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允许任何人对中国动武！”于敏，这个名字被国家隐藏了28年，作为我国的氢弹之父，他让世界看到了我们的“脊梁”。

当时的新中国一穷二白，国家勒紧裤腰带发展高科技，出现了许多知名科学家。这些科学家大多都有留洋的经历，而于敏却是个例外。

1944年，于敏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1949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并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之后到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

1960年，于敏在钱三强的统筹安排下，开始进行绝密的氢弹研究。

当时，新中国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采取各种方法孤立敌对中国，“老大哥”苏联背信弃义，停止了对中国的所有援助，撤走了所有援华专家，并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

美苏等国的核讹诈使得中国做出了加快发展核武器的战略决策。当时将主要的人力物力财力精力首先放在了原子弹的研究上，因此在原子能研究所内计算机使用时间的分配上，百分之九十五给了原子弹研究小组，留给于敏他们的只有百分之五的时间。

这意味着以一周的时间为周期，即使算上夜里的时间，留给于敏使用计算机的时间只有不到十个小时。

但于敏没有怨天尤人，他和同事们夜以继日的在做计算机程序，提前在纸和笔上计算出每一个关键步骤的数据，在进行上机操作的时候确保一次性通过，从而最大限度提升计算机的利用效率。

在电影《榜样》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于敏只靠听计算机运行的声音有异常，判断出了计算机硬件出了问题，而非自己编制的程序出了错误，这反映了于敏超强的理论功底和自信心。

据于敏依然在世的同事介绍，此情节确实是根据真实情况改编而成。

自于敏受领任务开始，他在哪里在做什么、在什么单位都完全是保密的，包括他的家人也完全不知道，相当长的时间没有他的音讯。

于敏的名字对外界也是完全保密的，这当然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没有留学经历，外国学术界并不知晓他的存在，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在团队中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

在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没有国外专家可供指导的情况下，于敏完全从零起步，从氢弹构型的理论研究，到氢弹的试爆试验，他始终冲锋在第一线，工作最繁忙的时候都是工作到凌晨，第二天天不亮就起床。

1967年6月17日，中国的第一颗氢弹终于爆炸成功，这距离原子弹爆炸成功仅仅有两年多的时间，而世界上之前的最快间隔是四年多。美国很多专家听到这个消息后直呼“不可能”。

于敏研制出来的氢弹，在构型上与美国苏联英国法国的都不相同，在核燃料使用效率和单位密度爆炸威力上都更高。

据说法国曾经要用绝密的核潜艇制造技术换取中国的氢弹造型技术，但中国高层在反复权衡利弊之后没有同意这一方案。

难能可贵的是，在氢弹试爆成功之后，于敏并没有停留在昔日的功劳簿上，而是继续从一个战场转向另外一个战场，他在中子弹、平均场独立粒子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

于敏是一个战略科学家，既能埋头苦干做研究，又能抬眼望路谋发展，他在国家核武器发展战略，特别是核武器小型化方面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意见建议，许多转化为了国防发展战略。

于敏是我国原子理论经典教材《原子核理论讲义》的作者之一，他多次受邀在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讲授相关课程，并将期间的讲义整理成册，成为极具学术价值的珍贵资料。

于敏在《物理学报》《强激光与粒子束》《核物理动态》等著名期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当然，在研究氢弹期间，许多论文由于涉密未公开发表，仅在内部刊物上刊发。

于敏的名字直到1988年才解密。这也意味着，在将近30的时间里，于敏一直是默默无闻地工作。

像氢弹试爆成功这样震惊世界的大事，于敏也不能到前台接受鲜花和掌声，可是他却丝毫不放在心上，在他心里，只要能够为祖国做贡献，那些虚名又算得了什么呢？

随着于敏名字的解密，中国的氢弹构型也有了自己独特的名字“于敏构型”。

也就是在名字解禁的同年，于敏与王淦昌、王大珩等科学家一道，向邓小平联名上书，提出了加速发展中国惯性约束聚变研究的建议，并获得通过。

于敏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共和国勋章”等表彰和奖励，但他从来不居功自傲，而是谦虚治学，孜孜不倦做研究。

2019年1月16日，于敏病逝，享年93岁。“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是于敏一生的真实写照。于敏，才是我们真正要追的“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