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在南京先锋书店，举行了“来自城市的微声——人文社‘王笛作品系列’分享会”的读书活动。对话展现了王笛教授对自己的读书经历的回顾以及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深刻反思。
读书经历
刘勃：《历史的微声》里，讲到您当时读书的习惯、读书的经历，给人感觉很紧凑，也很高效，可是同时一点卷的感觉都没有。您能聊一聊您的读书经历吗？
王笛：我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既然进入到这个领域，真正想做好。读大学那个时候读书很不方便，与现在完全不能相比。那个时候是周一到周六上课，在学校查文献、图书资料也不是很方便。每周六下午我骑自行车到四川省图书馆去翻阅杂志，特别是专业杂志，去了很长一段时间，把《历史研究》各期基本上翻阅了一遍。
进入研究生阶段是1982年，其实读书也没有什么目的。我自己还很彷徨，那个时候其实课程也不多的，主要靠自己收集资料，自己阅读，那个时候自主安排的时间比较充裕。课程就是到指导老师的家里漫谈。到底应该读些什么书，哪个方向发展，其实也是不清楚的。读硕士的时候开始把我的注意力，从辛亥革命转到清王朝，就是研究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前10年的改革。时间多花在阅读史料，包括《皇朝经世文编》《光绪朝东华录》《申报》《商务官报》《东方杂志》等。那个时候清末辛亥革命之前，有了很多新的那些杂志，目的也不明确，到底要研究什么东西。
刘勃：您说您年轻的时候关注的问题很大，但是格局小，现在关注的问题小，但是格局打开了，这个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王笛：对，那个时候其实老师还有前辈历史学家都不断告诫我们这些年轻学生，就说历史研究一定要选择第一流的题目。其实什么叫第一流的题目，是很不确定的，而且每个历史学家的看法也不一样。我的感觉，老师所说的一类题目一定是研究革命，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等。所以在我读本科生的阶段，不敢想象我要去选择研究茶馆，大家坐在那里喝茶，能说出个什么道道呢？也就需要进入到中国社会的最底层。
当然，真正要进入城市的最底层，则需要方法论的的改变。中国的城市发展有自己的路径，所以我在《走进中国城市内部（修订本）》等书里不断讲，我们认识中国城市一定要根据中国自己的内部的动力，不能完全按照西方的那种模式、那种观念来套，这样才能更清楚认识中国。
“我特别同情年轻学者”
刘勃：这个是我特别佩服您的地方，能够随时根据不同的题材，选择新的渠道。您说要退休之后才能比较放纵地写作，可是您现在好像已经完全不被我们现在学院内的严酷的考核体系所折磨了，是吧？
王笛：对于年轻的学者，他们可能只能那么写。其实我在读博士的时候，我的老师也说了，写博士论文是有一定的格式的，千万不要像史景迁那样写，否则就拿不到学位。因为史景迁是讲故事的办法，而写博士论文一定要有固定的格式，导言、学术回顾、主要观点、资料使用……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最后是结论，在结论部分一定要说我有哪些新的贡献，发现了什么东西。这个格式一定要的，所以做学位论文一定是要按照学校和导师的要求。
现在我特别同情年轻学者。我出道那个时代不怎么卷，1987年我在川大破格提副教授的时候，我的第一本专著《跨出封闭的世界》还没有完成，也没有课题的要求。现在实行量化管理，不但要发表论文，而且还要拿课题，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不赞成这个搞法，也没有解决的办法。如果按照现在的量化标准，陈寅恪也进不了清华大学；过去的许多著名历史学家，可能都会倒在出道之前。现在让青年学者不断发表很多论文，是资源的浪费。本来他们可以在学术上更有创建的，但是有所创建必须是长期的探索和思考，而现在却急急忙忙发表更多的论文。既然是匆忙之作，那就很难在学术上有真正的创建。其实，不需要发表那么多论文，好多发表了以后也没有人读。用最简单的数字管理办法，不但不能推动教育与学术的发展，而且是用了更多的资源对它们进行伤害。由于压力太大，现在年轻学者早逝的好多，三四十岁就走了。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年轻学者，值得吗？有必要吗？
来源：学人Sch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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