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解放北平之前，伟人就有定都北平的想法，不过，当时除了北平这个城市之外，还有另外五个城市可供选择，这五个城市分别是：哈尔滨、西安、南京、武汉、成都。
那么，最后为何选择了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呢？这篇文章我就和你聊聊这个话题。
为何选择了北京
1949年的1月31号，伴随着北平的和平解放，解放战争已经形成了摧枯拉朽之势，这时候，取得全国胜利是迟早的事情，“胜利”反倒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还有更为重要的事情摆上了桌面。
胜利之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新政府的权力核心应该选择在哪个城市？这是两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尤其是“定都”在哪个城市，在全国解放之前，就应该有个明确的答案才行。
首都，肯定得是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且必然是整个政府权力中枢的所在地，因此，最终选择定都北京，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后的一个选择。
其实，早在1948年的3月，东渡黄河之后到达晋绥解放区之时，就已经开始在考虑，胜利之后的“定都”问题了。只是那时候，还没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目标，还处于讨论和选择当中。
到了1948年的9月8号，在西柏坡召开了“九月会议”，这次会议是自打小日本投降以来，参会人数最多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关于定都北平的讨论和想法，也逐渐变得明朗化了。
而当时，北平还没有解放，驻扎在北平的傅作义部还有近25万的军队，如果强制硬攻的话，那么，北平将会面临覆灭的危险。因此，为了保留下一个完整的城市，必须以“攻心为上”，调动一切可用的力量，对傅作义进行统战工作，能和平拿下北平，是大家都希望看到的结局。
当然，和谈之前，肯定得先把傅作义打疼了才行，只有把他打进了死胡同，对方才能安静的坐下来听你说话。随着天津的解放，固守在北平的傅作义部完全成了一支孤军，对于傅作义部，只能“以打促谈”，只有把他打疼了，打得没有选择的时候，对方接受和谈。
傅作义的精锐部队被打得没了脾气，再加上90万解放军兵临城下带来的巨大威慑力，傅作义这才愿意坐下来接受和谈。傅作义先后和我党进行了三次和谈，于1949年1月20号，傅作义部正式接受了和平改编。
1949年3月5号，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正式决定了定都北平，但是这个决定，当时并没有对外公布。
1949年3月25号，伟人一行人来到了北平，对于这座城市，伟人心里是很熟悉的，31年前的8月19号（1918年），他第一次来到北平，那一年，他25岁。
25岁的伟人，从湖南老家坐着火车一路来到北平，住在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这地方距离北京大学很近。经杨济昌的介绍，伟人被安排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一名助理员，他主要的工作是负责报刊和阅览人员的登记工作，那时候，他一个月的薪水也不低，每个月能领取8块大洋。
时隔31年再次踏上北平的土地，伟人心中也很是感慨，如今物是人非，当年他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图书助理员，如今再次回来，成了一国领袖，可谓是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到了北平的当天，我军在北平这座城市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1949年的3月25号，下午5点整，在北京的西苑机场，西苑阅兵仪式正式开始。
这次阅兵仪式结束之后，外界的很多人士，都有一种猜测：新中国是不是要定都北平呢？
虽然在“九月会议”上，定都北平的思路已经明朗化了，但是并没有形成正式的合法性。一直到了1949年的6月16号，在周公的牵头之下，关于建国的一些工作正式开展，譬如国旗，国徽以及国都的工作小组正式成立。
同年的9月27号，在首届政协会议上，正式确定了定都北平的决定，并同时把北平改为北京，这意味着定都北平，具有了合法性。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最终选择定都北平呢？
在选择定都这件事上，伟人还特意征询过王稼祥的意见，当时的王稼祥担任城市工作部的部长，从他的建议里，我们可以窥知一二。
从历史上来看，很多王朝的定都不外乎在这四个地方，也就是西安、开封，南京和北平。王家祥是支持定都北平的，他给出的意见有下面这么四个：
1、北平距离苏联和蒙古很近，没有战争的担忧；
2、北平有着一定的经济基础，而且从地理战略位置上来看，这个城市连接着东北和关内，是一个战略咽喉地带，位置十分的重要；
3、从历史传承上来看，北平是明朝和清朝两个朝代的京城，定都北平的话，群众在心理上也容易接受。
当然他考虑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第1条，那会儿咱们和苏联人的关系很亲密，在定都北平的这个问题上，咱们还和斯大林交换过意见，定都北平的话，离苏联近，也可以很方便、很直接的得到他们的援助。
后记
如今的北京，已经发展成了世界一线城市，随着中国地位的不断攀升，北京在世界的影响力也变得越来越大。
如今的北京，常住人口达到了2184.5万人，其中，户籍人口高达1428.2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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