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古典学家穆启乐（Fritz-Heiner Mutschler）教授近日因病逝世，享年80岁。这位德国学者一生穿梭于古典学与汉学之间，致力于古希腊罗马与中国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他曾在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任教，培养了中国改革开放后一代又一代世界古代文明研究人才，被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接纳为首位外籍荣誉会员。
在同仁们的记忆中，“老穆”不仅是一位严谨的学者，更是一位心系中国的挚友。澎湃新闻将陆续刊发黄洋、张巍、王忠孝、冼若冰等中国学者的纪念文章，从不同侧面追忆这位以平等之心推动中西对话、以热忱之情扶持后辈成长的杰出学者。穆启乐教授的学术遗产与人文精神，将长久照亮跨文明研究的道路。
德国古典学家穆启乐（Fritz-Heiner Mutschler）(1946年1月4日-2026年4月13日）
忽然从朋友圈里传来老穆去世的消息，我们一家人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上个月他还和我通话，说期待我们一家夏天的造访。老穆指的是德国古典学家穆启乐（Fritz-Heiner Mutschler），国内熟悉他的同行都亲切地称他老穆，他也常常这么介绍自己。他是最关心中国古典学发展、并为之倾力做出贡献的国际学者，他的夫人、赫梯学家汉娜（Hanna Roszkowska-Mutschler）也是如此（她培养了我国第一代赫梯学专家李政和刘健）。同时他们也是和中国同行最相处无间、最能和中国人打成一片的国际学者。他自己常说，中国是他和夫人的第二故乡，他们因为中国结缘，并且结为伴侣。后来他更写道，汉娜是“来自中国的最珍贵礼物”。
穆启乐1946年出生于海德堡，在海德堡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学习古典语文学和日耳曼语文学，1973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在海德堡大学任教，1978-1979年在匹兹堡大学做博士后研究，1982年通过教授资格考试，1986-1987年任海德堡大学东方学与古典学学院副院长。1988年，穆启乐作为教育部资助的外国专家来林志纯先生创办的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任教，直至1992年。在此期间，他和同时来所里任教的波兰赫梯学家汉娜相识相恋，结为夫妇。这是中国古典学和世界古代文明研究初创的时期，他们参与培养了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代中国古典学和世界古代文明研究人才，也和我国世界古代史前辈学者林志纯、刘家和和王敦书诸先生切磋学问，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老穆向我多次谈到和诸位先生的交往，表达对他们学识、学养和献身学术事业的钦佩之情。
在中国任教期间，老穆夫妇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系统学习中文。1993年，穆启乐受聘担任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古典语文学（拉丁语文学）教授，直至2011年退休。他曾经担任语言文学学院副院长、院长，于2003至2009年任德国古典语文学者协会理事，并曾任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客座教授、挪威学术院高等研究中心研究员。在此期间，他一直关心中国的古典学发展和人才培养，并且他的研究兴趣开始转向西方古典传统和中国古典传统的比较研究，尤其是中西史学传统的比较研究。从1997年在德国世界史期刊Saeculum上发表长文《古代希腊罗马和中国古代史学的比较观察》开始，他发表了一系列中西古代史学比较研究的文章。后来这些文章结集为《古代希腊罗马和古代中国史学：比较视野下的探究》，用中文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2003年，老穆获得德国大众基金会的支持，在著名史家吕森担任所长的埃森高等人文研究所任驻访研究员，主持大型研究项目“‘帝国’与‘世界’：古代帝国史学话语中‘自我’与‘他者’的建构”。他确定项目主要研究内容为罗马帝国和中国古代帝国与世界观念的比较，为此他邀请了汉学家闵道安（Achim Mittag）和他合作主持研究。在组建项目团队时，他决定基本研究团队除了西方的古典学家和汉学家之外，还应该包括中国的中国史学者和古典学学者。因此他邀请了我、我的同事张荣华老师和南开大学的叶民老师参加项目组。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安排。西方学者牵头的中西比较研究，典型的做法是以西方学者为主，甚至是清一色的西方学者唱戏。这种取向往往不脱西方中心主义俗套，本质上是将中国客体化，是一种冰冷的、漠不关心的研究路向。老穆的做法则将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完全平等看待，力图促成双方学者的共同研究，体现出对中国的真正关心。老穆的这一做法对我深有触动，促我反省。传统上欧美的不少古典学家对古代希腊文明抱有浓厚的研究兴趣，甚至满怀深情，却对现代希腊社会和希腊人态度冷漠，甚至鄙视，这是一种将希腊客体化的路向。我本人也存在类似问题，对古代希腊文明深怀兴趣，但的确也比较忽视现代希腊，不注重和希腊学者的交流。我意识到，我们不应该将古代希腊文明和现代希腊人完全分割开来，毕竟，古代希腊文明首先是他们的遗产。从此我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尽量主动和希腊学者交流，并努力了解现代希腊社会。
当然，老穆的做法也包含了提携和扶持中国年轻学者的意图。我本人的主要兴趣是古希腊史，对罗马史并无多少研究。他邀请我参加课题组，扶持之意十分明显。老穆在2004年先后两次邀请我们赴埃森参与课题讨论，其中一次是在夏天做驻访研究。期间他和闵道安领着我们研读《史记》有关部分，我才吃惊地意识到，他的中文已有相当的功底。这期间他安排我跟他合作，负责研究和撰写罗马早期的帝国和世界观念，我具体负责波利比乌斯《通史》中所反映出的罗马人的帝国与世界观念。项目组后来又邀请一众中西方名学者加盟，包括我系朱维铮老师。2008年课题成果以《构想帝国：中国和罗马之比较》为名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版《构想帝国：古代中国和古罗马比较研究》由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老穆在他和我合写的论文署名时，把我的名字署在前面，充分说明了提携之意。实际上这篇文章他撰写了一大半的篇幅，并且是他修改成形的。
左：《构想帝国：中国和罗马之比较》书影。右：《构想帝国：古代中国和古罗马比较研究》书影。
由于老穆为中国的古典学及世界古代史研究所作出的突出贡献，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于2007年接受他为荣誉会员，这也是该学会历史上第一名外籍荣誉会员。
在参与罗马和中国比较研究的项目过程中，我和老穆变得熟悉起来。我发现他极具幽默感，易于沟通，不时蹦出地道的汉语俚语。很快，和外国学者来往交流时通常存在的那种文化隔阂和距离感都消失了。这之后我和他一直保持着联系。2010年，他的弟子和同事为庆祝他即将到来的65岁生日，决定编辑庆祝文集，我撰写了短文《认知游牧的他者：希罗多德笔下的斯基泰人和司马迁笔下的匈奴人小注》，文章并没有多少创见，主要是想向他在中西古史与史学比较研究领域的开拓表达敬意。
也就是在这一年，北京大学决定建立西方古典学研究中心，我向当时的历史学系主任牛大勇教授建议，聘请即将退休的老穆来北大全职工作，解释说老穆也许不是国际上最知名的古典学家，但却是最懂中国的古典学和学术、最能适应国内需要的古典学家。这个建议获得大勇主任、历史学系和北大校方的支持。2011年，老穆就任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我得以和他短暂共事。他很快融入历史学系和西方古典学中心，获得大家认可，并全心投入到西方古典学的教学当中，深受学生爱戴。那个时期北大西方古典学的发展，离不开老穆的贡献。虽然已近古稀之年，他和汉娜仍然聘请家教，坚持学习汉语，为的是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2014年，老穆在北大组织“荷马史诗”和《诗经》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实现了他的一个梦想。在他看来，“荷马史诗”和《诗经》是中西两个伟大文明“根基性的文本”，对他们进行比较是极具学术意义的。但在学界，这样的比较却是从未尝试过的，可以说也出乎很多人的意料。这固然是因为这两个文本的题材、体裁和风格都迥异，更因为学者们固守自己的传统和领地。正因为老穆在他的研究和学术生涯这一双重意义上穿梭于两个文化传统之间，他能够跳出传统古典学的藩篱，构想出如此具有创新的比较研究主题。我以为，其创新不仅仅在于出人意料的比较，更在于把《诗经》提高到同“荷马史诗”一样的地位，把它看成是中国文化的“根基性文本”，进一步凸现了其重要意义。和往常一样，老穆邀请多名古代中国和希腊研究领域的中国学者参加，使这项研究成为中西学者的共同研究。2018年，这个国际会议的研究成果以英文正式出版，为老穆的这个梦想画上圆满句号。
2016年，老穆从北大荣休，和汉娜回到德累斯顿。之后他仍然频繁参与中国学者组织的学术活动和研究项目，多次访问中国。他也一如既往地关心中国和中国的古典学。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和我通话，相互问候之余，主要是向我了解国内古典学的新动向，以及他所熟知的学者的情况。国内古典学领域的学者中，上至耄耋、下至青年，他多有熟悉者，也和很多人成了朋友。30多年里，他一直是中国的古典学学生和学者在德国的最大支持，他的家也成了我们的据点。不少中国学生和学者都在他位于德累斯顿风景秀丽的山坡上的家中留宿过。我本人也先后两次留宿于此，一次甚至是带着全家人。
疫情之后，我即决定要带家人去德累斯顿看望他和汉娜，不料因签证等原因推迟。等到终于定下行程，买好机票的时候，他却在距我们三年之约的整整三个月前，离我们而去了。一连几天，我都不愿相信，脑子里萦绕着去德累斯顿和他们亲切见面、欢快交谈的情景。如今我们却只能去凭吊这位我敬佩也最亲近的古典学家。我和我的家人会永远怀念这位像家人一样、也待我们似家人的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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