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寝孳方鼎和肄簋|历史学家|古文字研究|寝孳方鼎和肄簋|李学勤|杨树达|汉学家|科学家|续编|铭文

编者按：

“左图右史，邺架巍巍，致知穷理，学古探微。

”清华大学有着悠久的人文传统。

新时期以来，学校尤其致

力于人文学科的溯源与重建。

王国维、李学勤二位先生，恰好是前后两个时期清华大学人文学科辉煌成就的代表人物。

温故知新，我们特开辟“经典重读”栏目，着重刊发二位先生具有典范意义的出土文献类学术论著，以飨读者。

王国维先生著作以《观堂集林（附别集）》为主，李学勤先生著作以《李学勤全集》为主，力图较为全面地回顾二先生治学的成就和特色。

此次刊李学勤《

寝孳方鼎和肄簋

》，原载《中原文物》1998年第4期，题为“寝孳方鼎和肆簋”。

今据《李学勤文集》第三卷，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2023年，第199-206页。

寝孳方鼎和肄簋

1981年，在山西曲沃曲村的西周墓中出土了一件商代方鼎，其铭文与研究商末年代有重要关系，业已受到学者的注意。1984年，张颔先生为纪念于省吾先生，撰写了《孳方鼎铭文考释》一文，对该鼎做了详细的论述[1]。这篇论文在《文物季刊》发表时，附有铭文摹本（图1）；在《古文字研究》刊出时，则有铭文拓本和器形照片。同年，鼎在故宫博物院“全国出土文物珍品展览”陈出，展览图录收有其拓本及彩色照片[2]。

图1 寝孳方鼎铭文摹本（据《张颔学术文集》）

这件方鼎高25.5厘米，口长19.5厘米，宽16厘米。立耳，小折沿。口沿下饰鸟喙的夔纹带，腹饰内卷角、下卷尾的饕餮纹，有八道扉棱。平底，长柱足。足上部饰阴线的云纹及垂叶纹。铭文在内壁上，共4行27字，于相对的内壁上，另有族氏两字。现将两处铭文合写如次：

（子），王易（锡）（寝）

（孳）商（赏），用乍（作）父辛

彝，才（在）十月又二，遘且（祖）甲日，隹（惟）王廿祀。干

同此鼎形制、纹饰酷似的，有现藏在故宫博物院的小臣缶方鼎[3]。后者的不同处，只是腹略深些，扉棱有简单突起，饕餮纹侧有明显的倒夔。考虑到商周方鼎腹深逐渐变浅的趋势，小臣缶方鼎可能略早一些。

我曾说明，“小臣缶方鼎的重要，在于它是能与殷墟卜辞直接联系的少数青铜器之一”。小臣缶即?侯缶，屡见于黄组卜辞[4]。比小臣缶方鼎的年代略晚的寝孳方鼎，也应与黄组卜辞相当而属于商末。

寝孳之寝系官名，当为管理宫寝者，类似《周礼》的宫伯[5]。其族氏曾见金文著录，参看《金文编》附录上365。

寝孳方鼎宝贵之处，是有明确的年祀月日和周祭，即廿祀十二月甲子遘于祖甲日。研究甲骨文历日的都了解，自四十年代以来，董作宾、陈梦家、岛邦男、许世雄等先生皆对周祭有所讨论，近年常玉芝先生的《商代周祭制度》一书[6]，所论尤为详密。常书有一个重要论点，就是甲骨文、金文的廿祀周祭可分为三个系统，也就是说分属三个王世。商末三个王均在位二十年以上，这已经是很有影响的意见，如果寝孳方鼎再增加一个系统，那更令人骇异了。

按殷商王系，廩辛、康丁两王乃是兄弟（汉人传说是孪生），其后武乙、文丁、帝乙、帝辛（纣）四世父子相传。黄组卜辞及与之相应的金文，过去认为属于帝乙、帝辛，现在经过研究，可能上延至文丁，但拉到武乙是不可能的。因此，廿祀周祭最多分属三个系统，不好分作四个系统。

常书王廿祀一谱，根据黄组卜辞《前编》3，28，4+《续编》6，1，8+《续编》6，5，2，与之相合的有《前编》2，14，1+《前编》4，28，1与《前编》2，14，4。前一例称“王廿祀”，后二例则作“王廿司”，“司”古音心母之部，“祀”邪母之部，故相通假。此外，《前编》2，14，3也有“王廿司”，但无月份，亦可附属于此[7]。此谱十二月止于祭阳甲，且无甲子日，故同寝孳方鼎不能相合。

常书王廿祀二谱，根据黄组卜辞《续编》2，1，3与《合集》37865（两片同文），与之可以相合的有《续编》1，25，9（《簠室》帝115）。三例均称“惟王廿[祀]”。此谱十二月止于祭羌甲，也无甲子日，不合于寝孳方鼎。

常书王廿祀三谱，只根据青铜器肆（即《说文》肄字，但文献通作肆）簋（《三代》6，52，2）。该书第298页云：肄簋“铭文记载王二十祀十一月戊辰日祭武乙之配妣戊。前面已证武乙之配妣戊不属于周祭系统，但为了论证的需要，故在此借用。因戊辰日与甲子日同在一旬，所以十一月戊辰日祭武乙之配妣戊是在十一月的甲子旬。按照周祭中先王、先妣祀序的排定原则，武乙之配妣戊应是在祭祖甲的下一旬受祭的，那么祭祖甲就应是在甲子旬的前一旬甲寅旬举行的。如果甲子旬祭武乙之配妣戊在十一月上旬，其前旬甲寅旬祭祖甲就在十月下旬”。

以上说法，有三点需要讨论，即:

（一）肄簋铭文记载王廿祀十一月戊辰祭武乙之配妣戊。

（二）武乙之配妣戊在祭祖甲的下一旬受祭。

（三）甲子旬祭武乙之配妣戊在十一月上旬。

为方便起见，以下对上述三点倒过来探讨。

先说（三），由肄簋本身不能推出戊辰所在的甲子旬系十一月上旬，此点乃是假设。

再看（二），说武乙之配妣戊在祖甲下一旬受祭，前提是祖甲受祭之旬的戊日有武丁之配妣戊、祖甲之配妣戊二世同时受祭，岛邦男、许进雄二先生就是如此主张的。但这一点并不符合周祭排序的原则，从而董作宾、陈梦家两先生都认为武乙之配妣戊的受祭还要推后一旬[8]。

至于（一），常书曾有脚注云：“铭文中‘月’字下的数字有损痕，不知是‘一’还是‘二’，今暂定为‘一’，即月份为‘十月一’，也即十一月。”[9]

细察《三代吉金文存》拓本，“一”的周围是有一些痕迹，但不明显。这件簋，1979年我在美国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观察过[10]，后来，在华盛顿的沙可乐美术馆又一再谛观，这一横笔是清楚的，不可能有两横笔。白克礼（Robert M. Bagley）教授所编《沙可乐氏所藏商代青铜礼器》（Shang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1987）书中印有簋铭照片，可供参证。历来肄簋的释读，都作“十一月”，这和寝孳方鼎格格不入。

然而，这真的是简简单单的“十一月”吗？窃以为不然，实际上很可能还是“十二月”。要说明这个问题，必须对当时的合文多讲几句。

古文字有合文之例，乃学者所习知。不少学者作过搜集，如1980年出版的高明先生《古文字类编》，即专设“合体文字”一编，辑录了种种商周合文实例。合文的共同特点，是两个或三个字相贴近地写在一起。有时，合文会有借笔，即两个字共用笔画，如“二朋”写成

，“四匹”写成

，“五牢”写作

。所借之笔不一定是横笔，如“四旬”写成

，所借是“旬”（

）上面的斜笔[11]。月份也有合文而且借笔的，如“五月”作

[12]。请注意，这是把“五”的横笔和“月”的斜笔合二而一了。

在周代，尤其是东周，合文每每加上合文符，即在字的右下角（个别也有在左下角的）加一个“=”形符号。这种符号，在商末周初已开始出现，只是尚未普遍应用而已。我曾经举出陕西岐山凤雏西周卜甲 H11: 2[13]为例，其文字是：

自三月至于四月唯五月，囟（斯）尚（当）。

“四月”写成

，与上面“三月”言

不加合文符不同，显然不能同样释为“三月”。“自三月至于三月”，也很难理解作从今年三月到来年三月。只有把“四月”释为借笔的合文，才能文通义顺。“唯”即文献中的“惟”（《书·禹贡》《酒诰》《多力》）、“维”（《诗·无羊》《灵台》《国语·鲁语》），意为“与”[14]，所以“自三月至于四月唯五月”，就是从三月到四月与五月[15]。

另一个例子是现在日本白鹤美术馆的商末器卣，其文字为：

乙巳，子令小子先，以人于堇（觐），子光（贶）商（赏）贝二朋，子曰：“贝唯蔑女（汝）

。”用乍（作）母辛彝，才（在）十月，隹（惟）子令望尸（夷）方

“巳”下原有“=”符号，系重文符，分读为“巳”和“子”，故释者多以“十月”下的“=”符号为重文符，读作“在十月，月惟子令望夷方”。不过“惟”在此是语首助词[16]，文献及甲骨、金文恒见，绝不能冠以“月”字。因此“=”在这里不是重文符而是合文符。“十月”两字写得很贴近，加上合文符只占一个字的位置，也说明了这一点。

以上周原卜甲是有合文符而借笔，卣是有合文符而不借笔。至于肄簋，则是无合文符而借笔。其所谓“十一月”，写作

，“月”同下面横笔非常贴近，实系借用了“月”下端的斜笔，从而宜释为“十二月”。

这样，肄簋的铭文可写定如下：

戊辰，弜师易（锡）肄

贝[17]，用乍（作）父乙

宝彝，才（在）十二月，隹（惟）王

廿祀日，遘于匕（妣）戊

武乙爽彘一。

其历日刚好在寝孳方鼎之后五天。

以周祭祀谱验之，时在季，甲辰为祖甲“祭”，丁未祀康丁，戊申祀武丁爽妣戊；次旬甲寅为祖甲“

”，乙卯祀武乙，丁巳祀文丁，戊午祀祖甲爽妣戊，辛酉祀康丁爽妣辛；再次旬甲子为祖甲“”，戊辰祀武乙爽妣戊，恰与寝孳方鼎、肄簋二器一致。

《前编》3，2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