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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1日，中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深度报道以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广南村为背景，揭露了现阶段社会上部分教育公司将”支教“包装成”开拓眼界的公益之旅 “，把亟需教育资源的农村学校变成了满足志愿服务需求的表演平台的案例。

对此，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教授刘善槐表示，支教的初衷是弥补当地教育资源的缺失、满足当地学生需求，但旅游式支教这种商业化的路子已经“走偏了”。

“半玩半教”的付费支教

于跃是2021年支点组织的新支教暑期桂林项目的成员之一，申请该项目时他是四川某大学的大二本科生。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从未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过此次支教经历，因为这“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

天眼查显示，支点是一个提供兼职、公益、实习等实践服务的营利性组织，隶属于上海勤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于2017年成立。

支点新支教是支点于2018年发起的支教项目，核心理念是通过“长期的短期支教”模式来解决乡村孩子在素质教育领域的缺失，项目地涵盖桂林、漠河、雅安、拉萨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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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桂林项目为例，今年寒假项目的目的地与往年一样，是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镇广南村，项目落地学校为该村唯一的小学广南村小，项目时间从2月15日起持续5～8天不等，成团人数为15人，不满10人的团将从其他地区的支教团调剂人员。

广南村委副主任蒙春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支点与广南村委合作经济联合社于2019年签订了合作协议，延续5年，自己是2022年上任后接手的，对于合作细节了解不多。在她看来，学校签订协议的初衷也不是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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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支教行程时，该招募官向《中国新闻周刊》展示了两类项目，依据支教天数不等，售价分别为2530元和3280元，该费用主要是食宿的经费，不包括交通费、自助旅行等开销。

除开第一日与最后一日的通勤和报到，剩下在广南村的三日，支教老师的行程基本是半天校内授课，半天文化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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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思议的住宿环境

食宿条件是支点重点推荐的部分之一。招募官称，2019年，广南村被列为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支教团曾经的住宿地为镇上条件相对完善的旅馆和民宿，往返广南村小都有专车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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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的住宿则大多选在广南村内的民宿，一般为2～3人间，有Wi-Fi、独卫等完善的设施。每日三餐能够保证“一般饭店水准”，食宿交通皆由当地村委负责提供和协调。

这些条件在王林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毕业归国后参与了某非营利性组织的长期支教项目。项目中，王林前往湖南省怀化市沅陵县某中学支教，与当地中学生一起吃食堂，住学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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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被问及资料筛选、面试、教学内容时，支点招募官不愿更多透露，称教学内容在成团出发前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不用过多担心，并催促先填写报名表，后续将对流程进行详细说明。

《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提交申请后，申请者会被要求等待告知是否进入面试。进入面试后需先缴纳500元订金。刘玲表示，还没听说谁交了订金面试不过的，除非遇到不可抗力因素导致成团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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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对该项目的考核流程和效力表示了质疑。他曾参与过支教申请者的面试，认为录取流程应十分严格。

这个过程考察的不仅是申请者与组织方理念的契合度，也是对申请者毅力的考验。支教过程中，还会对志愿者进行中期和结项考核。

于跃在获知需要交订金时有过怀疑。线上面试交完订金后，于跃苦等一个月，终于收到支点的录取通知，并签订了支教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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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他被拉进微信群，补足剩余费用。在王林看来，付费支教项目理论上不算真正的公益。在支教项目中，他以兼职身份受雇于组织方，后者每月为志愿者发放2000元的薪水。而志愿者除了往返路费自理外，不需要额外向机构交纳任何费用。

民政部自2021年2月1日起施行的《志愿服务记录与证明出具办法（试行）》（下简称《办法》）中，没有对志愿补贴的发放制定强制要求。但无论如何，支教人员不应向支教组织方交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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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志愿服务记录或者志愿服务记录证明出具进行营利性活动的，民政部门可以给予警告。

刘善槐表示，目前《办法》对营利性活动的监管力度还比较小，民政部门警告也非强制性措施，这是造成各种商业化支教项目大范围滋生的原因之一。

唯一吃亏的是当地孩子

除了监管力度不足，商业化支教的另一催生因素则是志愿服务需求。多位受访的项目参与者表示，选择支点等项目的主要原因是其能快速提供国际志愿者证书，以及30～40小时的志愿时长认证。

STARC支点出具的英文志愿者证明。图/受访者提供

这些证明经支教组织盖章后才能满足高中志愿服务、国外大学申请等需求。因此，国内许多旅行社和留学机构都会提供相应咨询与接洽服务。

在王林看来，商业支教功利性明显，与国内外火爆多年的义工旅行团没有本质区别，这些对接机构所提供的志愿服务证明，通常都“水分很大”，即使可以用于完成学分和国外大学申请，也不代表志愿者本身的投入和教学水平。

王林称，商业支教公司向志愿者收取费用并赚取中间价，真正富起来的是包括商业支教公司在内的支教组织方，付费支教者获得了志愿证明和自我满足。唯一难以获利的，恰恰是当地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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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支教项目对被支教者的教育需求难以满足。于跃称，自己出发前一个月就开始跟随工作人员的指引，看培训视频、写教案等，倾注了很多心力，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如此”。

刘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负责的是思想政治课，三天的教学过程中，除了课件讲授，还有大量积分任务类的教学活动，孩子们通过答题、辩论、角色扮演等活动获得积分。在刘玲看来，整个支教过程“游戏成分比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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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认为，每个支教者参与项目时最应思考的问题是，自己为孩子带来了什么改变。在没有商业利益关系的前提下，支教项目入驻学校是困难的，因为它对正常教学秩序是一种侵入。

“短期支教与教育理念相悖

安雪慧表示，付费支教作为商业行为，双方各取所需，本身无可厚非。然而，一旦涉及到教学人员进校园、进课堂，则组织方和接收方都应对相关人员资质进行严格审核。

如果让不符合教学资质和师德的支教人员进课堂，不仅教学质量不合格，可能对学生价值观的培养也难以把控，甚至是对正常教学秩序的一种干扰。

刘善槐指出，任教资格其实是教师的最低标准，支教项目在筛选教师的时候还需关注其教学经验、个人技能和擅长领域等，做到支教人员的合理分配。盲目输送低水平、非当地需求的教师会打乱当地原有的教育教学节奏。

此外，蜻蜓点水、浅尝辄止式的支教属于药不对症。她认为，支教需要因地制宜。支教组织方须在前期进行翔实的调研，对当地人文、历史、语言、学情、家庭结构等因素有全面的了解，才能设计出符合当地需求的支教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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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雪慧指出，支点提出的“长期的短期支教”不符合教学规律。根据其早年开展过的一项研究，对小学生而言，六年保持同一班主任或学科老师，相较于每学期换一个老师，教学效果总体更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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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教不能光凭一腔热血急功近利，还需要严控教师考核和筛选标准。”安雪慧说。她认为，商业支教模式是教育资源向贫困地区的一种倾斜，但要做到有效倾斜，必须有上级教育部门和监管部门的统筹管理，有针对供需的明确判断。同时应遵循基本的教育规律，建立长期对口帮扶机制，做到“缺啥补啥”。

广南村委副主任蒙春苗称，对于支点的支教项目，学校和村委一直持续监督支教老师的教学内容，保证师生的在校安全。至于一周的支教项目能给孩子带来什么，蒙春苗笑称，“十年树木，百年才能树人，一个星期能树什么呢？”

对那些真心为乡村教育做贡献的支教老师们，我们除了尊重，更多的是敬佩。但对那些拿着支教做跳板，为自己混资历的人，你们真的对不起“老师”这个职业。对那些把支教当生意，把孩子的前途命运当捞钱工具的生意人，我们更是感到厌恶！桂林还有哪些类似支教的故事？这样的支教你们觉得对当地孩子有帮助吗？你们对这样的支教看法如何？请大家转发这条新闻后在评论区聊聊，


▍内容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本文为节选）

▍图片来源：见标注（其余源于网络）

▍图文编辑：必被LQ的人字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