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古典学家穆启乐（Fritz-Heiner Mutschler）教授近日因病逝世，享年80岁。这位德国学者一生穿梭于古典学与汉学之间，致力于古希腊罗马与中国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他曾在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任教，培养了中国改革开放后一代又一代世界古代文明研究人才，被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接纳为首位外籍荣誉会员。
在同仁们的记忆中，“老穆”不仅是一位严谨的学者，更是一位心系中国的挚友。澎湃新闻将陆续刊发黄洋、张巍、王忠孝、冼若冰等中国学者的纪念文章，从不同侧面追忆这位以平等之心推动中西对话、以热忱之情扶持后辈成长的杰出学者。穆启乐教授的学术遗产与人文精神，将长久照亮跨文明研究的道路。
德国古典学家穆启乐（Fritz-Heiner Mutschler）(1946年1月4日-2026年4月13日）
得知穆启乐教授（Fritz-Heiner Mutschler）辞世的消息，心中不免怅然。作为和他私下交往不多的晚辈，我本没有资格谈论太多，但这些年受惠于他的学术成果良多，总觉得要写点什么，以寄哀思。
我与穆启乐教授的缘分，始于一本学术著作。2008年，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读世界史专业的硕士，已选定罗马史作为今后主攻的方向。这一年，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一本叫做《构想帝国：中国和罗马之比较》的英文论文集。编者Fritz-Heiner Mutschler这个极具德国特色的名字，一下子吸引了我的注意。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他还有一个译得巧妙又富有诗意的中文名——穆启乐。自此也渐渐了解到，这位德国学者与中国学界有着深厚的渊源。
《构想帝国：中国和罗马之比较》英文论文集
如今回头来看，这部出版于近二十年前的论文集，堪称罗马—中国比较研究领域，首部产生国际影响力的著作。它出版之际，正值全球化的鼎盛时期。我系黄洋教授以及南开大学的叶民教授参与其中，撰写了2章内容。在此之前，中国的西方古史学者很少受邀在中文平台之外的学术文集中发表文章。作为编者之一的穆启乐教授，对促成这次跨国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充当了最主要的发起人，组织者和协调者的角色。更重要的是，这部论文集搭建了一套坚实的比较史研究框架。本书围绕“帝国”这一大的主题，下设8组，每组均有一名中国史专家与一名希腊/罗马史专家，就同一分主题分别撰写一章内容。这种编排，既能够发挥每位作者的领域专长，又体现了真正的跨专业合作精神。此后十余年间，学界又有数部罗马—中国比较研究的文集甚至专著问世。虽然其编写形式各有不同，但都或多或少以穆启乐编撰的这部著作为起点或参照。
2016年我从莱顿大学博士毕业回国后，陆续听闻穆老师与中国学界的深厚情谊，以至于同事们都亲切地称他为“老穆”。作为仅与他有两面之缘的晚辈，我始终心怀敬畏，不敢如此称呼。这两次见面，说起来都与上海师范大学有关。第一次见到穆老师，是在2017年由刘津瑜教授组织发起的奥维德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那次与会人数众多，光国际学者就来了十几位，穆老师走到哪里都有人围绕攀谈，我始终没能找到机会交流，心中不免遗憾。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一名严肃认真的德式老派学者。作为大会的主旨发言人之一，他播放的一张幻灯片上，展示了路过杭州时看到的一家门店旁，摆放的两尊奥古斯都雕像的拙劣复制品，以此与当时上海举办的纪念奥维德的学术活动相映衬。2000年前，皇帝流放了诗人，而两人的形象竟在千年后相距咫尺的遥远异域出现，这般有趣的对比，令我印象十分深刻。第二次是2019年，上海师大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名为“古罗马遗产”的学术联谊活动。我因为研究罗马史，有幸受到裔昭印教授邀请而忝列其中。恰好我的座位紧挨穆老师，这才第一次有了短暂的，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这次交谈，让我感受到了这名学者温和、谦恭的一面。
穆启乐教授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拉丁诗歌与罗马史学，以及中国—罗马比较研究，这两个方面恰好都与我本人的学术兴趣高度相关。他早年深耕拉丁文学尤其是罗马帝国时代的史学，出版过关于凯撒和提布鲁斯的专著和文章；后来学术兴趣逐渐转向比较研究，尤其是其晚年，在东西方古代史学的比较上，发表了多篇极具洞见的原创性论文。在如今人文研究日趋细碎、学科边界愈发固化，严苛的专业分工带来的“学术偏狭主义”当道的时下，从事跨文明的比较史研究，往往被认为“两头靠不上”，容易引来各方批评，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穆老师却不以为然，抱着极大的热忱和高度的专业精神投身其中，并积极推动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国家的学者平等地交流，这一点令我由衷感到敬佩。
大约三年前，我系张巍教授组织古代文明比较研究的工作坊，邀请我对穆老师写就的那篇有关中国—罗马历史比较的宏文做出评议。这篇文章后来被译成中文出版，洋洋三万言，是迄今为止关于罗马—中国比较研究最翔实、全面的综述。尤为难得的是，文章后半部分，穆老师对未来该领域可以探索的方向与主题，做出了前瞻性的展望。此后，我与穆老师有过几次邮件沟通。我深信，无论是古代希腊罗马还是中国，都拥有悠久深厚的史学书写传统。他所从事的中西古典史学比较研究，是一座仍待开掘的“富矿”，学术价值极高。就其中涉及到的诸多问题，我满怀期待能在日后向他当面请益，可惜永远错失了这样的机会。
事实上，早在一年半前，当听说穆老师正着手撰写一部关于中国—罗马比较研究的系统性专著时候，我已得知他身体欠佳，因此，他对这项写作计划格外看重。我未及多想，但也从未料到他会如此匆匆离去。不过，穆启乐教授所留下的宝贵学术遗产，必然会为学界同仁，尤其是那些致力于罗马—中国比较史研究的后学提供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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