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背上的忽必烈与他的文人“朋友圈”｜新知|元世祖忽必烈|元朝|小说家|成吉思汗|李世民|耶律楚材|郭守敬

文博时空作者刘畅 元世祖孛儿只斤·忽必烈（1215-1294 年），成吉思汗之孙，托雷第四子，是大蒙古国第五位可汗，同时也是元朝的开国皇帝。他以谏为铭，革故鼎新，于混乱中形成秩序，真正通过“治统”与“道统”开启了蒙古帝国向多民族国家的转型，实现了中国的多元一体、和而不同。

成吉思汗亲自为嫡孙 11 岁的忽必烈和 9 岁的弟弟旭烈兀初猎成功，举行拭指仪式。成吉思汗在临危时对忽必烈说：“彼将有一日据吾宝座，使汝辈将来获见一种命运，灿烂有如我在生之时”。他已经预见忽必烈未来会继承他的遗志，必成大器。此画现藏于坐落在内蒙古成吉思汗陵的蒙古历史文化博物馆。

效法李世民金莲川幕府广招儒士

忽必烈像

忽必烈是在金代留下来的一大批汉儒的陪伴中长大的，从小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比如海云禅师、刘秉忠、张德辉、姚枢、赵璧、张文谦、李治等等，他们中有数术家、理学家、文学家、经邦理财能人、宗教僧侣及王府宿卫等。

海云禅师像，首都博物馆。海云向忽必烈举荐了最重要的谋臣刘秉忠。

海云和尚是位精通儒学的长者。忽必烈问海云和尚：“佛法中有安定天下的方法吗？”海云和尚告诉他：“求天下的贤士儒者，问古今治乱兴亡之事。”

青少年时代的忽必烈，曾频繁地向担任过成吉思汗、窝阔台汗两代宰相的契丹人耶律楚材请教，耶律楚材说了八个字“以儒治国，以佛治心”，对忽必烈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初李世民还是秦王的时候，就在自己的天策府开馆虚位，延请四方“文学之士”，忽必烈效法李世民礼招儒士，在金莲川潜邸广招天下名儒，缔造了汉法大举推行的黄金时期。

然而，当时却有一种说法，“辽以释废，金以儒亡”，辽国因为佛教覆灭，而金国因为儒家消亡的说法广为流传。当时还是藩王的忽必烈，在金莲川幕府请教曾在金朝为官的张德辉，是不是有这回事？在《元史》中，张德辉的回答非常肯定, 辽朝的事我不了解，金朝末年亡国之事则是亲眼所见，朝堂上只有一两个儒臣，而其余的都是世袭的武将，军国大事又不让儒臣参与。凭借儒臣的身份晋升为大臣的，大略只占三十分之一。金国灭亡，自当有人承担罪责，儒臣有什么过错？

忽必烈凡事都要刨根儿问底儿，什么都要搞得明明白白，不被任何一种观念束缚。对于儒士，忽必烈有自己的态度，重用义理之士，而不用词章文人。忽必烈治国以实用为本，讲学以致用，对于宋金科举考试以辞赋为主要内容的取士，认为“科举虚诞”，所以“不取”。

元代初期，由忽必烈“重经义、略辞赋”的用人方略，使得文人群体出现了分化，经世为用的得以任用，而善于辞赋的失去了上升通道。这些才子文人只能向下流动，与歌伎艺人交往，进入市民为主体的民间文化空间，开始了传统文人不屑的杂剧与散曲的创作。以关汉卿为代表人物的杂剧作家达 50 余人，其成就虽不能与明清小说抗衡，但元杂剧却成为明清小说戏曲最为厚重的铺垫与基石。

忽必烈倚重汉人儒士，从青年时代开始不分民族、不分地区、不分信仰和不分地位广聘天下人才，他总以平和的口吻，和和气气地与人交谈，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没有任何成见和框框，相机行事，宽容有道。他的信条是：“应天者惟以至诚，拯民者莫如实惠”。

这是一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多元融合时代，元代华化后的少数民族士人，与汉族士人来往切磋，诗文酬谢，促成了多元化民族士人交融、多元文化灿烂的大融合时代。元代有作品流传至今的蒙古诗人有 20 余人，色目诗人约百余人。

《元史世祖纪》中说忽必烈汗是一位成功的皇帝，称他“ 度量弘广”，知人善任。

崇礼重儒，行中国事

1259 年，托雷的长子蒙哥大汗死后，大蒙古国内部的黄金家族并不认同忽必烈的“汉化”倾向，在汗位之争中，忽必烈凭借强大的实力最终称汗。但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在中亚周边形成的“四大汗国”——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和伊利汗国、窝阔台汗国，实际上各成一体，独立发展，而忽必烈则定都元大都（北京），拉开元朝一统中国的大幕。

1260 年 3 月，正式称大汗的忽必烈，同时发布《中统建元诏》，“中统”寓意“中原正统”，拉开了“崇礼重儒,行中国事”的大幕。

《皇帝登宝位诏》（1260 年 4 月）及《中统建元诏》（1260 年 5 月）全文。《中统建元诏》表现出忽必烈统一全国，实现“天下一家”的愿望：“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继承汗位后，他将“祖述变通”，期望与包括汉地臣民在内的“远近宗族、中外文武”“同心协力”。

至元四年（约 1267 年）元大都开始动工。主持元大都设计、建造的是刘秉忠，这一设计一直影响到后世北京城的布局规划。刘秉忠是忽必烈身边诸葛亮式的人物，对元代政治体制、典章制度的奠定发挥了重大作用。刘秉忠最初名侃，后来做了和尚，法号子聪。元世祖忽必烈感其忠诚，赐给他“秉忠”这个名字。此人在《元史》有传：“博学多材艺”。刘秉忠对《易》尤为精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1271 年定下的“大元”国号乃是他取用《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融合蒙古信仰推荐的。《易经》中乾元为八卦之首，代表刚强健硕的天；而蒙古族敬“长生天”，万物的生长由元开始。

刘秉忠死后封赵国公，谥文贞。在元代，汉人有这样尊荣的，只有刘秉忠一人。

刘秉忠像，曾随忽必烈两次征伐大理国和伐南宋。忽必烈采纳了刘秉忠的“赞（辅）以天地之好生，王者之神武不杀”之言，命大将裂帛为旗，上书“止杀”二字，号令攻入大理城后，不得妄杀。蒙古军每克一城，都没有妄戮一人。征南宋时，攻城之后百姓全活者无以数计。

元大都遗址复原图

都城整体呈东西短、南北长的矩形，辟 11 门，拥有严密的城防体系，壮阔巍峨的元大都不仅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政治、军事、外交中心，而且是“世界第一大商会”。

元大都和义门瓮城图源：黄秀纯《元大都遗址发掘始末》

汉白玉麒麟石雕构件首都博物馆藏

地狮角石元大都遗址遗存残件，首都博物馆藏

元大都所遗留的尺椽片瓦，展现了元代北方城市文化的熠熠生辉。《马可·波罗游记》中对当时元朝大都的繁荣充满赞叹。烈日下那明晃晃的一片金光闪花了他的眼。

“内府”款梅瓶。元大都考古发现，出土的瓷器（包括瓷片）中，以白地黑花的磁州窑系的数量居多，其中“内府”款梅瓶，肩书“内府”二字，极为罕见。

青花花卉纹盏托首都博物馆藏。元代陶瓷器造型粗犷厚重，有着草原民族的豪放风格。

白地黑花凤纹罐首都博物馆藏

修历法、凿运河忽必烈赐名“通惠河”

元大都不仅在城市设计上遵从了中原都城的“中轴”对称、三重城垣、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基本格局，而且对中原王朝历朝历代极为重视的社稷之本——对农业有极大影响的时令历法，也着力革新。

重视实用性、不断吸取新知的世祖忽必烈，遇到了一位未来在世界科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个人——郭守敬。

郭守敬雕像，北京古观象台

郭守敬，邢州邢台县（今河北省邢台）人，早年师从刘秉忠、张文谦。1262 年，忽必烈召见中书左承张文谦一起商讨兴修水利之事，张文谦向忽必烈推荐了郭守敬。1276 年太史局设立时，天文学家王恂又请奏忽必烈委派郭守敬负责观测和制订新历法。面对这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能人，忽必烈反复考虑将他用到何处。郭守敬最终是“双管齐下”，左右开弓，在治水、天文两方面，都做出了不凡的伟绩。

至元十六年（1279 年），为修订历法，郭守敬还改制、发明了简仪、高表等十二种新仪器。郭守敬进呈所制仪表时，忽必烈表现了浓厚的兴趣，整整说了一天，直到日暮，世祖仍然兴致勃勃。次年，郭守敬主持的《授时历》完成，成为中国历史上一部精良的历法。

《授时历》，历时四年制订完成，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一种历法，通行三百六十多年。

在天文之外，郭守敬又通水利，承担凿通京杭大运河的“最后一公里”的重任。通惠河的开通，使南方漕运的粮食和货物可以直达大都城的积水潭，在元朝南北方之间架起一道便捷的桥梁。

至元三十年（1293 年）七月，忽必烈路过积水潭，看到京杭大运河停在终点积水潭的漕船，大大小小，“舳舫敝水”，繁华胜景，颇为高兴，为这条运河赐名“通惠河”。

《通惠河漕运图卷》纸本,设色,纵 42.2 厘米,横 346.7 厘米这幅图卷描绘清代康熙年间通惠河漕运的情况。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赵孟頫直言敢谏忽必烈除桑哥

在忽必烈励精图治之时，风雨飘摇的南宋奸相弄权，排斥异己，赏罚失律，致使朝野上下，离心离德。从 1268 年至 1278 年，历时十余年，忽必烈攻宋方略正确，善择良将，终于灭亡南宋，结束北宋亡后一百五十多年的南北对峙局面，重新统一中国，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七个封建正统皇朝。

至元二十三年（1286 年），忽必烈谴使赴江南方寻访隐居于民间的宋代遗臣，得二十余人，赵孟頫名列其首，并单独被引见入宫，觐见元世祖忽必烈。这时，赵孟頫刚刚 32 岁，而忽必烈已是 71 岁的爷爷辈了。

忽必烈见赵孟頫才气豪迈，神采焕发，如同神仙中人，颇常高兴。

赵孟頫自画像《元赵文敏公像》，现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赵孟頫，（1254 年—1322 年），吴兴人（今浙江省湖州市）。南宋晚期至元朝初期官员、书法家、画家、文学家，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赵孟頫对于出仕有着矛盾的心态，但并没有唯唯诺诺，毫无作为，而是直言敢谏，为政清廉，尽职谋事，自世祖至武宗、仁宗、英宗四朝，皆获礼敬。后世文人自傅山认为他有失气节，书法软媚无骨，是一面之辞，董其昌、傅山到晚年都慨叹自己无法达到赵书游刃有余、以唐入晋的从容大度境界。

元世祖忽必烈对于赵孟頫，可谓钟爱有加。《元史》记载，有一天，赵孟頫骑马行至皇宫东墙外，因为道路太狭窄，赵孟頫的连人带马滑入河中。忽必烈知道了这件事，嘘寒问暖，关心赵孟頫的安危，并下令把皇宫的墙向里收二丈多——因为其他大臣也可能会因路窄摔跤。

顾及大臣的安全，甚于顾及皇家的面子，自己收缩宫墙。这样的皇帝，自古以来，并不多见。

至元二十七年（1290），当时的北京（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宁成西大明城）一带发生强烈地震，死伤数十万人，深受中原“天人合一”文化影响的忽必烈，召集朝廷的大臣，询问天灾发生的原因和化解之道。朝堂之上的官员只是泛泛地引用《经》《传》及五行灾异的话，以修人事、应天变来回答，不敢触及时政。

在此前，丞相桑哥利用权力清理全国钱粮，大加搜括，致使民不聊生，时有百姓自杀的情况。逃入山林的人，官府发兵追捕，没有人敢来劝阻。赵孟頫与忽必烈的心腹之臣阿剌浑撒里非常要好，劝他去奏请世祖大赦天下，免除赋税，这样就可能消弭天灾。

阿剌浑撒里按照赵孟頫的意见向世祖奏禀，并得到世祖的允许。诏书已经草拟完，丞相桑哥大怒，说这不是皇帝的旨意。赵孟頫挺身而出，对桑哥说：“百姓死亡已尽，那些未征上来的钱粮到哪里去征？若不及时免除，以后若有人将此未征之数千万钱粮作为损失而归咎于尚书省，这岂不深深连累了丞相？”桑哥明白其利害，同意了诏书。

但是，桑哥位高权重，左右着朝廷的一切。这一次让了步，下一次还会从百姓身上搜刮回来。赵孟頫找到大臣彻里说，桑哥的罪恶危害天下，希望您能挺身而出，为百姓除害，这是仁者的行为。彻里没有犹豫，果然向忽必烈说出桑哥盘剥天下百姓的恶行，世祖大怒，命人将他掌嘴，打得彻里口血涌，扑倒在地。再问，彻里还是大声斥责桑哥的恶行，这时其他大臣也纷纷站出来指责桑哥的所作所为，历历在目，无可推脱。忽必烈下令将桑哥按罪诛杀。赵孟頫直言敢谏，赢得了忽必烈的信任和倚重。

赵孟頫《幽篁戴胜图》

此幅绘一只戴胜鸟栖于竹枝之上，回首顾盼，神情警惕。竹枝采用双勾法，戴胜采用没骨法绘出并淡设赭黄色。画面敷色明净，笔法谨细。工致的画风秉承了北宋画院的画法，但“幽篁”的画法采用了书法用笔，显示了画家对文人情趣的追求。在赵孟頫的流传作品中花鸟画最为少见，此幅应为其早年之作。赵孟頫提出“作画贵有古意”的口号，扭转了北宋以来古风渐湮的画坛颓势，使绘画从工艳琐细之风转向质朴自然。

赵孟頫《人骑图卷》

本幅绘一戴官帽腰系玉带的红袍青年男子骑于马背之上，男子微有髭须，左手牵缰，右手持鞭，右脚轻踩马镫，神态优雅自足。马匹孔健有力，左前蹄微起，呈行进之势。画面布局、人物形象和马匹写实画法，都深受唐代画马图影响。赵孟頫倡导“古意”，以晋唐传统为法鉴，批评南宋险怪悍竣和琐细浓艳之风，在南北一统、蒙元入主的境况下，融汇南北绘画之长，复兴中原传统画艺，有着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

赵孟頫小楷书《闲邪公家传》，笔笔精到古朴，寻晋唐法度，用笔讲究细腻，结构端雅无双。

忽必烈所书《金刚经塔轴》现藏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

忽必烈一朝，书法名家云集，世祖从小深受中土文化熏陶，世祖所书《金刚经塔轴》，全卷 5175 字，以朱砂为墨写成，每字幅不足 1 厘米，书法细腻精秀，笔笔清晰。

修身齐家立家风

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忽必烈逐渐形成了宽仁厚重的性格。他对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都具有一定的同情心，还特别在用刑上十分慎重。他在位时，有四个年头都没有死刑记录。“朕治天下，重人命，凡有罪者必令面对再四，果实也而后罪之，非如宋权奸擅权，书片纸数字即杀人也。汝但一心奉职，毋惧忌嫉之口。”对于鳏寡孤独之人，世祖也给予粮食与庐舍。

元灭宋之后，有僧人状告江南某道观藏有宋朝皇帝画像。忽必烈初听其事，以为江南人民仍有造反之心，想处以重刑，但又有些犹豫，特以其事征求石天麟的意见，石天麟说：“辽国灭亡以后，辽国皇帝和皇后的铜像在西京一直保存，至今仍然有之，未听说还有这方面的禁令。”忽必烈听后疑心顿释，对江南道观及人民保留宋朝皇帝画像等事一概不问。

察必皇后像，皇后头戴的风格大胆红色高帽是元朝皇族或贵妇服饰中最具特色的首服——“姑姑冠”。

世祖皇后弘吉剌·察必（？―1281 年）才思敏捷、智勇双全，格局宏大，是忽必烈修齐治平的左右助手。

忽必烈经常让人给他读《资治通鉴》，当读到唐太宗有一次被魏征当面顶撞，下不来台，回内宫与长孙皇后说起此事，要杀了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转身离开，换了一身朝服，连忙向太宗道喜说，魏征之所以敢当面直言，是因为陛下乃贤明之君啊。明君有贤臣，怎么能不道贺呢？

忽必烈听了很是感慨，让阅读历史的官员来到察必皇后跟前，重新演说这一段历史。早年的忽必烈，身世、经历、抱负与唐太宗颇有相似，他总是效仿唐太宗的为人处事。

忽必烈不仅自己生活检朴，对家人要求也十分严格。据史书记载，有一次，皇后察必曾于太府监支取缯帛表里各一，忽必烈知道以后，马上指责说：“此军国所需，非私家物，后阿可得支？”

察必皇后诚心接受批评，勤俭自持。她率领宫中女工，执弓操弦，纺织丝绸，亲自裁制衣服，还把宣徽院扔弃的羊皮捡回来，亲自动手缝成地毯。她见忽必烈戴着没有前檐的帽子，被太阳光刺激得眼花缭乱，便动手做了一顶有前檐的帽子，忽必烈戴上甚觉舒服，特下令推行全国。

镶宝石钹笠帽，甘肃漳县元代汪世显家族墓，现藏甘肃省博物馆

察必皇后还是出色的服装设计师。察必发现忽必烈骑马时穿着的宽衣大袖，不便骑射，用旧衣反复尝试，做成后边长、前面短，没有领子和袖子的便装，并取名为“比甲”。至元十八年（1281 年），察必皇后去世，忽必烈悲痛异常，感叹再也没有像察必皇后一样无微不至地关心他的人了。

察必皇后缝制“比甲”

在忽必烈攻下南宋最为志得意满之时，察必皇后却闷闷不乐。忽必烈问她：“我征服了江南，以后再也不用战争了，这不是一件高兴的事吗？”察必皇后若有所思地答道：“古往今来，我还从来没有听过千年帝国，将来你和我的子孙们不要搞到南宋这步田地就是万幸了。”

察必皇后多次劝忽必烈善待南宋小皇帝，不要采用侮辱性的受俘之礼，对南宋末帝体恤有加，关怀备至。

文明的东方示范

忽必烈时期，以统一多民族的大一统为方略，“各随本俗、因俗而治”，在语言、宗教、文化、婚姻、饮食、医疗等诸多社会生活层面，较为开放自由。

元朝是由北方游牧民族在中原建立的第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基本上实现了对西藏、云南和岭北等边疆地区的直接管辖，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统一多民族国家政策。

元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在边疆治理方面与历代中原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羁縻政策有所不同。

忽必烈统一全国之后，实行帝师制度，尊藏传佛教高僧八思巴（1235-1280 年）为国师，忽必烈命八思巴在藏文字母的基础上，结合蒙、汉等多种文字，创制出一套方形竖写的拼音字母，即后来所称的“八思巴文”。笔画全部为直线，字体结构和整体形式更加方整，具有艺术字的神韵。

唐卡《八思巴首次谒见忽必烈图》，现藏于西藏日喀则萨迦寺

《八思巴首次谒见忽必烈图》之左中部：“八思巴为忽必烈灌顶”

白兰王印现藏于北京民族文化宫，八思巴文刻制。

是元朝泰定皇帝于泰定三年（1326）颁授第二位白兰王琐南藏卜的三等驼钮金印。第一位白兰王是八思巴的胞弟。白兰王的权力限于吐蕃地方，可直接向皇帝呈报西藏地方情形，并可召集地方官员处理事务。元政府还在西藏屯戍军队、设置驿站、征收赋税，发行货币，使西藏正式成为元朝的一个行政区。

八思巴文银圣旨牌现藏内蒙古博物馆

八思巴文虎符圆牌现藏甘肃省博物馆

虎符圆牌上的八思巴字，正面从左至右读，译作汉语为“上天眷命，皇帝圣旨。如不钦奉虔敬，治罪”。

八思巴文远播海外，13-14 世纪蒙元帝国治下，在欧洲文艺复兴的中心托斯卡纳，艺术作品中出现了东方面孔和元朝文字。

玛利亚胸前的“仿八思巴文”装饰图样《耶稣诞生》局部斯科洛维尼礼拜堂（1304-1306 年）

自14世纪起，一种仿八思巴文的图样大量出现在画中人物衣服的边饰、头顶的光晕和画面的边框上。

马可波罗（1254 年 9 月 15 日—1324 年 1 月 8 日）游记中对记述忽必烈大汗和他的都城、宫廷、政府的称赞以及西南行程中经历的见闻描写，“最初是引起了整个欧洲的怀疑，接着是激起了整个欧洲的想象力。”

《元史》记载：“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越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 （《元史》卷 58《地理志》）元史认为，元朝的疆域范围，超过了强大的汉唐，达到了历史上空前的广袤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