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战剧《悬崖》《零下三十八度》《面具》《和平饭店》中，狡猾的日伪特务大都不是我中共党员的对手，在沦陷的东北，事实真的如此吗？

《悬崖》编剧全勇称“该剧的每一架刑具，每一支枪械，每一架电台，每一栋建筑，甚至警察厅的内部构造，我都是根据史料而写的，是经得起考验的。”真实的或许只是道具，而历史本身远不是那么辉煌。

当时，许多抗联指战员用的都不是真名，因为怕敌人报复家属、摸到行踪，所以重新起名。李坤泰和马尚德，两人都不是东北人，为了便于隐蔽，改名换姓叫赵一曼和杨靖宇，建国后家人才知道牺牲多年。杨靖宇领导的部队，许多人只有编号。

在沦陷期间的东北，我党打入敌伪内部,日伪也打入我党我军内部,互相潜伏,双方站在“悬崖”之上斗智斗勇，但敌强我弱，潜伏在日伪内部的地下党员，大都从“悬崖”上跌落下去，中共地下组织接连被破获，是导致抗联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吉林德惠县由于距离伪满都城“新京”较近，是日伪当局控制相当严密的地区。在王辅臣准备组织人马起兵抗日时，共产党员赵尚志曾帮助与吉林省临时政府主席诚允取得联系，并获得了支持。

东北车站上，都有日军守备队和日伪警察，他们如临大敌，走来走去，用强盗般的眼光扫视和端详着每一个旅客，遇到可疑的人，就盘查一番。

一位乘客被特务盘查上了，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是中国人，不会做坏事的。”这句话引起了特务的盛怒，伸起手来打耳光，一面打一面责问：“你是中国人还是满洲日军站在树上窥伺。人？”但是这位老乡很倔强，一再说：“我是中国人！”来了一个日本宪兵把老乡带走了，老乡凶多吉少。

共产党员王立川受党组织派遣，改编辽西高鹏振的义勇军，创作《血战归来》讴歌义勇军抗日事迹，1933年发表在《新中华》杂志上。田汉看到后，振奋不已，写出歌词《义勇军进行曲》。王立川后来在苏联间谍左尔格领导下，从事谍报工作，在齐齐哈尔被日本宪兵逮捕，英勇就义。

1934年，日伪当局发动“大检举”运动，中共在东北支部和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几乎全被破坏。1937年的“全满大检举”、1938年松花江下流大检举、1940年的黑龙江省北部的大检举、1941年三肇大检举，1942年在巴彦、木兰、东兴三县一带的大检举等。

日伪同时在南满，以及东北其他各城镇也有许多次的大小规模检举，差不多每一次都有很多人被捕，许多被判死刑，无期或有期徒刑者在监狱中也饱受折磨，九死一生。

伪满法院要员横山光彦于1940年7月出任伪满齐齐哈尔高等法院次长1956年7月经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审判，判有期徒刑16年。根据他的交代，可以看出抗联地下组织被破坏得何等严重。

1941年秋,驻扎在龙江省昂昂溪的日军田中部队和白丸部队在讷河附近与抗联第三路军发生战斗，打死了第三路军参谋长郭铁坚，并在他的衣袋中发现了一份中共地下组织的名单。日伪如获至宝，于是开始调查和搜捕，破坏了满洲铁路中共北满省委第一执委部。

齐齐哈尔的日本宪兵队与龙江省警务厅特务科合作，经过一个月的侦察，在齐齐哈尔、洮南、白城子等地行动,逮捕了革命志士王耀均等40余人。经过横山光彦等人审判，负责人王耀均、组织者史履升、组长周善恩等3人判处死刑；组织者兼书记佟允文、毛殿武、同瑞麟等4人判无期徒刑；侯康文等17人判有期徒刑15年；另外12人判有期徒刑5~8年；还有2人在公判前死于齐齐哈尔监狱。

哈尔滨附近的三肇（肇东、肇州、肇源）是东北抗日军民活动的重要地区，日伪统治当局将此地定为“匪区”，调集日伪军警宪特昼夜盘查“三肇”城内旅店、大车店和过往行人，活动于各公共场所，通令各村地头50米内不准种高秆庄稼，以防抗联藏身。

1941年2月3日，中共龙江工作委员会地下组织室受到破坏，组织人员名单落到敌人手里，王化清等19位给抗联支队作内应的爱国志士被秘密逮捕，并先后逮捕了抗联支队第12支队长徐泽民、参谋长李忠孝（后叛变）、第34大队第一中队长艾青山，“三肇”地区工作委员会工作员杨洪杰、李明树等6名分会长及抗日群众292人，严刑拷打，刑讯逼供。最后在“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中，32名烈士被枪杀。“三肇惨案”切断了抗联与当地群众的联系。

正是在日伪当局残酷无情、缜密阴险的绞杀之下，东北地下党组织绝大多数都被破获，坚持到抗战胜利的也都伤痕累累、九死一生。抗战惟艰，牺牲惨烈，苦难辉煌，致敬先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