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每位诗人心中都有一个“桃花源”，那么桂林或许就是李商隐的乐土。
自从公元838年（开成三年），李商隐入赘到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家，便深陷牛李党争的漩涡。
他年少时曾受“牛党”令狐楚的赏识提拔，但婚姻上却选择了“李党”中人，因此被两派所不容。
公元847年（大中元年），牛党把持朝政，对李商隐的排挤愈发激烈。
幸好此时桂管观察使郑亚向他抛出了橄榄枝，邀请他到桂林担任幕僚。
郑亚对他颇为信任，同事间相对融洽和桂林优美的山水风光，都令他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
也就是在这里，他远离了白眼与冷遇，写下了一首充满治愈力的小诗《晚晴》：
深居俯夹城，春去夏犹清。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
并添高阁迥，微注小窗明。
越鸟巢干后，归飞体更轻。
这首诗描绘了久雨初晴的傍晚，写景细腻，寓托含蓄，自然浑成，不着痕迹。
眼前这一片明净清新的意境和生机盎然的景象，表达出了诗人欣慰喜悦的感受和明朗乐观的襟怀。
“深居俯夹城，春去夏犹清。”
时值清朗宁和的初夏，诗人独居幽僻之处，过着深居简出的清闲日子。
“夹城”，意为城门外的曲城，用以加固城防。
站在夹城上俯瞰风景，乍看这一笔似乎没有太大必要，但是这个地点，一方面位于城池最外缘，呼应了“深居”二字；另一方面它的位置比较高，也是览眺晚晴的立足点，可谓至关重要。
而一个“清”字，概括了天气的清和、风景的清新、位置的清幽，心境的清闲，奠定了全诗的意境。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
久雨晚晴，那幽僻处久被浸淹的小草，也终于受到了上天的垂怜，世间之人也纷纷珍惜这傍晚时的晴天。
初夏时节，大多阴雨连绵、数日不停，南方尤其如此，范成大就曾写过“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之句。
长久的阴雨之后突然的放晴，自然令人喜悦，更何况太阳还没有下山，温暖昏黄的夕阳还笼罩着万物，更令人内心平静轻快。
久遭雨潦、忽遇晚晴，诗人触景兴感，却没有从开阔的山水风光写起，而是将视线聚集到了幽僻之处的小草身上。
即使是身处幽暗角落、身躯柔弱的卑微小草，上天却依然会给它们特别的眷爱，重视它们的存在。
这是何等的温柔啊！这句诗让我想到儒学大师马一浮的那句“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是经历世事沉浮、阅尽人间沧桑，依然能够感受到生命的喜悦，是一种充满温柔与悲悯的珍贵情怀。
当然，“天意怜幽草”这句亦是以草自喻，托寓着诗人的身世之感。
诗中的“幽”字与开篇的“深居”相对应，住在城边的诗人与幽暗角落的小草，身影仿佛在一瞬间重叠在了一起。
久经风雨的小草，正如挣扎在党争漩涡之中的诗人；雨后初晴的光明，正如郑亚将他从厄运中带出的援手。
这光明或许如黄昏的“晚晴”一样，美好却短暂，匆匆即逝，徒留惋惜与怅惘。
但正因为它如此短暂又如此美好，才让世人更加以它为“重”，更加为它珍惜流连。
“并添高阁迥，微注小窗明。”
登上高阁之上凭栏远眺，更加显得天高地迥、视野辽阔；夕阳的余晖透过小窗，闪现一线光明。
“并”，更加；“迥”，高远。高阁是诗人居处的楼阁，夹城本已经是高处，再等上高阁，自然是高上加高，视线能够看得更高更远。
前一句写的是极远，后一句则是将视线拉到极近，拉到眼前的小窗。
夕阳的斜晖昏黄，从窗棂间透入室内，投注了一束微弱和柔和的光，故而说“微注”。
然而尽管这光不够明亮、也不够持久，却依然能给人带来明朗的欢喜与安慰。
“越鸟巢干后，归飞体更轻。”
越鸟的窝巢已经被晒干，傍晚归巢时飞翔的体态格外轻盈。
“越鸟”，即南方的鸟。《古诗十九首》中有“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之句，写的是鸟兽依恋故土。
宿鸟归飞，是它们的生活习性，却常常成为触动旅人羁愁的意象。
然而诗人却没有因此产生思乡之悲，反而因为得以在桂林安身立命，生出一种“他乡即故乡”的安慰感。
这只“越鸟”显然也是诗人自己的化身，他们都一样托身有所、归依有处，他们也都因为“晚晴”而身体轻健、精神振作。
同样是晴朗的黄昏，在长安时的李商隐，写的是“向晚意不适”，悲叹的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在桂林的他却是满怀温柔与喜悦写出“人间重晚晴”，两者是截然不同的心境，代表了李商隐两个不同的生命阶段。
我们不能判定生命中哪一个阶段是更好的，但能确定的是，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的价值。而对于诗人来说，任何阶段都能让他们给后世留下传世的经典，引动无数境遇相似之人的共鸣。
李商隐活在一个充满了没落和颓废的时代，又恰巧陷入了最艰难的生存困境，即使是桂林这段给他愉悦的宦旅，也只持续了短短一年。一年之后，郑亚被贬官，李商隐也因此失业，不得不重回长安谋生。
大抵因为身世凄凉，李商隐的诗歌大多是低迷沉郁的，但这首诗却是难得的积极乐观，也给了无数后人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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