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叶正猛

（作者系浙江慈善文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浙江工商大学英贤慈善学院特聘教授）

笔者多年来关注学界关于“士与中国文化”的研究；从事公益慈善以来，关注中国古代慈善史的研究。两方面结合一起，对“士与中国古代慈善”作了研探，有所发见，作了《论“士”在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发展中的作用》一文（刊载《温州大学学报》2023年第36卷第6期），阐述“士”在本质上是精神价值的守护者和发扬者，“士”在中国古代慈善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特殊地位。士丰富与发展了中国古代慈善思想理论；士是古代民间慈善主要力量；同时作为地方官员的主体，有力地推动了古代官办慈善的发展。古代“士”的慈心善行，是中国的一个独特慈善景象。

本文作为续篇，试分析“士”作为古代慈善主要推动力的成因，希冀能起到点知古鉴今的作用。

一

良心的自觉

笔者所谈论的“士”，如上所述，是精神价值的守护者和发扬者，是有情怀的知识分子，不是指具体从事某种职业的人。有一本书《正本清源：庄子很生气孔子很着急》，清厘对《庄子》《论语》的一些误读。其中有一节是《此“士”非彼“士”》，说得很到位：“在孔子‘哲学的突破’之前，‘士’（中国的知识分子）被固定在封建关系之中从事着职业。在孔子‘哲学的突破’之后，‘士’已经有了‘道’的依托，有了高远的精神凭借，有了自身的人文追求。”按南怀瑾先生的通俗说法:“古代的士，必须内在的道德，外在的学识，两方面都很好，才能称作士。”诚如赵翼的诗所描述的：“素风到老如寒士，公论同声说正人。”

当然，如余英时先生所说，士的角色定位“不是研究了每一个‘士’的个人生命史之后所获得的综合断案,而是‘观其大略’的结果。在方法论上,这正是所谓‘整体研究法’(holistic approach)。”（《学苑英华》）

什么是士的慈善情怀呢？康晓光教授说，儒家传统文化要求“一个立志成为君子的人，以造福他人、造福社会、造福天下为己任。”（《古典儒家慈善文化体系概说》）王莹教授说，儒家的伦理思想对当今做公益慈善颇有价值，与基督教所倡导的爱相比，儒生的“以天下为己任”，在目标上是一致的，唯一不同的是，西方的“救世主”只有一个，而儒生们人人都励志成为“救世主”。

南怀瑾先生在《原本大学微言》里，根据对中国历史的全面观察，揭示了“为人民、为社会、为国家‘诚意’‘正心’做实事，泛爱众而亲仁，乐善好施，是‘真儒实学’的标准。”由此可见，士积极带头参与、推动慈善事业，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

“为善自是士人常分”（王阳明）。总体上看，士从事慈善，首先是良心的自觉。西方慈善伦理，分为“理性主义”（亚里士多德等）和“情感主义”（休谟等）两派，笔者在此用“良心”和“自觉”组合，试图说明士在两方面兼而有之。

二

名声的珍重

与情怀有一定关联，士十分重视名节、名望，即古人说的“尚名”。士之所以热心于做善人行善事，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们注重声望，塑造正面形象有关。

“尚名”源自于儒家祖师爷孔子教诲：“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君子怕的是活了一辈子却得不到值得称道记下的名声——见《王蒙说论语》）注重名节成为古代有情怀知识分子的一个情结。他们认为“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于谦）他们立志“德音流千里，功名重泰山。”（《后汉书》） 他们牵挂着“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屈原）王安石对范仲淹的评价“由初迄终，名节无疵”是多少士人终身的追求。

注重名声，就要讲求仁德；讲仁德，就要爱人。

孔子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如果君子丧失了仁德，又怎么能成就声名？——见陈晓芬译注《论语·里仁》）

孟子认为“仁则荣，不仁则辱。”

荀子将“德行厚”称为“义荣”（与之相反则是“义辱”）。

儒家的君子人格论，经过历代儒者的传承发展，事实上建立起中华文化中道德自律和道德监督的有效方式。这种无形的舆论力量，给予道德人物以有力的赞美、鼓励，给予不道德人物以批评、谴责，有力地推动社会伦理道德建设，激励当好人、做好事。

另外，古代中国还有一个特别的情况，儒家用死后的荣辱来解开现实社会难免善恶报应不公的心结。因而，历史上又形成了“身与草木俱朽，声与日月并彰” （王充《论衡》）的 浓厚观念。有识之“士”纷纷追求“留得声名万古香。”（ 文天祥）“男子须流芳百世。”（ 刘克庄）

对人死后的名声褒贬，事实上成为又一种奖善惩恶的“机制”。古代设立“谥法”，帝王大臣名人去世后，朝廷根据其生前事迹及品德，给予一个评定性的称号，是“官谥”。有士大夫去世后由亲族门生故吏为之立谥，是“私谥”。南怀瑾先生另行总结出了一个“民谥”——老百姓的口碑。种种谥法的存在也起到扬善去恶的警戒作用。余英时先生在《中国古代死后世界观的演变》中也谈到古人追求“个体的不朽”。康晓光教授说，对于中国人来说，历史的审判就相当于“末日审判”，流芳百世就相当于“进天堂”，遗臭万年就相当于“下地狱”。孔子著《春秋》开启了中国文化历史审判的先河。

古代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慈善事迹当为范仲淹创办义田，宋代钱公辅为此作了一篇影响广泛的《义田记》，入选《古文观止》为大家所熟知。文章最后写道，范仲淹的其它政绩后代一定有史官会记下来的，我可以不再写什么。“独高其义，因以遗于世云。”（只是推崇文正公的道义行为，因而作这篇记留给后代人作为楷模。）这就是作者的心态，要让范仲淹的善行善举流芳百世。

全面的“尚名”、“义荣”，就是辛弃疾说的“赢得身前身后名”，是桓范说的“奋名于百代之前，而流誉于千载之后。”士志于道，就要以“善”的标准要求自己，施善行、做好事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辜鸿铭先生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说，在孔子的教义里，“礼”，曾经被翻译成不同的词，但是这个词真正的意思是修养。这种君子的美好情操和修养，当应用到道德行为中时，在欧洲的语言中，被称为荣誉感。事实上，孔子的君子之道不是别的，就是荣誉感，即被叫做“荣誉”的正义的生命和灵魂。

笔者很赞同朱承、刘佳《儒家扶危济困的思想与实践》一文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结论：“儒家知识分子历史记述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进行人物褒贬、尊善黜恶，儒生对自己立德、立功的历史定位高度重视，因此，在儒家先贤思想指引和典型慈善人物的示范下，历朝历代都涌现出了很多个人慈善行为，也出现了无数‘扶危济困’的典型人物。”

三

“报应”的激励

南怀瑾先生说，善恶报应观是中国文化的中心。《易经》上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我们中国文化，东方文化，最喜欢讲因果报应。

一般来说，士人讲善恶报应，是因为他们最信奉儒家的“天人合一”观。《黄帝内经》天地人系统中人与天相通的总原则是，同气相求，同类相应。顺则为利，逆则为害。袁伟时教授指出：“‘天人合一’本来的意义是说天与人是互相感应的，你做了什么坏事，上天会通过打雷、地震等方式给你惩罚。”（似应加一句，你做了好事，就得到好报。）“天人合一”命题有种种诠释，本文不展开讨论。

按日本汉学大家武内义雄《中国思想史》的解读，天是赋命与人的，“那么,天命是什么意思呢?《韩诗外传》引《论语·尧曰》中‘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一节，解释说，……天赋命与我们人类的是我们的顺善之心，即道德性。”就是说，顺从天命，有顺善之心，受到善报；违背天命，行恶逆之事，就遭处罚。如同南怀瑾先生所说：“《论语》中提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人要有个可怕的东西在心里，在背后，才可以使他上进向善。” 这就是说，在中国古代无形中存在一个奖惩“机制”，笔者姑名之为——“‘人在做，天在看’的虚拟激励约束机制”。

报应观在引导着士人行善积德。汉代徐干《中论》说:“人而好善，福虽未至，祸其远矣;人而不好善，祸虽未至，福其远矣。”明代文臣方孝孺所说:“交善人者道德成，存善心者家里宁，为善事者子孙兴。”对士来说，善恶报应是激励，也是制约。

列入中华慈善博物馆的“古代慈善家”朱熹随时随地有意贯通天和人的关系。朱熹认为“人”只有通过不断的“明明德”，才能摒除浊气，达到“天地之性”。（见郝晓燕《朱熹“天人合一”思想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同是“古代慈善人物”的北魏到隋朝时期李士谦，善谈玄理，着迷因果报应，他说，积善以后就会带来福气，积恶太多就会招来灾祸。（见《隋书·李世廉传》）

王阳明作《为善最乐文》，讲述妻弟诸用明积德行善，有做官的才能却不追求做官。有人问他：“你难道不认为做官快乐吗？”诸用明回答说：“行善最乐。”于是就把这四个字刻成匾，挂在了闲居的轩房。……仆人整理花园，从土里刨出了一枚古镜，拿给诸用明。刮掉古镜上的泥土端详，发现古镜背面也正好有“为善最乐”四个字。在座的客人赞叹诧异，纷纷说：“这是用明积德行善的信符呀，如此一来这一切也就不是偶然的了。”王阳明就是借以表达为善是天意，来鼓励大家。王阳明说，把这件事写出来，用来训导他们的子孙，并勉励乡里的年轻人。（“训其子孙，遂以勖夫乡之后进。”）

另外，说到报应，《论语》有句话——“仁者寿”，对历代儒者影响非常大。按《中庸》所说：“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仁者长寿，也是报应的一个方面。孔子没有详细说明仁者为什么长寿，清代桐城派方苞作了注释，有四种状况促使人长寿，其中之一就是 “质之慈良而寿”。“慈良”就是关爱他人，与人为善。

需要说明的是，古代善恶报应之“善”，当然不全是言“慈善”，但慈善是其重要内涵。

四

情感的通融

历史上，作为慈善人物的士大多都不同程度地走向人民、接近人民，与人民群众情感融通。如马克思所说：“有识之士通过无形的纽带同人民的机体联系在一起。”体验了人民的生活，也受到了人民群众思想感情的影响。

不久前，有一篇网红文章，临沂大学一副教授讲述自己整整一个月送外卖、体验底层民众生活的经历，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困在知识分子的信息茧房，与底层人并不相通。”如此，换到笔者的视角，对于“茧房中人”，很难想像他们能对穷苦群众很自觉地行慈善。

历史上具有“人民性”的封建士大夫，都是因为很大程度上走近劳苦大众的。例如，“心系苍生的诗人如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成为‘时代的心魂’的象征。”（邵盈午《中国近代士阶层研究》）这几位都是愈在受到人生挫折时，与人民的感情愈近。杜甫之所以写出“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这史上最暖心的诗，就是因为安史之乱以后，他多年颠沛流离、穷愁潦倒。白居易从事慈善，并写出一系列反映人民困苦的讽谕诗，主要因为“村中相识久，老幼皆有情。”“他的社会活动常常使他接近人民，因此便很容易看到人民的疾苦和感染到人民的情绪。”（褚斌杰《白居易评传》）韩愈在“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潮州，爱民如子视民如伤的事迹更为突出。

北宋王禹偁屡遭贬谪而写出了史上著名的《三黜赋》。“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吾当守正直兮佩仁义,期终身以行之。”在谪居地，他创设了为监犯治病的医院“病囚院”，丰富了宋代的公共医疗慈善机构类型。苏轼一直在行善，晚年“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在生命旅程最后谪居的三个“州”，留下了更多感人的慈善事迹。

笔者所撰《论“士”在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发展中的作用》中提到，做过两份慈善统计样本：一是中华慈善博物馆“慈善人物展厅（古代）”，展示中国古代慈善人物共68位，可以归为“士”的，占近70%;二是著名学者张仲礼著的《中国绅士的收入》附录全国各地“地方志人物传”摘要6大类826个“绅士”，有行善纪录的占三分之二以上。第二个样本中行善的士人，当然都在基层，靠近群众。第一个样本中的“士”，笔者发现，大多数遭到过贬谪，这不全是巧合。例如其中明末祁彪佳，仕途坎坷，一生三起三落。最后辞官回家乡从事慈善事业。他是美国学者韩德林（Joanna Handlin Smith）《行善的艺术——晚明中国的慈善事业》一书所着力研究的明末慈善代表人物之一。

当然我们不是机械地认为，士都是遭贬之后才去行善，而是反过来证明，人生的曲折经历，增进了他们的“人民性”。如同卢梭在《爱弥儿》中引用罗马诗人维吉尔的《伊尼依特》中的一句话：“因为我经历过苦难的生活，所以我要来援助不幸的人。”

杜维明教授说得好：“中国有良心、有理性的知识分子总是站在广大人民的现实生活和长远幸福的立场。”（《杜维明学术文化随笔》）

五

收入的支持

周秋光等《中国慈善简史》说：“传统慈善机构开展慈善活动虽说有多种多样，却不外乎是济贫助困、赈灾救荒两大类,且多为款物接济。”古代行善，物质支撑更直接。在工商业不发达的中国古代，士，特别是“在职”的士大夫，他们一般是收入较高的人群。士行慈善，除了主观因素之后，相对地说有物质条件，这是一个客观因素。

余英时教授指出：“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这话只能适用于先秦的游士。”翻阅《中国俸禄制度史》便可知，士大夫一般都有不低俸禄，此外有的还有其它合规收入，总体上是收入较高的，这是显而易见的。另外，《显微镜下的古人生活》一书根据史料指出：“读书人就是当不了官，一直做教书先生，工资也相当可观。”当然，各个朝代的具体情况不一，不能一概而论，如明朝有不少官员家计清贫的记录，清朝人修的《明史》说：“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

笔者考索了中华慈善博物馆“古代慈善人物”中的士，总体上看，收入高的，“出手”也大。比如，明代吕坤以俸金和建坊金各200两，购500亩常稔田作为孝睦田。

宋代慈善家范仲淹属高收入的，北宋魏泰的史料笔记《东轩笔录》中,记载了一段逸事:范仲淹镇守边,所得俸禄，都分赠给部下。他说，我居边境,“俸禄丰厚”，然而边疆民众,匮乏困苦。我将此俸禄,惠及你们，是希望你们对人民感恩戴德。范仲淹于北宋皇祐元年（1049）创办了苏州“范氏义庄”，用他积蓄购买良田一千余亩，这是一项不菲的支出。

张仲礼教授的《中国绅士的收入》，详细地研究了六大类地方绅士的收入，总体上是收入较高的人群，因此参与慈善的比例相当高。具体地看，笔者将六类人物传作了比对，收入的高低与这类绅士的行善比例高低、善款数额大小基本是对应、关联的。

士的经济条件相对好，而其志存高远者，不甘生活堕落、骄奢淫逸，因而有做慈善的基础。从“比较优势”来看，古代士特别是士大夫行善条件比现代清廉干部要强。呵。

除上述五个方面外，还有一个成因是——“职业的担当”。中国古代慈善有一个特殊情况，是周秋光教授说的：“笔者认为慈善概念的理解，应有现实和历史之别。……回溯中国历史，又有官办（政府）慈善一说（民间善源由官方执掌使用），且在传统慈善事业格局中占据主导位置，并存续至今。”那么，历史上，官办慈善主要由地方官员执掌、推动，士大夫是地方官员的主体，推动官办慈善的开展，则有赖士大夫的职业担当。

“好官”如唐代韦应物，在滁州刺史任上，写诗曰：“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白居易面对民生之艰难写下：“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宋代黄庭坚诗曰：“民病我亦病，呻吟过五更。”——都表达了为官担当的操守。

《之江新语》中《心无百姓莫为官》一文指出：“古往今来，许多有作为的‘官’都以关心百姓疾苦为己任。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郑板桥的‘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从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到于谦的‘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深林’，都充分说明心无百姓莫为‘官’。”范仲淹、郑板桥、杜甫、于谦，无一不是行善的名“士”。

士作为古代慈善主要推动力，以上分析五六个方面原因，具有或然性——士从事慈善最为主要动因是情怀，还有其它主客观原因，或一果一因，或一果多因。实际因果关系，因人因事而异。有道是，传统就在当下。深入研探士作为古代慈善主要推动力的成因，对我们现代慈善具有很大的启示。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