著述的流布亦都会是有价值的。这一时期的诸大医家，如东晋的葛洪、南朝宋齐间陈延之、南朝梁的陶弘景以及隋唐的巢元方、孙思邈、王焘等，无不对张仲景的《伤寒论》熟谙有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陈延之、孙思邈、王焘三位医家。

陈延之，其所撰《小品方》的大量内容来自张仲景的著述。如《小品方》自序中记：“《张仲景辨伤寒并方》有九卷；《张仲景杂方》有八卷。”而自序中的另一段文字则更直白地表达了张仲景对陈延之的深刻影响：“汉末有张仲景，意思精密，善详旧效，通于往古，自此以来，未闻胜者。”据高文铸先生考证（见陈延之著，高文铸辑注《小品方》），《小品方》的成书年代略在南北朝时期，即公元454年至499年之间。书成之后，流传广泛。到了唐代，《小品方》已成医家必读之书，几与张仲景的《伤寒论》齐名。有这样一部颇具影响的著作与《伤寒论》相携而行，对于张仲景学说的流布当然会有推波助澜之益。只是北宋中叶以后，《小品方》便趋于亡佚。

孙思邈是隋唐时期的著名医家，民间则尊为药王，是迄今为止中医界最为长寿的一位大医家。在其所著《千金要方》的著名篇章《大医习业》中，强调了凡欲成就大医的学人，必须熟读张仲景的经方。而从其于《千金要方》卷九的感叹“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更可以看出孙思邈对于为医者若无缘习读仲景经方的惋惜。孙思邈晚年，为补述《千金要方》的不足，补撰了《千金翼方》。《翼方》的卷九、卷十，即是对《伤寒论》的全面记述。也可以说《千金翼方》是自王叔和之后，宋嘉祐治平之前，记录《伤寒论》内容最全的个人撰述，对推动张仲景著述作更为深广的流布，其功亦不在小。

王焘为唐代的又一位著名医家，其所撰的《外台秘要》晚于《千金翼方》七十年，书中收录仲景的著述虽不及《千金翼方》多，但于那个年代亦属难能可贵。

伤寒论

据章太炎先生考证（见《章太炎全集·医论集》），隋以后《伤寒论》分别有两个抄本流布于世，其一，由南朝梁隐士、著名目录学家阮孝绪所传的本子，即不避“坚”字本，或称梁本。唐孙思邈录于《千金翼方》者，即为梁本。其二，避“坚”字本，又称隋本。所谓避“坚”者，因隋文帝名“坚”，故避讳之。也就是说，凡《伤寒论》中有“坚”字处，一律改“坚”为“鞕”或“固”，故称隋本。虽然孙思邈《千金翼方》所录为梁本，但相较而言，流布更广的当是隋本。

据北宋开国宰相王溥所著《唐会要》卷八十二所记，唐代的医官考试内容规定其中两道题出自《伤寒论》，而其所用的版本即为隋本。

唐末至五代，中国历史又进入了混乱与分裂时期，尽管唐中期以后，雕版印刷渐渐普及，但连年的战乱，亦极易造成文献的流失与损毁。及至大宋立朝，幸得五代十国中荆南国的最后一任国君高继冲（942—973）的进献，北宋的崇文院里才有了《伤寒论》。而高继冲的进献本，亦为隋本。

上述两个事例，或可作为隋本《伤寒论》流传相对较广的佐证。

第二次结集及流布

准确地说，这不算一次结集，而是一次校正刊行。

校正医书局

1057年，校正医书局正式成立。虽然，此一机构只运行了12年的时间，但由政府出面，组织对医籍专门校正的先河之举，无疑为宋及以后的医籍刊行铺平了道路。

据钱超尘教授考证，荆南国的末代皇帝高继冲（荆南国归顺后，高继冲被封为荆南节度使）进献《伤寒论》的时间，略在北宋开宝四、五年间，亦即971至972年间。获献的隋本《伤寒论》又在北宋的崇文院内沉睡了近百年。治平元年（1064）上述《伤寒论》由校正医书局的林亿、孙奇、高保衡组织校正，其中主校是孙奇，并于次年校毕雕版刊行。作为机构，校正医书局于1069年正式解散。

以高继冲进献的十卷《伤寒论》为底本，经由孙奇等校正刊行，后世称之为宋本《伤寒论》。宋本《伤寒论》的正式刊行，使得《伤寒论》的流布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此一时期，仲景的学术更深入医界，更广为流行。

真正的宋本

宋本形成后，由官方首刻的是大字本《伤寒论》，由于开本过大，携带不便，1088年改刻成小字本《伤寒论》。由于开本缩小，携带方便，随着小字本的刊行流布，大字本《伤寒论》的流传便逐渐稀少。

据钱超尘教授考证，南宋至元代大小字本《伤寒论》皆未被翻刻，直到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江苏常熟的一位著名藏书家赵开美（1563—1624）以其所藏原刻小字本宋本《伤寒论》为底本，聘得一流工匠赵应期，乃得翻刻。刻成之后，底本即亡佚。因此，明万历之后所见到的宋本《伤寒论》，其实都非宋时的原本，而一律为赵开美的翻刻本。从这个意义而言，赵开美本反倒因最逼近宋本原貌而通称“宋本”。

赵开美翻刻的宋本《伤寒论》又分为初刻本和修刻本。所谓修刻本，是最初翻刻付印之后，即发现翻刻原版有十余处错字，于是将原版的错字挖出，置换上无误的字，此置换掉错字的版本，即称修刻本。而原来的本，则称初刻本。从此往后，流传的宋本《伤寒论》便无外乎这初、修两个刻本。

赵开美于明万历年间的翻刻，对于《伤寒论》传承的接续，尤其是对北宋校正医书局校正《伤寒论》成果的保有，可谓厥功甚伟！但那个年代，文献的流传仍是十分艰难的事。到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编修《四库全书》时，已然找不到上述两个刻本了，而收录了成无己的《伤寒论注释》。

伤寒论

全新的格局

第一位注家——成无己

中医是中国文化的瑰宝，这是人们经常提到的一个说法，而中国文化很显著的特征是对经的重视。重视经，便有崇古的嫌疑，这是饱受现代教育的人们在面对古代文化时最常遇到的困惑和麻烦。重视经，便要去诵读经，学习经，领会经，以求我们的领悟尽量不失经的原义、本义，这便构筑了一门解经、注经（补述经义）的学问。这门学问于中国文化而言，其意义实在举足轻重。西汉以后专门有经学，所谓经学，就是对经典注释及阐发其义理的学问。当然此处的经主要指儒家的经，如五经、六经。但文化的影响往往纵横交错，经学实际亦深深影响了文化的其他部分，如释、道、医等。

有了上述的了解再来看医，亦就知道医的作法，大抵都没有离开上述的思路。如前所述，《难经》从严格的意义来说，以不作经看为宜。若不作经看，那么秦越人（扁鹊）便是第一个为经义作阐发的医家。若是作经看，那么《难经》则是第一本被注释的医经。三国时吴国太医令吕广对《难经》的注解，相对于南朝时期首开为《黄帝内经素问》作注先河的全元起，要早二百余年。但从《内经》的历史地位及学术价值考量，我们似乎更愿意将全元起视为在医界最早注解医经的医家。全元起之后，隋末唐初的杨上善继之，撰注《黄帝内经太素》。知名度最高、影响最大的，当数唐代王冰所注的《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由于作为药学经典的《神农本草经》的过早亡佚，历代医家或辑或注，其泾渭便不易分明。南北朝时期著名医家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或属此类，只惜该书亦已亡佚，现仅存敦煌石窟所藏残卷。

从经学的角度考量儒、释、道、医，这其实是中国文化很特别的路径，是学人必须熟悉的。宋以前，医的经学基本围绕着《素问》《灵枢》《难经》《神农本草经》。宋以后，在这个格局上异军突起，其历史性的标志是，公元1172年金人成无己《注解伤寒论》的问世。金人成无己约生于1060年—1068年，这期间正是北宋校正医书局组织校正《伤寒论》的时候。他于40岁左右开始注解，历时40余年，于80岁高龄时完成这项前无古人的工作。成为第一位全文注解《伤寒论》的医家，成为医界经学开疆拓土的功臣。其所作注释，被后世誉为“以经注论，以论证经”的典范。除《注解伤寒论》外，成氏尚著有《伤寒明理论》。据钱超尘先生考证，成无己之所以称金人，乃因被金国绑架至其首都临潢并客死该地之故。然成氏不忘故土，临终前托故人将《注解伤寒论》手稿带回大宋刊行，其民族情怀，感人至深。

此事两难全

成无己开此先河之后，对张仲景著述尤其是对《伤寒论》的注释研究便一发不可收拾。尤其明清以降，最为医家关注的非《伤寒论》莫属。有几百位医家为《伤寒论》作注，若以数量论，甚至远远超过《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三经。且此风远播海外，日本亦有诸多医家为《伤寒论》作注，其汉方医的名头，无疑是出自张仲景。

回到儒门，经及经学亦随时代的变迁而有差异。从西汉时期的五经（《乐》经佚失），即《易》《诗》《书》《礼》《春秋》，至宋时十三经（《易经》《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完璧。更至南宋朱熹对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正统地位的确立，四书五经并称。儒家经学从孔子时代的述而不作，逐渐走向亦述亦作，而随着四书影响的日益凸显，这一时期，显然已是作过于述了。

结合儒门经学的历史，再回过头来看医门的经学，对伤寒道统的突起，及张仲景医圣名号的确立，便不显得突兀了。现在再来品味前已述及的“医门孔圣”的称谓，还似入情入理。只是谁来充当朱子呢？难道是成无己吗？

伤寒道统的开显，在医界是一件大事。如前所述，数百年来，但凡著名的医家没有不在伤寒这门学问上发声留言的，清代几位著名的温病大家，如叶天士、吴鞠通，亦都在张仲景的学问上有相当的见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汇成了蔚然大观的数百家注言。随着《注解伤寒论》的刊行问世，作为白文本的宋本《伤寒论》（未加注释的本称白文本）的流布，反倒日渐萎缩。

如此这般的状况，说明了一个问题，本来我们读经、学经，是为了自己解经。也就是说，山上的风光再美，要自己看了才美。听人说的美，总是隔了几层，再怎么个美法，也都不好领受。当然，若要亲自领受，那就必须亲自登山，亲自上路，这个苦、这个难是必然要吃的。只是人总有趋易的一面，总愿坐享其成。所以注风一开，大家便渐渐习惯于看注家如何解经，如何注经。习惯于领略注家描绘的精彩，而忽略了自己。诸注家们之所以注经，本来是为了引路，不曾想反成“代驾”了。

注经、解经，可以使经学更广为人知。金元以后，伤寒之所以会成为广为关注的学问，与注解之风的开启不无关系。然而世事总难两全，随着注解之风的日渐隆盛，或出于贪图省事，对于白文经义这块硬骨头的开啃，亦随之日渐淡薄稀少。白文本流通之所以困难，这恐怕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就经义的领悟而言，他人注、他人解，是完全不能代替自解的。

第三次结集

宋本重见天日

1982年，由卫生部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出面，组织专家对十一部重要中医典籍进行重新校注，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十一部典籍分别为：《素问》《灵枢》《神农本草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脉经》《中藏经》《黄帝内经太素》《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其中《伤寒论校注》由刘渡舟担任主编，钱超尘副之。

刘渡舟先生主编的《伤寒论校注》，其所使用的底本即上述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赵开美的修刻本。《伤寒论校注》于1991年刊行，刊行之后，这一底本广泛传播并得到认同，目前高校使用的《伤寒论》教材，就是使用该底本。

在此之前数百年间流通过的诸个版本，值得一提的是源自日本的安政本《伤寒论》。明万历的赵开美本刊行后，其初刻本很快便流传到日本，不久日本坊间翻刻了宋本《伤寒论》并流通，称为秘府本或内阁本，并被日本学术界奉为国宝。但据钱超尘先生考证（《“日本安政本〈伤寒论〉”版本之考证》），上述刻本若依版本规范，错讹颇多，并非真正的赵开美本。

日本安政三年（1856），由堀川济据枫山秘府本，经重新点校纠正错讹后刊刻，此即著名的《翻刻宋版伤寒论》，亦称安政本《伤寒论》。安政本付梓不久，便传回中国。1923年，著名中医学家恽铁樵先生以安政本为底本影印发行，并谓之为赵开美本。恽氏的此一结论，致令此后之撰著、教材、目录多误称恽氏本为赵本。如1955年由重庆中医学会主编、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辑宋本伤寒论》，其所使用的底本即恽氏影印本。又如1959年由南京中医学院主编、陈亦人教授主笔的《伤寒论译释》，其所用底本亦为上述影印本。《伤寒论译释》曾多次再版，在中医界影响甚大。而《伤寒论校注》于底本上拨乱反正，采用的是真正的赵开美本。

五宝现身

就《伤寒论》的流布而言，尤其是二次结集后的流布，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赵开美的翻刻实在应该浓墨重书。幸得钱超尘先生28载坚持不懈，终于觅得现存于世的五部赵开美翻刻本的下落。其中初刻本三部、修刻本两部。三部初刻本分别藏于中国中医研究院（即现在之中国中医科学院）、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图书馆，两部修刻本分别藏于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图书馆、台北故宫博物院。至此，五部国宝级的医典全然
现世。

上述由刘渡舟、钱超尘先生所编《伤寒论校注》使用的底本，为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修刻本。而两位先生于1983年初注时，并未见到修刻原本，其底本乃依据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该刻本的缩微胶卷。为述明此事，需交代一段不平凡的往事。1935年，华北局势危急，北平图书馆内的善本图书岌岌可危，随时都有被日军抢掠的可能。为了妥善保存善本图书，北平图书馆的同仁们历尽艰辛，将甲库善本图书南迁，装箱运抵了上海，并欲运往美国。1937年，彼时的上海亦在日军的控制之下，要想将此二万余册的珍贵图书运出海关，谈何容易！真可谓天无绝人之路，1941年，后来出任美国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馆长的钱存训先生当时正在上海，因偶然机缘，征得海关外勤张先生同意，帮忙清关运书。遂得在他当班的时候将此批善本运出海关，并装轮运抵美国国会图书馆。而上述《伤寒论》修刻本，便夹运在这批善本之中。

1943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征得中方同意，将寄存善本书摄制成缩微胶卷，王重民先生经手此事。1947年，他遂将这批书制成的缩微胶卷带回国内，收藏于北京图书馆。上述《伤寒论校注》，即以此为底本。

1965年，上述善本运抵台北，收于台北故宫博物院。钱超尘先生于2009年访问台北故宫博物院时，见到此刻本并将其复印带回。后钱超尘先生将此复印本捐存于南阳医圣祠，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医古籍珍本集成》中的《伤寒论》部分便是以此复印本为底本。2013年，人民卫生出版社组织重校《伤寒论校注》，钱老依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伤寒论》修刻本为底本加以校正。

经方的来源

据《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所载，若除去房中与神仙之属，则汉代及之前的医学略分两类，即医经与经方。大抵《内经》可为医经的代表，其治重于针刺；而《汤液经》则为经方的代表，其治重于方药。《汤液经法》三十二卷载于《汉书·艺文志》，据钱超尘先生考推，六朝后即归亡佚。皇甫谧于《针灸甲乙经》序中言：“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从考证张仲景学问源流的角度看，这应该是一段影响深远的文字。北宋校正医书局的高保衡、孙奇、林亿等校正《伤寒论》时，其序言几乎照搬了皇甫谧的这段序文，谓曰：“夫《伤寒论》，盖祖述大圣人之意，诸家莫其伦拟。故晋皇甫谧序《甲乙针经》云：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近世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可施用。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得不谓祖述大圣人之意乎？”

我们今天称张仲景的方为经方，恐怕与此不无关系。但由于《汤液经》过早的亡佚，张仲景作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出自《汤液》亦只流于表面陈辞，缺少实际内容的关联。成无己开《伤寒论》注述先河，则以《伤寒论》原序中的《素问》、《九卷》（应即《灵枢》）、《八十一难》为依，至于皇甫氏所言《汤液》，于成注中并无踪影。成氏之后的诸家亦大抵不离《内经》《难经》，鲜有以《汤液》说《伤寒》者。及至民国，杨绍伊先生依其文史学养，在精究《脉经》《千金翼方》的基础上，断言《伤寒论》出自《汤液经》，并撰《伊尹汤液经》。以为《伤寒论》系由三大部分组成：其一，即《汤液经》原文；其二，张仲景论广的部分（即张仲景对《汤液经》的阐发）；其三，张仲景遗论（即张仲景弟子记述师说的部分）。《伊尹汤液经》撰于1948年，这一观点并未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唯胡希恕先生及冯世纶教授等极力赞许，并有相关著作行世。

千余年来，张仲景论广《汤液》之所以只限陈辞而少实际，与《汤液》文献的亡佚有直接关联。若依上述，《汤液》出自神农，而《神农本草经》亦是成书不久即亡佚的典籍，但是《神农本草经》从明代起即有医家辑录，我们今天看到的《神农本草经》其实并非原本，而是历代医家辑录的结果。《汤液经》在民国以前基本无人问津，未出现过类似《本草经》之类的辑本。这使得学界对于仲景之学与《汤液》一脉的渊源研究基本处于搁置状态。杨绍伊先生之论断不谓不壮，但却缺乏共鸣，恐怕亦与《汤液经》的上述历史现状有直接关联。

1918年，时任湖北军马总稽查的张渥南奉命前往甘肃购买军马，因大风所阻，借宿于敦煌藏经洞，并以此因缘得从守洞道士王圆箓手中购得陶弘景所撰《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以下简称《辅行诀》）。该书系陶氏从《汤液经法》中所抄录，共录60首方（书中实见57首），以备其入茅山修行之需。所谓辅行，或为辅助修行之谓。张渥南颇具慧眼，得此书后遂辞去公职，回原籍河北潜心钻研，不久便能以此悬壶。书传其子，子传其孙张大昌先生，四十余年珍藏未泄。张大昌先生感其书的珍贵，欲将其捐献国家，惜“文革”开始，其愿望未能实现。1966年，原作被毁。所幸张大昌及其弟子皆有抄本，方使《汤液经法》之一线不致断绝。

1974年初，张大昌先生将《辅行诀》抄本寄至中国中医研究院，引起马继兴、王雪苔等先生的高度关注，并于1988年刊行于马继兴先生主编的《敦煌古医籍考释》（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中。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钱超尘先生数次南下，走访大昌先生的诸位弟子，最终将散布于民间的21个抄本集齐，于2008年以《辅行诀五藏用药法要传承集》为名，由学苑出版社出版。

《辅行诀》的现世是划时代的，如果说皇甫谧“仲景论广《汤液》”千余年来孤掌无应，那么，二百余年后，陶弘景所撰《辅行诀》虽然姗姗来迟，仍是一记有力回应。陶弘景不仅肯定“仲景论广《汤液》”之说，且云：“汉晋以还，诸名医辈，张机（张仲景）、卫氾（卫汛）、华元化（华佗）、吴普、皇甫玄晏（皇甫谧）、支法师、葛稚川（葛洪）、范蒋军等，皆当代名贤，咸师式此《汤液经法》，愍救疾苦，造福含灵。”此于《汤液经》一脉的传承路径，是极其珍贵的文献。其又云：“外感天行，经方之治，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汤。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疗治明悉，后学咸尊奉之。”二旦，即小阳旦汤、大阳旦汤，小阳旦汤即桂枝汤。《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第五》第30条有“证象阳旦”句，《金匮要略》“妇人产后病脉证并治”亦有阳旦汤，惜有汤名而无方药，于此即知阳旦之实。六神即大小青龙、白虎、真武诸汤。《伤寒论》青龙、白虎、真武（即玄武）诸汤皆备，独无朱雀（即朱鸟），而于《辅行诀》中可见黄连阿胶汤即小朱鸟汤。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从文献学的角度言，《辅行诀》的重现，对于探究《伤寒论》与《汤液经法》一系的渊源，无疑有重要的意义。为探明《伤寒论》的学术渊源及经方出处，提供了诸多文献支持。

自成无己开注风以来，解《伤寒》之所以皆以《内经》《难经》为依，是因为《伤寒论》原序中明言：“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而杨绍伊先生以文法上的“浑说”与“详举”不宜同时而判定“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等乃王叔和撰次所加，而非张仲景原文。此一说法，似不能轻易认同。又杨绍伊先生认为“汤液家以六经统百病，岐黄家（即《内经》为代表的医经派）以五脏六腑统百病”则缺乏凭据。相反，我们于《辅行诀》中看到的几乎都以脏腑论病，恰无六经之言。因此，综合上述，相对公允的看法是，东汉末年，张仲景在继承师学的基础上，结集医经、经方两家，融汇贯通，最终撰出以医经主理、以经方主事、理事圆融、理事不二的《伤寒论》。

于此章煞尾之际，尚需提及两事。宋本《伤寒论》的初刻为大字本，大字本因携带不便而甚少流布。1908年，著名藏书家徐坊于修刻本《伤寒论》的题记中，披露了其家珍藏的大字本《伤寒论》。徐坊曾为宣统皇帝之师，其“归朴堂”藏书楼所藏善本甚多。1916年徐坊逝后，归朴堂交由其夫人掌管。不久，大字本遭窃，至今下落不明。另者，在《伤寒论》流通的诸多版本中，尚需提及一本在内容和体例上都较其他版本丰富的《伤寒杂病论（桂林古本）》，有关这个版本的真伪在学术界虽有极大争议，但作为研究及临床应用，亦不乏可资参鉴

本文选自《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伤寒论》，解读人广西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教师、经典中医临床研究所首席教授刘力红。

■ 文章来源：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编辑、监制 | 高爽 审核 | 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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