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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也让台湾的命运与朝鲜半岛上的局势演变息息相关。
无可讳言,此刻台湾的军事安全与国际地位,相当程度建立在朝鲜半岛战事是否能够继续持续下去,战事愈胶着,台湾的战略地位也就愈有保障。
1、蒋介石的不安与焦虑
因此到了1953年夏天,当朝鲜半岛的停战协定谈判进入最后尾声之际,蒋介石的焦虑,似乎并不下于韩国李承晚。
该年稍早的4月至6月间,蒋介石曾三度致函艾森豪威尔,提醒美国,应注意共产党阵营所发动的“和平攻势”,并劝告华府勿轻言陷入共产党阵营愿意进行停火谈判的“圈套”。
根据一份1953 年初国民党大陆工作情报活动的解密文件显示,自1949年以来,尽管国民党对当时台湾岛内的安全形势,已有显著之掌控,然而其在大陆地区的敌后情报工作与活动能力,正迅速消减。
1952年年底之际,台北当局所能够获得的军事情报中,来自大陆地区的总数,只占12.2%,相较之下,来自台湾澎湖与金马外岛地区的情报,则占了49.9%,而来自香港与澳门的, 则占18.1%。
这份机密报告同时坦承,国民党在华北、东北与西北地区的敌后工作,已极其微弱,对此,蒋介石深感震惊。
另一份极机密国安情报文件则指出,1949年前后,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地区所设置的107座无线电台中,到了1953年年初,只剩下29座仍在运作,其他8台暂时停止运作, 30台已失去联系,另外剩下的40座,若非已操纵失灵,即是只能发挥局部功能。
此一事实,与1950年6月底朝鲜战争爆发前后,台北方面有关训练、资助、与派遣秘密特工人员向大陆进行敌后渗透的众多计划相比,已有天壤之别。
时任国民党“参谋总长”周至柔甚至坦承,未来要在中共所控制的区域内,建立完善的国民党情报网,并且搜集最准确的情资,只会愈加困难。
1953年,对台北而言,发动正规军事“反攻大陆”作战是一个不切实际的选项,相反,发动小规模、成本、风险与代价相对较低的大陆沿海突袭行动,就成了国民党当局可以向世人证明其仍具备“反攻大陆”决心的可行方案了,该年7月的东山岛之役,即是一例。
对蒋介石而言,选在朝鲜战争停火协议签字前夕发动此一突袭行动,似有重新唤醒国际社会,表明台湾在亚洲冷战战场上继续保有重要战略地位之用意。
然而该次突袭行动的结果,令蒋介石大失所望:
7月16日清晨,约600名国民党伞兵空降东山岛,在遭遇零星解放军抵抗后,顺利控制了滩头阵地,然而由于台湾方面对于该地区涨潮时间的计算,出现严重失误,使得原本计划派赴该岛进行两栖登陆作战的5000名增援部队,延迟数小时才抵达,这让已经空降东山岛的伞兵先遣部队,必须单独面对增援的大批解放军。
翌日,国民党军面对解放军压倒性优势,被迫从东山岛匆忙撤退。
此突袭行动,最后造成国民党部队伤亡3300名,同时损失了两辆坦克、两架战斗机,与三艘海军登陆舰。
尽管当时台湾内外媒体曾大幅报道国民党部队此一36小时的突袭行动,以及对东山岛的短暂控制,然而即便是蒋介石本人,也视此一突袭行动为一大失败,甚至导致台北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西方公司”之间的秘密合作,逐步划下句号。
此一突袭行动所发生的诸多缺失,加上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都让美方决定不再支持国民党游击部队,因而着手裁撤“西方公司”与其驻台情报人员,并将大陆沿海外岛国民党游击队编入正规部队的序列,纳入美国驻台军事顾问团的监督与装备援助。
更重要的是,东山岛战役的失利,促使美国决策者加速其重新界定与规范国民党当局日后对大陆的军事行动。
毕竟在美方看来,朝鲜战争停火后,台湾未来的军事力量应当仅只是“防御”性质,而非以“攻击”为目的。
东山岛突袭后不久,美国驻台北军事顾问团团长蔡斯正式照会国民党相关部门,在未征得美方允许的情况下,未来国民党军不能向中国大陆采取任何军事行动。
蔡斯还特别指明,台北在发动任何超过500名以上官兵参加的军事行动,或者采取任何营、团、师级以上规模的沿海突袭行动之前,都必须先获得美国军事顾问团的首肯,台北最后勉强同意接受此一条件。
回顾历史,东山岛之役后,蒋介石似乎对于其部队的两栖作战能力, 有更为清楚的认识,此后一生,他未曾再下令国民党军队发动大规模两栖登陆进攻。
2、蒋介石引进日本军官的原因
自从杜鲁门总统下令第七舰队“协防”台湾海峡,并决定重新军援国民党当局之后,美国对台湾的军、政与外交影响力,明显增强,另一方面,蒋介石虽乐见台湾的安全因朝鲜战争的爆发而获得保障,心理上他是否真心信任美国人,不无疑问。
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起,为了平衡与抵消美国对台湾军事决策的影响力,蒋介石曾经起用一批鲜为人知的日本卸任军官,前来台湾协助训练国民党部队,拟定各种作战方案与台湾地区社会动员计划,并承担国民党部队的军事思想、教育与改造等任务。
此外, 蒋秘密引进日本军官团势力,似乎还有另一个用意,即在于牵制获得美国背后强力支持的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孙立人,以及其所属部队。
1949年11月,当时在四川督导国民党军防务的蒋介石,身旁出现一位中文名叫“白鸿亮”(本名“富田直亮”)的日本退役军官,协助蒋介石拟定作战计划。
11月14日,蒋介石自台北飞往重庆,督导西南各省最后防务,面对步步进逼的解放军,蒋介石指示白鸿亮提出四川最后“剿共作战”计划。
一星期后,白鸿亮向蒋介石提出两套作战计划,建议当时驻守重庆外围的罗广文兵团,转守势为攻击,主动进攻来犯解放军,让四川作战成为一场持久战,以利其他小规模地方团队或者国民党游击部队,于解放军占领区内展开游击战。
在白鸿亮看来,若罗广文部队能够支撑一段时日,让自华中地区后撤的国民党兵团有充裕时间抵达重庆,则国民党在西南各省的局面,似仍可有番作为。
随后数日内,罗广文部队起义反正, 让白鸿亮所提出的计划没有机会付诸实施,然而他对战局的分析与专业意见,却让蒋介石留下较深的印象,这也成为蒋日后决定聘用日本军官的滥觞。
国共内战最后关头之际,一位原日本军官出现在重庆,协助蒋介石进行作战,此看似突兀,实非出自偶然。
3、解放战争后期的日本军官
随着国民党部队在内战中节节失利,1949年春,当时已自总统职位“引退”的蒋介石,透过中国驻日代表团组长曹士澂,秘密接触被国民政府宣判无罪释放的日本头号战犯冈村宁次,在“剿共”前提下,寻求各种有助于国民党当局东山再起的机会。
同年7月,曹士澂前来台湾面见蒋介石,提出聘用日本军官前来训练国民党军的构想,蒋表示同意,并指示中国方面由具有留日背景的汤恩伯来负责,日本方面则由冈村宁次会同曹士澂办理。
9月间,当时驻守厦门的汤恩伯,向蒋介石密报他已在当地成立一筹备小组,着手招聘“外来干部” 事宜。
依据汤恩伯当时的规划,他决定以其所辖国民党军第166师为基干编成一支“新军”,由来自日本的“外来干部”进行训练,使之成为一完全忠诚可靠的新部队,来协助蒋介石进行作战。
根据汤恩伯此机密文件显示,这一新编师的规模,包括“外来干部”1200人,官兵9000人,马匹300匹,车辆50辆,所需经费共约480000银元。
汤恩伯同时向蒋介石呈报一工作大纲,由当时以“私人顾问”名义服务于其麾下的前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化名“林保源”),负责指挥“外来顾问”,并决定在当时中国驻日代表团内秘密设立——“东京分处”,由另一名前日本军官吉川源三(化名“周忠彻”)担任分处长,与曹士澂密切联系,积极招募日本“外来干部”前往中国服务。
根据此份纲要,蒋介石方面将支付每位日籍干部丰厚的“安家费”及“旅费”,首期业务以三个月为限。
虽然汤恩伯所提议组建的“新军”,随后因为国共内战急转直下,终未能够正式成立,然而招募日本“外来干部”前来服务于蒋介石麾下,却不断在进行当中。
在冈村宁次的推荐下,白鸿亮和另外两位前日本军官荒武国光(化名“林光”)与杉田敏三,于1949年10月底,首先经日本九州前往台湾,随后并陪同蒋介石一同前往四川督导防务。
到了1950年年初,共有17名前日本军官追随白鸿亮脚步,先后秘密抵达台湾。
这批军官团因其领导人白鸿亮之名,而被称为“白团”。
4、“白团”的作用
1950年2月,蒋介石在台北圆山附近的一个隐秘处,设立“圆山军官训练团”,由彭孟缉担任 “教育长”,并由“白团”成员开始对国民党军事将领,开班授课,进行军事教育与训练,同时协助蒋介石拟定各项军事方案。
蒋介石运用“白团”,在当时另有一微妙的考量,易言之他有意引入日本的力量,来制衡具有强烈美国背景的“陆军总司令”孙立人。
朝鲜战争爆发前的数个月内,有关孙立人获得美国暗中支持,即将发动兵变以取代蒋介石的传闻,甚嚣尘上,从当今美国务院解密档案里,可以清楚知悉,当时华府军事情报决策阶层,确实一度有意扶持以开明作风著称的孙立人,主掌未来台湾军事,以避免台湾遭到解放。
1950年4月间,值此敏感时刻,蒋介石在未与孙立人讨论情况下,即下令将驻扎新竹湖口、当时被视为台湾最精锐最优良的国民党军第32师,接受 “白团”的特别指导与训练,并作为“白团”实践与试验其军事理论之对象。
同时,蒋介石还决定让“白团”参与更多军事动员计划,使日本军官团在该议题上,扮演更重要角色。
这些举措都令当时名义上仍指挥全体国民党陆军地面部队的孙立人,感到极端屈辱与恼怒,他向蒋抱怨国民党军不应该向一个“敌国”学习军事,也曾向美国驻台北“外交”人员“告洋 状”。
然而蒋介石并不为所动,反之,他于1950年6月初,进一步责成 “白团”负责由国民党军三个陆军师,以及全体海空军共同参与的大规模反登陆作战演习,该演习于6月23日举行,也成为国民党当局退台以来, 首次的实弹演习,事后蒋介石对于“白团”的成果极感满意。
在当天的日记里,他甚至写道:“今日实为余从新学习军事学之开始也。”
而对于日本军官所提出的演习计划与构想,也认为“甚有心得”。
5、“白团”与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冲突
朝鲜战争爆发后翌年(1951)春天,当美国军事顾问团在台北正式成立并运作之后,日本“白团”的去留,成为顾问团首任团长蔡斯最迫切想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美方看来,美军顾问团是无法与日本军官团并存的。
此时“白团”的总人数,已经从最初的18人增加到76人,美方认定蒋介石之所以起用日本人,是为了向孙立人以及其所辖部队传达一重要讯息:他无法容忍台湾的军事防卫,完全听命于美国人。
对美方而言,任用“白团”也是蒋介石所一贯采用“分而治之”的手腕。
当蔡斯进一步理解到,蒋介石聘用“白团”来教育国民党部队将领,实际上在于突显美国那一套军事方法,并不完全适合于中国国情,而且蒋介石相信,国民党军将士将能够从日本军官身上获得比来自美国人更多的利益时,美方对于 “白团”在台湾的继续存在,愈加无法容忍。
诚然,当时甚获美国欣赏与支持的孙立人,其对日本“白团”的抱怨,也影响美方在此事件上的态度:
1951年上半年,国民党部队将领们轮番被蒋介石下令前往接受“白团”的教育与授课计划,时间最长甚至达三至四个月,孙立人因而向美军顾问团抱怨称,此种安排已严重影响到部队的正常运作,遑论日本人的军事教育训练课程,与美军顾问团对国民党军队的训练要求,已经造成极大冲突。
在美方强大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做出妥协;1952年7月,蒋指示“白团”转入地下,“圆山军官训练团”停止运作,“白团”成员总数也减至30人左右。
但是同年11月,蒋介石以“研究军事战术与战史”为名目,另外在台北的石牌地区另外成立“实践学社”,由彭孟缉担任“主任”,白鸿亮等人也以“教官”名义,继续低调地进行培训国民党部队中高阶将领的业务。
此一“实践学社”继续运作达17年之久,直到1969年初,最后4名日本教官结束其任务,返回日本,才宣告结束。
据统计 “白团”存在于台湾的近20年时间里,估计有超过10000名国民党高级军官,接受其军事培训计划与课程。
6、日本人的反攻方案——光计划
日本“白团”曾在1950年代蒋介石的对美“军事外交”关系中,还曾起到一个间接、重要、但鲜为人知的角色。
1953年 5月23日,白鸿亮与其同僚在以“实践学社”名义活动半年之后,草拟一份代号名为“光荣”的军事“反攻大陆”作战计划(简称“光计划”)。
“白团”在此计划中研析国民党部队需要5年时间,进行整军准备,以确保在台湾得不到任何外援情况下,也能够独力展开“反攻大陆”行动。
考量到稻米之乡的广东省,对未来国民党军队反攻登陆后的战力补给,要比福建省更具价值,“光计划”力持以珠江三角洲为假想目标,发动两栖登陆,先占领一部分华南地区作为据点,并将国民党力量向周边延伸至海南岛、闽西与桂东地区,若能维持至少六个月时间,则可作为国民党夺回整个长江以南地区的第一步。
此一以“广东省”为首要占领目标的设想,与朝鲜战争期间,蒋介石以浙江与福建为主要目标的反攻战略,大相径庭。
而为了实现如上目标,“白团”建议蒋介石应在未来数年内,设法添购1650架战机,建造总数高达29万8千吨的海军舰艇,同时扩编一支规模达60个师(包括52个步兵师与8个装甲兵师)的国民党地面部队,拟定于1958年春天,对中国大陆发动第一波军事反攻。
此份“光计划”完成两周之后的6月11日,蒋介石率亲信幕僚,亲自前往石牌“实践学社”听取白鸿亮对该计划的详细简报,蒋闻后显然相当满意,他在当天的日记里记载:“其方针与余原意相同,今后准备工作 应积极指导。”
不过从后来诸多事件的演变来看,蒋介石当时之所以赏识此份“光计划”,并非仅只是其所设想的反攻广东、收复长江以南之宏伟目标,更多是在于该计划提供了蒋介石所需要的诸多国民党军需细节与内容。
事后证明,他的确以日本人所拟订之“光计划”的精神与原则为基础,与美国政府展开谈判交涉,并以该计划反攻华南的目标,来向美方争取更多的军事援助。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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