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其，1950年出生于北京。1978～1985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先后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1990～1997年，留学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系，获博士学位。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历史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编写多套历史教科书。著有《史海萍踪》《海归心路》《回望美国》；合著《北大老宿舍纪事·中关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编著《燕园陈迹》（2024年，中国华侨出版社）和《燕园絮语》（2025年，世联出版社）。2010年退休。作者授权发布。
中关园沟西平房5号，居住着一位著名学者。这位先生祖籍浙江宁波，玉树临风、风度翩翩、气质高雅。虽是地道中国底色的谦谦君子，却总也掩盖不住那自然流露的西式风采，展现出鲜明的“江南才子”风采，在北大灿若群星的教授大军中形象突出。他就是张芝联教授（1918-2008），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世界历史学家，法国史及西方近代史研究权威，被誉为中国法国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张先生的夫人郭心晖（1916-1995），出身于书香门第，是典型的浙江美女兼才女。她高中毕业时，被保送进燕京大学国文系，后又转入心理系，获得文学学士，于1935年获金钥匙荣誉奖章。解放后，她曾在北大历史系担任副教授，是中国古代历史文献方面的专家。她还精通英文，翻译了很多名人名作，如海伦·斯诺的“中国的伏尔泰”一文。她曾以郭蕊为笔名，发表过众多散文，出版过诗集。她还是一位爱国进步青年，曾踊跃参加“一二·九运动”，发表过《一二·九诗选》和《人生·友谊·爱》等。总之，夫妻两人在北大、特别在中关园，是才子佳人式的天作之合。
20岁的郭心晖女士
由于家父也搞历史，母亲是人民出版社历史室的编辑，家中常有北大历史系教授前来洽谈出版业务，如田余庆、闫文儒、马克尧、张传玺、罗荣渠等教授，当然也包括张先生。这些贵客的光临，令寒舍蓬荜生辉。此外，由于郭先生是江浙人，性格热情奔放，与我祖父母关系较近。他们的女儿是我姐姐的好友，也是我北大附中校友，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我们两家还是近邻，所以自小我就对他们一家有深刻印象。
家庭渊源与学术道路
张芝联先生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是著名爱国教育家、藏书家张寿镛先生。他父亲最重要的历史贡献是，1925年“五卅惨案”后，他带领爱国师生创办了光华大学，即华东师范大学前身。他不仅捐资兴建校舍，还广邀名师，实践教育救国理想。此外，他还是藏书家和出版家，倾力编刻了大型地方文献丛书《四明丛书》。
张芝联先生出生在这样的家庭，自幼便在家塾饱读诗书，这为其日后的学术道路打下了坚实基础。另外，张寿镛先生的教育救国理念也深深影响了张芝联。他曾对父亲表示，自己的心愿是“当一个中学校长和大学教授”，并真的为此奉献了一生。张先生的品格也受到父亲的长期熏陶。抗战时期，张寿镛先生坚持民族气节，宁可解散学校也拒绝向日伪登记。这种爱国精神与风骨，在张芝联先生的为人与治学中也有所体现。总之，父亲的教育事业和文化贡献，为张芝联后来成长为一代史学大家提供了最初的土壤。
青年时期，张芝联先生先后就读于燕京大学、上海光华大学。1946年留学美国耶鲁大学，1947年赴英国牛津大学进修，并首次访问法国，为他在法国史研究事业奠定了基础。解放前夕，他从欧洲回国。1948年在光华大学附属中学担任校长。他具有进步思想，曾帮助学生与三青团分子进行斗争。
世界近代史大家
1950年代起，张芝联先生任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长期担任世界近代史教研室主任。他特别致力于法国史、欧洲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培养了大批中国世界史领域的骨干人才。
1962年，周一良与吴于廑共同主编的《世界通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综合性大型世界通史著作，是高校历史世界史专业的一套必读书。 张芝联和周一良两先生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项目中有紧密的协作关系。张先生虽非全书的“合著者”，但以分册主编的身份深度参与。
本套书分四册，各分册主编分工如下： 上古部分由齐思和主编；中古部分由朱寰主编。杨生茂和张芝联先生是该套《世界通史》近代部分的主要主编。此外，他与周一良在其他领域进行合作。他还曾与季羡林先生共同主编《世界文化史知识》丛书。2002年，张先生还与刘学荣主编了一部《世界历史地图集》，该地图集明确以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为框架编绘，可视为对这套经典通史体系的延续和补充。
我1978年进入北师大历史系，特别侧重欧美史学习。他的这几本世界历史著作，是全国高校历史专业本科生、甚至硕士研究生必须学习的教材。因此，我的世界历史认知受到张先生的很大影响。
法国史研究权威
张先生作为历史学家，除在世界通史的研究和写作上贡献巨大，还是中国法国史研究方面的开拓者之一。他对启蒙运动、近代政治思想、法国大革命等领域有深入研究。在本学科几乎近空白的基础上，他系统引入法国史学理论与方法，并进行教材编写、资料编译。他出版了《从高卢到戴高乐》（1988）、《法国通史》（合著，1989）、《我的学术道路》（2007，自传体文集），主编了《西方史学史》《世界历史地图集》，还主持翻译法国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等。
在历史教育上，他在1978年起就开始招收国内招收法国史方向研究生。1987年，他指导的研究生成为中国大陆世界近现代史专业的首位博士。
张芝联先生不是一位仅仅埋头书斋的学者，而是一位胸怀世界、以学术报国的教育家和活跃的交流使者。凭借卓越的外语能力和国际视野，他频繁参与国际学术活动，将中国史学介绍给世界，也将西方最新的研究成果与方法引入中国。他曾多次赴法国访学交流，与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等人保持密切的学术联系，推动中法史学界的合作，搭建起中外学术交流的桥梁。
1985年，因对法国文化研究和中法交流的卓越贡献，张先生被授予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这是国际学术界对其学术影响力的高度认可。2018年，在他百年诞辰之际，北京大学举办了隆重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足见其持久而深远的学术影响。
西方历史理论与方法的引入人
西方史学界的主要学派，是一个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更迭的谱系。谈到对20世纪史学影响最深远的革新力量，年鉴学派无疑占据着核心与奠基的地位，被誉为“史学革命的旗手”。
19世纪，兰克学派作为欧洲近代史学的奠基者，主张“如史直书”，强调客观主义和政治史、事件史研究。但它后来成为所有学派试图“革命”的对象 。20世纪初，出现了鲁滨逊新史学派，主张动态、综合研究，拓宽史料范围。1929年至今，年鉴学派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它发起史学革新运动，主张“总体史”、问题导向和跨学科研究 。20世纪中叶后，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兴起，强调“自下而上”的视角，关注社会底层和结构分析，在理念上与年鉴学派相互影响 。后来，又出现追求史学的精确化，并使用统计学方法的计量史学。20世纪晚期，更出现现代主义史学/新文化史，它关注语言、叙事、微观历史等。
法国年鉴学派的核心是彻底革新历史研究，反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只关注政治事件和伟人的传统实证史学。它的基本立场是：首先主张总体史，认为真正的历史应涵盖人类活动的全部，即经济、社会、文化、心态等各个领域，并将其视为有机整体进行研究，从记录政治事件的编年史，转向探索人类社会深层结构的“总体史”；其次，它强调长时段，认为决定历史走向的根本力量，是地理环境、经济结构、社会形态等缓慢变化的“长时段”因素，而非转瞬即逝的政治事件。第三，他强调问题史学，反对单纯叙述史实，主张带着明确的问题意识去研究历史，通过历史分析来回答这些问题。
在这三个原则的基础上，年鉴学派发展出一套独特的方法论：一、最著名的方法是跨学科研究。它积极引入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理论与方法，打破学科壁垒；二、拓宽史料范围，将土地册、账簿、遗嘱、图像、考古遗存等一切人类活动痕迹都视为有效史料，用于揭示普通大众的生活与心态；三、运用计量方法（尤其是第二代学者），广泛采用系列数据、统计方法来研究价格、人口等长期趋势，使历史结论更具科学性和精确性。
张芝联先生是把法国年鉴学派理论介绍普及到中国史学界的先驱人物。是他率先将年鉴学派、比较史学等西方现代史学流派引入中国。他在1978年发表《法国年鉴学派简介》，首次系统引入“心态史”，虽经验研究尚少，但启发了对历史心理、集体心态的探讨。1986 年，他发表长篇论文《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深化了对该学派方法论的理解。他还在学术会议和北大课堂上积极推介年鉴学派，扩大了该学派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
当然，张先生主张对年鉴学派的理论和方法要批判性吸收，强调结合中国实际吸收外来理论，反对简单的照搬。比如，他对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既有肯定，也有批判。
布罗代尔
他还主编了《西方史学史》等教材，系统梳理西方史学发展脉络，拓宽了中国史学界的研究视野，影响深远。
年鉴学派对中国史学研究的总体影响
自中国改革开放后，特别经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时兴盛，法国年鉴学派有力影响了中国史学的研究范式与方法论，尤其推动了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的复兴与革新。
它对中国的中国史研究的影响是深层次、多维度的。它不仅带来了“长时段”“总体史”“跨学科”等关键概念，更推动了中国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的范式转型。然而，中国学者在吸收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批判性反思，一方面尝试将年鉴学派方法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另一方面也在探索本土化的理论构建。
年鉴学派的关键概念在中国学界出现了本土化。“长时段” 被用于分析中国历史上的地理环境、经济结构、文化传统等深层结构。 “书籍史”“环境史”“医疗史” 等新兴领域亦受年鉴学派跨学科取向的启发。
这一学派对我国历史学界研究的方法论上有所革新。中国史学家更加注重跨学科合作，借鉴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使历史研究更加多元。“问题导向” 的研究模式推动学者从宏观结构转向具体问题，如区域社会、日常生活、物质文化等。
中国史研究的改观
改革开放后，大量年鉴学派著作被翻译出版，如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学者们不仅从学理上探讨，更尝试将其理念应用于中国历史研究，出现一批以“长时段”“总体史”为框架的实证研究。
20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硕士、博士论文中涌现出对年鉴学派的专门研究，形成一股“年鉴热”。根据山东大学王学典教授等学者的总结，年鉴学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维度：
研究范式的转换：推动中国史学从侧重政治史和事件史的传统范式，转向关注社会经济结构的"现代化"范式。学者们开始像布罗代尔那样，追问历史表象之下的深层"结构"。
跨学科方法的普及：年鉴学派打破学科壁垒的精神被广泛吸收。历史学开始系统性地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心理学联姻，"跨学科研究"如今已成为历史系的"标配"。
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在年鉴学派启发下，"自下而上"的视角受到重视。社会生活史、民众史、心态史等原本边缘的领域，逐渐成为史学研究的核心议题。
理论工具箱的丰富："长时段"、"总体史"、"结构分析"等概念，已成为中国学者分析问题的通用理论工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中国史研究领域，在编撰理念或研究方法上，出现了一些明显带有年鉴学派印记的通史代表作，发生了从“王朝更替”到“总体史”的典范转移，代表了通史写作从传统政治史向总体史、社会史范式的转变。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1989-1999年），这套煌煌12卷22册、约1400万字的巨著，是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的集大成之作。其核心追求便是年鉴学派式的“总体史”。它并非政治、经济、文化的简单拼盘，而是首创“序说、综述、典志、传记”相结合的体裁，试图全方位、多层次地展现中国历史的面貌，将历史从帝王将相的家谱拓展为全社会的生活图景。
华东师范大学王家范教授是年鉴学派在中国的积极阐释者与实践者。他的《中国历史通论》（2000年）虽非传统意义上的通史，但其“通论”的性质恰恰体现了年鉴学派追求深层结构的精髓。作者坚持“长时段”的视野，立论恢宏，洞幽察微，着重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韧性与变迁。 此外、他与陈江和张耕华编著的《大学中国史》（2011年）中，他明确表示，编写此书的指导思想正是年鉴学派强调的“总体格局”与“通贯脉络”。他大胆尝试通过“长时段”的眼光，为学生描绘出历史演进的深层“社会情势”。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年鉴学派的“总体史”、“长时段”、跨学科、“问题史学” 等概念成为核心方法论。研究者纷纷采用 “自下而上”的视角，关注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区域社会，从而摆脱了以往以政治史、事件史为中心的叙事模式。
自此，历史研究的视角发生重大改变，从“宏大叙事”到“区域社会”的视角下移。年鉴学派对“小地方”与“大历史”关系的重视，深刻影响了中国史学界的区域史研究，进而反哺了人们对“整体中国”的理解。
北大教授赵世瑜《说不尽的大槐树》的研究，应当说到了年鉴学派学者"记忆史"理论的启发。他从"事实"到"心态"的追问，正是年鉴学派的精髓。他的《在空间中理解时间》（2017年），也是对年鉴学派“总体史”理想在当代的辩证发展。
清华大学侯旭东教授，也是法国年鉴学派在中国史研究中的年轻践行者，特别是在心态史方面作出艰苦的探索。他的著作《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力图重建村民经济、信仰、社交的完整“生活世界”。他采取“自下而上”的视角，利用跨学科的方法，积极借鉴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理论，突破了传统史学的单一叙事。
另外，在社会经济史的结构分析，傅衣凌、梁方仲等人的研究重视民间文书、田野调查，试图重建普通人的历史。这与年鉴学派关注"总体史"和"沉默的大多数"的理念一脉相承。
进入21世纪， 中国史学者在运用年鉴学派方法的同时，也意识到“凿圆枘方”的问题，即西方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之间的张力，呼吁在借鉴的同时，“提炼更切合中国社会历史实际的理论和概念”，推动本土化历史、特别是社会史学科体系建设。
年鉴学派对中国世界史学界的影响
相较于中国史领域“基因重塑”般的深层影响，年鉴学派在中国世界史学界的投射更为直接且具象。中国世界史学者在引进、消化和运用年鉴学派理论与方法的过程中，产出了一些颇具分量的代表性著作。
改革开放后，在中国世界历史研究领域的最大成就，可能要属齐世荣和吴于廑主编的六卷本《世界通史》（1992-1994，高等教育出版社）。 必须明确的是，这套著作的理论基石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坚持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但个人认为，这套著作在方法论方面，一定程度上受到法国年鉴学派的启发。齐世荣先生也曾经表示，年鉴学派等西方史学流派有“可以借鉴的地方”。 齐吴两位先生的研究视野与方法有所拓展，打破传统的政治史框架，避免国别史简单堆砌的体系，更加追求“总体史”。他们试图以全球化视野，强调人类历史经历了从“原始、孤立、分散”走向“全球一体化的过程”。它重点关注那些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运动与个地区间的“相互关系”。它还强调“微观与宏观并重”、“纵向与横向结合”，充分探究人类在各个领域如贸易、战争、物种传播等“互动关系”。可以说，在20世纪晚期，与改革开放前相比，这套著作把中国世界历史领域的研究水平提高到一个新层次，并将历史的叙事方式大大地丰富与拓宽。
21世纪以来，首都师范大学刘新成教授主编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多元文明互动与共生研究丛书"（2015年出版）是明确运用"总体史"概念的代表性专著。直接借鉴法国年鉴学派的"总体史"（total history）概念，它强调历史是"整个社会的历史"，主张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维度综合考察历史进程 研究视角上，采用全球史视角，考察不同历史时期中外文明的互动与共生问题，突破了传统的国别史、政治史框架。此外，刘文明的《全球史理论与文明互动研究》（同属该丛书）也系统探讨了全球史理论与"总体史"方法的关系，从"全球史理论""文明互动和'文明'观念"以及"全球和互动视角的疾病传播"三个部分展开研究 。
这些著作标志着中国世界史学界在借鉴西方史学理论（特别是年鉴学派）的基础上，开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总体史研究路径，强调跨学科、长时段、整体性的历史分析方法。
张广智主编的《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2020年），是目前所见最为系统地阐述年鉴学派传入中国路径及其影响的著作。它不仅梳理了年鉴学派在中国的传播足迹，还揭示了其与中国史学互动交融的生动图景，为理解年鉴学派如何“中国化”提供了扎实的实证研究基础。
最近，《前沿世界史：文明、海洋与全球视野》《前沿世界史：环境、疫病与记忆建构》两卷本（《光明日报》理论部主编，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2024年），集中展示了中国世界史学界对包括年鉴学派在内的国际史学潮流的回应。书中收录的文章涉及心态史、环境史、记忆史等议题，这些领域都与年鉴学派（尤其是第三代、第四代）的研究范式密切相关。例如对伦敦宽街霍乱的研究，表面是疾病史，实则暗含对工业化社会治理体系的反思，体现了年鉴学派“问题导向”和跨学科研究的精髓。
在微观史和新文化史的中国实践中，在年鉴学派第三代（心态史、新史学）的影响下，催生了一批中国学者利用多语言档案、聚焦边缘群体和日常生活的优秀研究。华东师范大学讲座中提到的李纪老师的研究利用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档案，研究东北三台子村天主教徒的日常生活，透过“草根书写者”的材料去窥见历史大变局中普通人的感受。这种从“小地方”透视“大历史”的方法，以及对边缘群体和日常生活的关注，正是年鉴学派所倡导并经由微观史、新文化史发展而来的方法论。
总之，中国史学界的这些新成就，摆脱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过于注重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革命史、政治史、王朝更替史的影响，着重体现了“总体史”和长时段的理念，并尽量把研究视角沉入社会下层，拓宽到更多领域，甚至触及到心态历史，呈现了丰富多彩的人类历史过程。如今，年鉴学派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外来流派”，而是融入中国史学血脉的重要思想资源，其影响仍在持续深入和演化。
当然，中国史学界内部也出现了某些争论。随着微观史、日常生活史的兴起，部分学者担心历史研究日益趋于“碎片化”。正如20世纪晚期美国史学界发生的那样，人们“know more and more about less and less”(对越来越小的事情了解得越来越多)。这一批评，最初正是来自对年鉴学派的反思。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呼吁，要将年鉴学派的方法与中国的唯物史观相结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理论。
结 语
总结张芝联先生的学术生涯，我个人认为，他把西方史学思想引入、借鉴和推广于中国是最为突出的贡献。从此，我国史学研究中曾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比较单一的苏联理论和范式，逐渐得到改观和丰富。其次，他留下的与国际接轨、开放包容的治学理念也是十分宝贵的。
2008年张芝联先生逝世后，北京大学设立了“张芝联基金”，以鼓励青年学者从事世界史研究。他的家属更将其7000册珍贵藏书及手稿捐赠给北京大学图书馆。这些善举，令张先生的学术精神和教育理念继续影响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继续为中国史学界与国际同行的深入交流服务。
2026春 北京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