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的逃课者，今日的宪法学家
对于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王人博来说，普法可以从一根烟开始。
“小伙子，懂法吗？”有一回，王人博站在小区门口跟保安一块儿抽烟，随口问道。
保安只有20岁出头，他说：“懂。不杀人，不放火。”
“那你知道宪法吗？”这位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又问了一句。
“不知道。”小保安回答，“‘法’字我会，‘宪’字怎么写？”
王人博在手掌上比画出宝盖头和“先”字，“小伙子你记住，宪者为大，咱们中国人起名要是带这个字，就说明他在兄弟里肯定是老大。”
小保安点了点头。
“一定要记住啊，宪法，就是咱们国家最大的法。”王人博怕他没听进去，又重复了一遍。
“我想告诉他，宪法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它关系到我们的房子能不能一直住下去，关系到我们的土地能不能稳定持有，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是不是受到尊重。”
坐在办公室里回忆起这个不久前发生的故事时，王人博苦笑着说。
他教宪法已数十年，在这期间，他问过很多普通人同样的问题，农民工、洗脚妹，大部分人的答案和小保安一样。
他也会问一些高校学生。学生往往知道宪法，能背出它是高中政治课本上的“根本大法”，甚至还能记得颁布于1982年。但当他再追问，宪法到底规定了哪些条文是和你本人直接关联的，大部分人则“什么都不知道”。
每当这会儿，王人博都“挺难受”。他知道，学生是从骨子里觉得宪法跟他们没关系。
而事实上，在王人博的学生时代，逃得最多的也正是宪法课。
1979年，王人博从山东莱西考到重庆歌乐山下的西南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大学前身）。彼时，我们已先后于1954年、1975年、1978年订立过宪法。宪法历经演变，但是内核没有变化。
那时候，带着浓重四川口音的宪法老师一张口就是“宪法是不同力量对比的反映”。于是，逃课就成了王人博的生活。
为了实施，不为了好看
在王人博大三那年，1982年版宪法颁布实施。
这部沿用至今的宪法废除了许多之前的条文，如人事年限安排，强调了法院的作用，恢复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重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在宪法修改的过程中，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彭真多次提到：
“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宪法不是为了好看的。今天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写到什么程度，做不到的别写。”
就在这一年，王人博第一次在图书馆里因为一本中国人写的书而“眼前一亮”。那本书的名字是《希腊的城邦制度》，作者顾准。而在此前，王人博的阅读爱好集中在哲学领域。
后来，他先后阅读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以及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
他逐渐开始思考，在成熟的法治国家，宪法到底是什么。王人博意识到，宪法的核心就是通过分权保持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而限权的最终目的则是保障每个老百姓的公民权利。
真正热爱宪法的人是老百姓
毕业后，王人博留校任教，讲授外国宪法。那时候，他很好奇外国宪法“究竟长什么样子”，结果无意中发现，被很多同学当“厕所纸”来用的学校发的参考资料里，居然印有美国宪法和法国宪法。
打那以后，这位年轻的宪法老师一上课，便先要背上几段《独立宣言》再进入正题，学生觉得“很过瘾”。直到20多年后，还有学生对王人博说：“我还记得你讲外国宪法时候说的话。”
在重庆教书的时候，王人博常常去沙坪坝的一个公园散步。公园的一角有一大片墓地，野草中的坟冢和墓碑已经残破不堪，但墓碑上刻的红字依稀可辨，这里埋葬的不是老人，而是曾经倵斗中的死者。
路过荭卫兵墓时，王人博常在想，这个国家要是没有法治，悲剧还会上演。
但令王人博伤感的事情仍不时发生。
很多刚进校门的学生一年年地重复着当年他自己对宪法课的不理解，他们对宪法的印象，往往停留在政治课本上“国家机器”那一章的定义，习惯于将宪法当做政治文件、政治纲领对待。
一个毕业生至今清楚地记得，王人博曾在课堂上提起自己当年做学术期刊编辑时的经历，他改法学学生的投稿，光是把“法制”改成“法治”，一年就要改几百次。
“这显然是一件让他感到很无趣又很难受的事。”这个毕业生说。
2002年他前往中国政法大学任教，与焦洪昌、蔡定剑等法学家成为同事。
有一段时间，王人博参与过特长生加分考试评审工作。在考生里，一个来自山西的孩子让他印象深刻。当时，有教授问了他一个有关土地征用的案例，让他谈谈看法。
结果男孩讲道：之所以闹这么大，就说明政府还不够坚决。
当时，王人博忍不住开导他：“孩子啊，你不能这样看，咱们都是普通人，但政府是个强者……”没等他说完，男孩子抢话道：“老师，能允许我用另一套话来说吗？”
“我觉得特别悲哀，年轻人完全没有原则，老师认同哪一套就讲哪一套，只要能加上那20分。”
这件事让王人博感到“深入骨髓的绝望”。后来，他退出了那个招生小组。
事实上，每到新学期开学，面对大一新生的时候，王人博都不得不说这样一句话：“我的一个重大使命，就是要把你们之前脑子里的垃圾清理出去。”
一位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硕士回忆听王人博讲课，“感觉不到时间在跑”。他没有板书，不用PPT，只带一瓶冰红茶和两包烟上课，坐在那里就聊，渴了就喝冰红茶，课间就抽烟。
那位毕业生还记得，王人博的学科论文打分不高，曾给过自己83分，已经是全班最高分。那时候他大一，论文的主题是讨论“宪法的本意不是主张有限政府吗，为什么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却设计了全能政府？”他说，那是自己第一次思考“真问题”。
另一年，王人博在课上情绪激动地讲述了一个房产纠纷的故事。一位房主老人曾拿着《宪法》挡在推土机前，每个跟他有关的条款都画了好几道，门口插着的国旗上也写着法律条文。
“真正热爱宪法的人应该是老百姓”。王人博讲起这些的时候，学生使劲地鼓掌。- 02 -
为了实施，不为了好看
在王人博大三那年，1982年版宪法颁布实施。
这部沿用至今的宪法废除了许多之前的条文，如人事年限安排，强调了法院的作用，恢复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重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在宪法修改的过程中，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彭真多次提到：
“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宪法不是为了好看的。今天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写到什么程度，做不到的别写。”
就在这一年，王人博第一次在图书馆里因为一本中国人写的书而“眼前一亮”。那本书的名字是《希腊的城邦制度》，作者顾准。而在此前，王人博的阅读爱好集中在哲学领域。
后来，他先后阅读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以及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
他逐渐开始思考，在成熟的法治国家，宪法到底是什么。王人博意识到，宪法的核心就是通过分权保持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而限权的最终目的则是保障每个老百姓的公民权利。
真正热爱宪法的人是老百姓
毕业后，王人博留校任教，讲授外国宪法。那时候，他很好奇外国宪法“究竟长什么样子”，结果无意中发现，被很多同学当“厕所纸”来用的学校发的参考资料里，居然印有美国宪法和法国宪法。
打那以后，这位年轻的宪法老师一上课，便先要背上几段《独立宣言》再进入正题，学生觉得“很过瘾”。直到20多年后，还有学生对王人博说：“我还记得你讲外国宪法时候说的话。”
在重庆教书的时候，王人博常常去沙坪坝的一个公园散步。公园的一角有一大片墓地，野草中的坟冢和墓碑已经残破不堪，但墓碑上刻的红字依稀可辨，这里埋葬的不是老人，而是曾经倵斗中的死者。
路过荭卫兵墓时，王人博常在想，这个国家要是没有法治，悲剧还会上演。
但令王人博伤感的事情仍不时发生。
很多刚进校门的学生一年年地重复着当年他自己对宪法课的不理解，他们对宪法的印象，往往停留在政治课本上“国家机器”那一章的定义，习惯于将宪法当做政治文件、政治纲领对待。
一个毕业生至今清楚地记得，王人博曾在课堂上提起自己当年做学术期刊编辑时的经历，他改法学学生的投稿，光是把“法制”改成“法治”，一年就要改几百次。
“这显然是一件让他感到很无趣又很难受的事。”这个毕业生说。
2002年他前往中国政法大学任教，与焦洪昌、蔡定剑等法学家成为同事。
有一段时间，王人博参与过特长生加分考试评审工作。在考生里，一个来自山西的孩子让他印象深刻。当时，有教授问了他一个有关土地征用的案例，让他谈谈看法。
结果男孩讲道：之所以闹这么大，就说明政府还不够坚决。
当时，王人博忍不住开导他：“孩子啊，你不能这样看，咱们都是普通人，但政府是个强者……”没等他说完，男孩子抢话道：“老师，能允许我用另一套话来说吗？”
“我觉得特别悲哀，年轻人完全没有原则，老师认同哪一套就讲哪一套，只要能加上那20分。”
这件事让王人博感到“深入骨髓的绝望”。后来，他退出了那个招生小组。
事实上，每到新学期开学，面对大一新生的时候，王人博都不得不说这样一句话：“我的一个重大使命，就是要把你们之前脑子里的垃圾清理出去。”
一位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硕士回忆听王人博讲课，“感觉不到时间在跑”。他没有板书，不用PPT，只带一瓶冰红茶和两包烟上课，坐在那里就聊，渴了就喝冰红茶，课间就抽烟。
那位毕业生还记得，王人博的学科论文打分不高，曾给过自己83分，已经是全班最高分。那时候他大一，论文的主题是讨论“宪法的本意不是主张有限政府吗，为什么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却设计了全能政府？”他说，那是自己第一次思考“真问题”。
另一年，王人博在课上情绪激动地讲述了一个房产纠纷的故事。一位房主老人曾拿着《宪法》挡在推土机前，每个跟他有关的条款都画了好几道，门口插着的国旗上也写着法律条文。
“真正热爱宪法的人应该是老百姓”。王人博讲起这些的时候，学生使劲地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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