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李时岳先生是从读他的书开始的。70年代，我刚步入近代史学界，什么书都看，李先生的《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近代中国的反洋教运动》、《张謇和立宪派》等，我都认真学习过，收益颇丰。1980年，李先生在长春举办破天荒的首次洋务运动学术讨论会，我有幸参加，才将李先生的文与人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他对我这位后生也格外器重。那时，说几句洋务运动的好话是要冒风险的。但为了追求真理，李先生在讨论会上与大名鼎鼎的胡滨先生“一唱一和”,从近代历史演化的角度，实事求是地论证了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在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的几次洋务运动讨论会以及不少重要的近代史学术讨论会，我都见到了李时岳先生。会中偷闲，多次得以向李先生求教，在许多问题，包括治史方法等，都给我以很大的帮助。李先生平时话并不多，但总是一针见血，也很乐于与年轻人交朋友。记得1981年在武汉参加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他和赵矢元教授合著的《孙中山与中国的民主革命》刚出版，为了表示庆贺，李、赵二先生举行了一次小型的酒会，也请我参加。酒桌上几位名家，李侃、林增平教授等谈笑风生，真是一种只可意会的美的享受。几杯茅台过后，李先生谈到他喜欢抽烟、喝酒，有人劝他改掉这个嗜好，李先生则讲顺其自然的事。没想到林增平教授深表赞同，还讲了一个令人捧腹大笑的小故事。其云：从前有一个人死后到阎王老爷那里报到，乞求转世。阎王问他有何嗜好，他讲没有。又问他喜欢抽烟、喝酒吗?他讲不喜欢。于是阎王爷讲，你什么爱好都没有，就转生为一头猪吧!林教授当然不是在提倡抽烟、喝酒，其意在为李时岳先生助兴。果然，此故事一讲，酒会达到了高潮。在我这位后生看来，这些学界高手真是了不起，不仅学问一流，而且酒量可观，真大丈夫也!我想，李先生的很多佳作，大概是在酒后乘兴而作的吧!俗话讲，酒后吐真言。回观李先生的论著,追求真诚，敢讲真话，善于创新，是其特色。即以目前近代史学界较为流行的近代化史观来讲，李先生的推进之功是首屈一指的。
史观是史学研究的灵魂。史学的发展得益于史观的更新。只有研究者的史观在不同时期有新的变化，历史研究才可能接近真实和全面。在50和60年代，或者讲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近代史学界流行的是阶级斗争史观或革命史观。那时的研究者，几乎全是在这种史观指导下从事近代史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包括李时岳先生“文革”前的作用，都是在这种史观指导下取得的。当然，不能讲这种革命史观有什么错误，只是讲在特定的一个历史时期，人们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去揭示近代中国的历史的一个方面，为那个特定的社会现实服了务。随着现实的发展，尤其是1978年后改革开放的起步，要求人们从新的侧面去认识近代百年，去挖掘近代历史的宝贵经验，于是就要求史观有大的突破。善开风气之先的李时岳先生，冲破各种阻力，为从近代化或曰现代化的新的思想角度去认识中国近代史大声呼唤。他曾提出一个重要论点，认为近代中国从主权上看是一个向下沉沦的半殖民地化过程，但从社会演变上看是一个半资本主义的向上发展的过程，这个半资本主义即是早期的近代化或现代化，应从这种社会进步的角度重新认识近代中国社会。他又主张以洋务、维新和辛亥革命为主线去评述近代中国的历史，后又加了一个太平天国，其实不是其本意。我想不加可能更好，实际上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洋务运动来体现的(这一点我今后想写文章加以论述)。总之，李先生否定了以往的用革命史观去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传统模式，代之以近代化史观去重新思考近代中国社会。80年代以来，李先生的许多论著,皆以此为思想指导，因而对近代化史观的广泛传播起了巨太的推进作用。诚然，在近代史学界，和李先生这种观点相同的人很多，但像他这样可称得上一派代表人物的则毕竟是少数。李先生作为近代化史观的开创者之一，是当之无愧的。
回顾近20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所开辟的新领域和取得的新成果，都和近代化史观的确立密不可分。今后的相当一段时间，这种史观不会过时，而且还将获得更大的新成就。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近代史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当人们欣慰地回顾这一繁荣的近代史研究的黄金时期的时候，或者为今后的近代化研究取得新进展而庆祝的时候，一切尊重历史的人们，自然会深深怀念李时岳教授。
(作者系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李时岳先生纪念文集》，辽宁古籍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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