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可以说奠定了文人书法的大发展，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苏轼及“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二人在历史上并称为“苏黄”，他们对于宋代“尚意”书风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朱熹曾对苏轼有“以文人自立”的贬义评价，认为其不具有庙堂之庄重，然而正是这种非一家一学所能禁锢的自由气概，成就了苏轼独有的文人风骨。

黄庭坚正是在继承其老师苏轼的书学思想观念、技法和风格等特征的基础上在思想、理念上推陈出新，最终成就属于自己的新风貌。

苏轼拜黄庭坚为师

苏轼与黄庭坚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书法家，在书法领域同属于“宋四家”，开启了一脉北宋文人书法风格。

在文学史和书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提出“空静”的创作理论在中国美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理论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书法后学之士。

黄庭坚拜苏轼为师，与苏轼并称“苏黄”，二人书学思想和而不同又殊途同归。探究二人的师承关系以及书学思想、书学技巧的演变过程。

有利于了解宋代书法家之间的思想脉络和书学理论对我们了解宋人书法审美意趣有很大启示。

二人最早的交集可以追溯到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当时苏轼在黄庭坚的岳父孙觉那里见到了黄庭坚的诗文，苏轼对其大为赞赏，这是二人的第一次交集。

第二个力荐黄庭坚的是他的舅舅李常，从熙宁十年（1077）开始，李常就不止一次地推许褒扬黄庭坚的诗文，孙觉和李常与苏轼交情甚好，他们的话自然会有些分量。

再加之黄庭坚的诗文确实出众，因此在元丰元年（1078）春末夏初，苏轼接到黄庭坚投寄的第一封书信与赠诗《上苏子瞻书》，在信中写道“闻阁下之风，乐承教而未尝得者也”，可见黄庭坚的虔诚。

苏轼在秋月作答：“轼方以此求交于足下，而惧其不可得，岂意得此于足下乎！”苏轼信中满是对黄庭坚才华的崇敬。苏轼与黄庭坚尚未谋面，但唱和已经开始。

黄庭坚投于苏轼门下，苏轼也欣然接受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相同的政治生涯、人生经历、共同的艺术爱好，使二人愈发亲近。

此后六七年间，他们的书信往来基本没有中断，可见二人精神高度契合。黄庭坚与苏轼的交往正是在苏轼人生低谷之时。

黄不怕因为苏轼而受到牵连，而是与苏轼保持这种超越了物质层面粹的友情，精神上契合把二人联系起来，师徒二人好比伯牙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

黄庭坚与苏轼的第一次相见是在元丰八年（1085)，这一年神宗去世、哲宗即位，这一契机也使得苏轼也在“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之后重新得以起用，回到京城，并不断升迁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等。

黄庭坚出任秘书省校书郎，比苏轼更早回到京城，二人同在京城，彼此见面也就很自然了。元祐元年（1086）春黄庭坚第一次拜会苏轼，并奉上当时著名的四大名砚之一的洮河石砚作为礼物，苏轼还为此写下铭文。

记录于《苏轼文集》卷十九《鲁直所惠洮河石砚铭》：“洗之砺，发金铁。琢而乱，紧密泽。郡挑崛，至中国。弃矛剑，参笔墨。岁丙寅，斗东北。

归予者，黄鲁直。”自熙宁五年（1072）得知黄庭坚，至此二人首次相见已有九载。

元祐四年（1089）春，苏轼被任命为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苏黄”二人再次分别，虽然有书信往来，但没有机会再相见。

在这一时期二人已经经历了人生中非常多的生离死别，苏轼的父母、妻子和小儿子相继离世，黄庭坚的母亲以及提携他的舅舅李常、岳父孙觉也相继辞世。这些打击对于二人的人生态度影响极大。

元祐八年（1093)，哲宗恢复新政，罢免了元祐诸臣。绍圣元年（1094）苏轼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后贬谪至惠州。

途中苏轼与黄庭坚在鄱阳湖相聚了三天时间，苏轼说到自己“天实名我，使与其迹”，感慨自己颠沛的生活。

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从海南北归途中在常州去世，二人再也没有相见，黄庭坚此后有二十多篇诗文追忆苏轼，可见其对于知己已逝的感伤。

苏轼和黄庭坚为北宋文人士大夫阶层的代表，其二人交往的过程中的思维碰撞便不经意间引领了宋代书法的走向，他们引导北宋书法走向以主观抒情为主导的“尚意”观念蕴含着丰富的创新意识。

他们的创作方式也备受后世推崇，对后世书法审美观念的革新和技法的丰富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下面结合二人具体的书论观念，谈谈“尚意”审美观念的内涵。

苏轼的艺术主张

苏轼提出“我书造意本无法”的艺术主张，他在文学艺术上成就极高，他既擅长书法，也精于诗文、绘画，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典型。

我们从苏轼艺术观念的变化可以了解宋代“尚意”的内涵，苏轼早年在思想上有积极的入世态度，他极推崇颜真卿的书法，“重法”是这一时期的主基调。

奈何苏轼命运多舛，自“乌台诗案”后基本了结了他的政治生命，转而参禅问道，进入了“萧散简远”的境界。

总的来说，苏轼的艺术思想在杂糅儒家美学、道家美学、禅宗美学之后，总结出了一些文学艺术上的共有规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思想，他强调“文人气”，强调“我书造意本无法”。

更为倾向个人内心表达和思想感受，不墨守成规地拘泥于传统法则，而是更多地强调按照自己的意识进行创作，不太刻意关心点画是否合乎传统准则。

当然，这一切的出发点来源于苏轼深厚的文学底蕴和广博的阅历，并不是单纯地胡涂乱抹。正如他的告诫“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

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只有不拘泥于固定程序的“形似”才可能达到多变的创作状态。苏轼在继承了北宋欧阳修的基础上开创了一种新的风气，对北宋书坛产生了巨大冲击。

打破了自唐末以来的相对保守客观的标准态势，使当时书坛出现一种革新风潮，也对宋代尚意书风的出现与形成起决定性作用。

黄庭坚则主要强调“韵”，以“韵”为准则。认为书画“工拙要须其韵胜耳”，他曾在评价王诜的艺术藏品时说“书画以韵为主，足下囊中无物不以千金购取，所病者韵耳”。

黄庭坚在给苏轼的题跋中曾说“余尝论右军父子以来，笔法超逸绝尘惟颜鲁公、杨少师二人。立论者十余年，闻者瞠若晚识。子瞻独谓为然”。

可见其二人艺术观念的一致性和超前。黄庭坚在接受苏轼的书学思想上，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黄庭坚的“韵”同苏轼的“意”都是以心为本精神至上的表现。

苏轼追求的是“无法之法”的无拘无束，追求内心的自由以“意”为中心。黄庭坚在继承苏轼思想的基础上，融合自己的审美创作理念，他认为“韵”的基础是“脱俗”。

同时，黄庭坚强调“无一字无来处”，追求法度，认为每一字都要有来历。同时他也强调书法要“出于绳墨之外”，不能“如新妇子妆梳，百种点缀，终无烈夫态也”。

学书只重技法上的人工雕饰，无本色风姿便也是一种病态，缺乏创作主体灵性的表现。

宋代是文人书画发展的重要时期，“尚意”特征符合文人群体至关重要的方面便是强化了人品与艺品的关系，强调书法的字外功夫，追求“学养”和“书卷气”，重视个人的文化修养和艺术造诣。

书品与人品的论述，最早发端于西汉杨雄提出的“书为心画”，认为其是分辨君子小人的一个条件，唐代柳公权流传有“心正则笔正”的谏言。

宋代较为系统的阐释最早来自欧阳修，他认为能留存下来的传世作品，主要是因为“唯贤者能存耳”。

这一观念具有儒家“正统”观念，表明了人格品行和书法的内在联系，苏轼在此基础上也提出了“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的人格评价方法。

同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不能仅把书法作为识别君子小人的标准，在人品之外还要注重个人的趣味和风采。

这一方面体现了儒家“正统”的人格思想，另一方面强调艺术是人思想的集中体现，强调“书如其人”绝非要求书品消极地依附人品，而是性情意趣、学识、修养和审美理想的综合体现。

黄庭坚把人品与书品的关系进一步发展，他认为“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使灵府无程，即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

学养不足、灵府过程是书品流俗的主要原因，提高个人的学识修养是提升书法格调的良方，至此“书卷气”，成了评书、论书的重要审美标准和尺度。

苏轼和黄庭坚确立了宋代书法审美的新标准，这个标准便是以文人审美趣味为代表的“意韵”，这个观念与唐代的法度追求不同。

而是强调创作者内在的胸怀、学养和自我意识，可以说这个新的标准是对宋以前的书法审美的提炼，淘汰不符合文人趣味的书法，换句话说，这便是后世所说的“文人气”和“书卷气”。

书法越来越注重人的学养、人品等主观部分，也就是文人理想的“雅”，而不是唐代以前那样有较客观的形式准则和评判标准，将书法艺术从繁冗的教条中解放了出来。

要看懂“苏黄”的书法，要求欣赏者具有丰富的知识储备，能与作者产生共振，感受到作者的文化底蕴、艺术品位。

结语

苏轼与黄庭坚的师徒友谊对于宋代人文阶层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有意识地提携与他思想契合的黄庭坚，其中体现出的群体意识最终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文化共识群体。

共同推进了一种新的文化风貌和审美模式，二人“务相免于道，不易相引于利”的情操，成为文人群体行谊的楷模和典范。

二人在文化交流、思想沟通上，迸发出不拘常规的见解，成为宋代书风的典型代表，他们将书法艺术从教条中解放出来，开启了宋代“尚意”书风的先河。

这种新的标准符合文人的审美趣味，强调创作者的学养、个性、胸襟等主观的精神价值，不注重形式准则。

把书法审美引导到作品内在，要求具有一定知识储备和修养的欣赏者才能理解，增加了书法精神的意蕴和内涵。

参考文献

1.武茜佳，张金芳．试论苏轼的“空静”观[J].文化学刊，2019(9):252-253.

2.张晓潇．略论苏轼与黄庭坚书学思维之异同[J].美术文献，2022(1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