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文章｜ “千亿县”阶段特征、发展模式及经验启示|千亿县|县域|城市经济|民营经济

作者

赛迪顾问副总裁马承恩

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分析师杨文学

内容提要

我国1800多个县级县域，2021年GDP超过1000亿元的“千亿县”有43个。“千亿县”作为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领跑者和排头兵，形成了创新驱动主导、产业集群驱动主导、区域融合驱动主导、传统产业升级驱动主导、资源驱动主导和核心企业驱动主导六大发展模式，为县域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释放“小”县域的“大”能级，避免县域发展的“低端锁定”陷阱，突破传统“路径依赖”等，提供了有益经验和启示。

以下为文章全部内容

县域是连接城乡的重要纽带，是推动以县城为重要载体城镇化建设、贯彻落实乡村振兴到重要抓手。同时，县域在发展经济、保障民生、国家安全、社会治理等方面也发挥着基础性支撑作用。[1]县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仍然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全国看，强县引领县域经济发展呈现“二八定律”，且有“两极”分化的趋势。县域经济呈现“东强西弱、南强北弱”的基本特征，各地强县往往分布于都市圈和城市群。与此同时，县域支撑国家高质量发展动能持续减弱，在国家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下降过快。一些县域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工业化主导和服务业主导的发展导向不清晰，县域经济有过早过快脱实向虚趋势。部分大中城市整合县域迈入“无县时代”，城市对县域生产要素虹吸效应加速。研究分析“千亿县”（GDP超过千亿元）为代表的强县强市，准确把握我国县域经济发展趋势，深刻理解当前县域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剖析“千亿县”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经验，能较好为全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借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千亿县”成为县域经济发展引擎

“千亿县”是县域经济的领头雁，更是我国县域经济的核心引擎。2021年，全国GDP超过1000亿元的县（市、旗）有43个，完成GDP7.05万亿元，以陆地国土面积的0.8%贡献了GDP的6.2%，更是以全国县域数量的2%贡献了县域经济总量近六分之一。“千亿县”作为县域经济“压舱石”，在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和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千亿县”进入快速发展通道

在全国县域经济保持较好发展的大背景下，“千亿县”数量快速增长、经济总量持续壮大，越来越多县市GDP突破千亿已经成为常态。

2007年，江阴、昆山、张家港三市在全国范围内GDP率先突破千亿大关。2021年，石狮、准格尔、荣成、兴化、肥西GDP突破千亿元，“千亿县”总数达到43个。除一批撤县（市）改区县域，2007-2021年，“千亿县”数量实现增长14倍的同时，经济总量增长了21倍。近5年（2017-2021年），“千亿县”总数实现翻番，GDP总量由3.39万亿元增长到7.05万亿元，增长了1.1倍。（见图1）

从“千亿县”省（区）分布看，江苏17个、浙江9个、福建5个、湖南3个、山东3个、贵州1个、河北1个、江西1个、陕西1个、安徽1个、内蒙古1个，已实现东中西部全覆盖。此外，河南、湖北、四川等传统县域经济大省尽管缺失“千亿县”，但经济总量大、发展势头强，县域经济仍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2021年，内蒙古伊金霍洛（990.8亿元）、浙江东台（986.1亿元）、山东邹城（960.6亿元）和寿光（953.6亿元），河南禹州（903.8亿元）和巩义（901.9亿元）、湖北仙桃（929.9亿元）等县（市、旗）已是“准千亿县”，未来将会有更多经济强县迈过GDP千亿元门槛。

图1 2007-2021年“千亿县”数量及GDP总量变化

数据来源：历年县域统计年鉴及各县（市、旗）统计公报

（二）第二产业是“千亿县”重要支撑

经济强县普遍以工业为核心，第二产业较强。2021年，“千亿县”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低于40%的仅有荣成、义乌、兴化3市，迁安、仁怀、准格尔、神木等超过半数县（市、旗）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超过50%。仅有义乌、荣成、石狮、乐清、瑞安、肥西6县（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超过50%。[2]其中，神木市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最高为80.8%，义乌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最高为66.5%。（见图2）

从总量看，2021年，昆山市、江阴市第二产业增加值超过2000亿元，晋江、张家港、慈溪第二产业增加值在1000亿-2000亿元；神木、仁怀、宜兴、长沙、南安、浏阳、惠安、余姚等县市第二产业增加值也较高，在700亿-1000亿元。

工业强县、实体经济强县是县域向“千亿县”跃升的重要路径，千亿元级工业产值成为“千亿县”标配。2021年，GDP头部县市中，昆山市规上企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规模工业增加值达到2086.4亿元；江阴规上企业总产值达到6059.5亿元，规模工业增加值达到1233.39亿元；晋江、张家港、慈溪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均达超过5000亿元左右。2020年新晋“千亿县”看，沭阳、迁安、靖江、桐乡、邳州等县市实体经济发达，纺织服装、装备制造、钢铁、化学纤维、电机电器等产业链培育完善，产业基础坚实。2021年新晋5个“千亿县”中，准格尔、石狮、肥西等县（市、旗）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均超过千亿元，荣成、兴化主要工业行业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速超过30%。

图2 2021年43个“千亿县”GDP及三次产业结构

数据来源：相关县域统计公报

（三）“千亿县”与城市群共成长

经济强县主要分布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以及资源富集区。除邳州、沭阳2县市外，41个“千亿县”分布于长江三角洲（23个）、粤闽浙沿海（7个）、长江中游（4个）、山东半岛（3个）、呼包鄂榆（2个）、京津冀（1个）6大城市群及培育中的黔中城市群（1个）。县域经济发展与区域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县域特色资源存在较强关联性，以城市群为典型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更容易孕育出经济强县。不少地方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与城市群各中心城市、其他县市加强规划、基础设施、产业、公共服务等领域协同，突出与城市群各经济单元在产业集群配套、人才协同、科创转化等方面的协作，产业发展势能不断增强，县域发展能级不断提升，形成县域与中心城市协同发展、相辅相成的良好发展局面，县域发展融入进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的发展体系中。

（四）国家中心城市周边经济强县“缺席”

“千亿县”与国家中心城市空间联系不密切，九大国家中心城市中仅上海市周边“千亿县”数量分布较多。上海市周边强县市数量众多，且距上海市距离都比较近。以上海市100公里半径为辐射范围内，由近到远“千亿县”分别是太仓、昆山、常熟、启东。其中，昆山、太仓与上海直线距离在50公里左右。“千亿县”成为了上海大都市圈、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重要的支撑单元。距北京市、天津市、重庆市最近的“千亿县”距离约200公里。距广州市、成都市、武汉市、郑州市、西安市最近的“千亿县”距离在300-500公里。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除上海市以外的国家中心城市基本完成撤县建市设区，大多经济强县完成行政区划调整，成都、武汉、郑州、西安等中心城市周边出现了“千亿县”的真空。（见图3）

图3 国家九大中心城市与最近“千亿县”距离

数据来源：城市空间距离为高德地图坐标距离，赛迪顾问整理

二、典型发展模式

围绕主要城市群、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域，全国看主要形成六大典型“千亿县”发展模式。（见表1）

（一）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创新驱动主导模式

长三角城市群集中了全国70%的百强县，超过50%的“千亿县”，是全国县域经济最为发达地区，江苏、浙江“强省强县”强县林立。区域内县域产业发展基础扎实，民营经济起步早、发展迅速，当前创新要素集聚，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众多，基本完成产业转型升级。[3]“千亿县”已经初步建立起创新为主要动力、集群化为主要特征、面向全球的产业生态。

一是产业发展进入了知识、信息、数据、高端人才等新要素驱动阶段，创新成为重要的生产力，新经济形态、新生产关系组织模式不断涌现。

二是县域通过聚焦于某细分产业方向，做强产业链、构建产业生态、打造特色产品，培育出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创新型产业。如昆山小核酸、宜兴市陶瓷、张家港压力容器、启东电动工具、慈溪家用电器、余姚新能源汽车及关键零部件、义乌小商品批发、诸暨袜业、肥西电气机械和器材。

三是“一县一特色”实现与区域内县域的差异化、特色化协同，牢牢把握细分产业或某类特色产品，通过制造业协同融入区域中心城市产业链体系，加强与全球技术创新主体在技术专利、产业转移等领域合作，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昆山为县域经济创新驱动主导模式典型。该市定位为全球性先进产业基地、国家一流产业科创中心，目前，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近9000个外资项目落地，其中，德企投资项目达到数千家。昆山通过招引全球项目汇聚全球创新资源，融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增强县域发展能级。昆山拥有创新型“专精特新”企业近300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超2200家，存续有效发明专利数超过1.9万件，高新技术产业占规上工业产值近50%。

（二）粤闽浙沿海城市群产业集群驱动主导模式

粤闽浙沿海城市群“千亿县”数量仅次于长三角城市群，百强县数量众多，是国内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先行区。区域内县强区弱特征明显，传统制造业基础雄厚，民营经济发达，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纺织服装、鞋服、食品、建材等传统产业不断升级，产业组织方式集群化、网络化特征明显，培育出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大企业以及产业链和产业集群。[4]

一是为市场主体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鼓励民营经济、品牌经济、实体经济发展壮大，围绕体育用品、纺织鞋服等主导产业培育了众多的知名品牌、国际化企业，区域内资本充足、市场活跃，上市主体众多。

二是政府通过营造重商、亲商、安商的营商环境，为市场主体提供高品质公共产品，不断增强产业发展凝聚力。

三是围绕纺织服装、运动鞋服、食品建材等优势产业集群，配套发展临港经济、金融贸易、电子商务等产业，构建良好的产业生态，增强区域产业竞争力。

晋江为粤闽浙沿海城市群产业集群驱动主导模式典型，培育出纺织服装、制鞋2大千亿级具有核心竞争力和全球影响力的产业集群，围绕主导产业培育体育科技、体育赛事、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和业态，不断丰富产业内涵，增强产业集群的韧力和活力，累计孵化出本土上市公司50家，在主导产业领域培育出李宁、匹克、安踏、鸿星尔克一批国内国际知名企业和品牌。2021年，晋江产值超亿元工业企业超过1100家，规模以上工业实现产值近7000亿元。此外，旅游运动鞋产量占全国50%、全球五分之一。

（三）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融合驱动主导模式

长株潭城市群内中心城市与周边县域推动规划、设施、产业、市场、创新、服务等方面全方位协同，一体化发展深入推进，县域经济深度融入区域产业链、创新链、服务链，培育出长沙县、宁乡市、浏阳市等高质量发展县域。

一是编制产业指导目录明确各县市产业指引，推进差异化产业协同布局，以“飞地”“托管”“共建”等模式加快区域融合创新。

二是基于产业协同围绕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的电子信息、工程机械、轨道交通、汽车等重点产业引领能力，释放制造业潜能，培育一批经济强县，打造县域经济增长极。

三是以区域强县主导产业作为撬动区域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联动市辖区打造共享、共治的产业生态圈和产业品牌。

长沙县为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融合驱动主导模式典型。该县已与长沙市主城区发展空间已连成一片，工程机械、汽车及零部件两大千亿级产业则与长沙市主城区、城市群内其他城市协同，三一重工、上汽大众等重点企业以“总部+生产基地”“总公司+子公司”“研发基地+生产基地”等模式在城市群多个县市加快布局。如长沙县工程机械产业引领，推动长沙市培育出产业链企业超400家、产值超2500亿元。

（四）山东半岛城市群传统产业升级驱动主导模式

在经济强县集中区域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基础化工、机械制造、船舶材料等产业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5]进入新发展阶段，数字化、智能化成为区域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传统产业+新技术、新应用催生新场景、新模式和新业态，形成区域发展新动能，推动区域新旧动能转化。[6]山东半岛城市群强县数量众多，拥有胶州、龙口、荣成等千亿县，但是县域间产业结构类似，化工、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为主动力，特色不够鲜明。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要通过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新旧动能转化。

一是中心城市与县域协同，区域品牌+产业品牌模式赋能县域转型。青岛、烟台等市辖区与县域推动在农产品精深加工、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石油化工等领域产业协同，加快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

二是借力智造强市、品牌之都等城市名片，打响龙口铝材、招远黄金、荣成海洋食品、胶州船用锅炉等产业名片，赋能区域经济发展。

三是加快形成新兴产业作为重要补充的发展格局，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成为接续传统产业的重要动能。

龙口为山东半岛城市群传统产业升级驱动主导模式典型。该市实施“更新换代”推动加工配套、中低端产业转型升级，加快补链强链，推动传统制造业集成化、智能化发展。聚力把高端化工、高端铝材料产业打造成为集群化先进制造业，拓宽在汽车、高铁、航空航天等应用。此外，还培育出生物技术与大健康、新材料等新兴产业。

（五）呼包鄂榆城市群资源驱动主导模式

呼包鄂榆城市群煤炭等资源储量丰富，承担着国家能源安全的重大使命。[7]县域经济发展过程围绕资源开发为主线，积极探索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模式。培育神木市、准格尔旗等一批经济强县，成为国内资源型城市发展典型代表。[8]

一是县域经济发展依托煤炭等核心资源优势，实现“资源-原材料-产品”全产业链布局模式，探索出“资源型开采-精细化加工-高质量发展”成功经验，产品实现由煤炭资源到煤焦油、树脂、塑料、医药中间体等延伸。

二是高标准推进城市建设，补足民生领域短板，建设创新型、生态友好型县域，重塑资源型城市形象。

三是从发展动能看，由单一的资源驱动向以资源为主，人才、技术、创新、生态等成为重要驱动力，摆脱发展的“资源诅咒”。[9]

神木为呼包鄂榆城市群资源驱动主导模式典型。该市依托丰富的煤炭资源储备着力打造国家级高端清洁能化基地核心区，践行生态文明理念，探索新时期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道路。加快煤转电、煤电载能、煤化工、煤基新型材料为重点的循环经济和绿色能源产业转型发展，完成由原料向材料转型、大宗化学品向终端应用产品、产业链向高级化、单一产品向产品矩阵系列的升级，把自然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发展优势。

（六）仁怀市为典型的核心企业驱动主导模式

核心企业驱动主导模式以仁怀为典型。依托独特的自然环境，着力培育壮大以茅台为代表的特色白酒产业，推动区域实现快速发展，成为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典型。

在具体发展过程中，仁怀围绕茅台等白酒行业龙头企业，进行包材、基酒、储运、检测认证等全产业链配套。集聚近百家规模以上酒类企业，数千家白酒产业链关联企业。仁怀以茅台集团为引领，打造了特色鲜明、竞争力突出、产业带动能力强的县域经济体系，盘活了县域经济活力，有力的支撑了县域经济的发展，推动GDP长期保持了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实现了重大跨越。茅台集团与仁怀实现了深度捆绑，助推县域经济实现跨越。具体看，2017年营业收入为661亿元，同比增长50.5%，2018年营业收入达到了772亿元；2021年实现营收已超千亿元，净利润更是高达524.6亿元，茅台集团一家企业利润已经超过仁怀GDP的三分之一。

表1 “千亿县”为典型的县域强县发展模式对比

数据来源：赛迪顾问整理

三、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县域经济占国家经济总量比重持续降低

县域支撑国家高质量发展动能持续减弱，在国家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下降过快。县域经济整体发展速度和质量相对于市辖区出现明显掉队。2000、2010、2020年，县域GDP占全国同期比分别为46.4%、50.5%、38.7%。县域GDP占全国GDP比重在2010年前后达到顶峰。之后随着城市群、都市圈、强省会等区域发展导向逐渐明晰，中心城市和市辖区发展能级增强，城市经济高速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大部分县域发展速度落后于市辖区，县域经济占比快速下降。

此外，2010-2020年，为撤县设区设市的主要集中时期，大量发展基础较好的县域完成撤县设区，以市辖区为核心的城市经济持续做大做强。近20年来，县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占国家比例稳定在50%左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国家同期比重稳定在12%左右，但县域GDP占全国GDP比重持续降低。县域工业经济发展质量较低是导致县域经济“掉队”的重要原因。

（二）县域经济发展价值导向不确定

2000-2010年，县域发展过程中工业化占主导，2010-2020年，服务业占比快速提升并占主导，县域经济过早过快脱实向虚。

从三次产业结构变化看，伴随着县域的快速工业化，工业经济取得了显著成效，工业化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2000-2010年，县域第二产业占比从41.3%上升到51.9%，处于主导地位，第一产业占比从27.4%下降到16.2%，第三产业占比保持相对稳定。2010-2020年，在去产能、高质量发展等大背景下，县域作为化解过剩产能优化供给侧的主要行政单元，产业结构加快调整，服务业取得长足发展，并逐步上升到主导地位，占比由31.9%提升到44.8%，年均提升1.4%，第二产业占比由51.9%调减到40.2%，第一产业占比由16.2%调减到15%。

从县域整体层面看，工业化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部分县市在腾退落后工业产能后，存在新项目导入不足，而过早过快进入服务业占主导的发展过程。县域在社会消费品零售、生产性服务业等方面相对于市辖区存在客观短板，大中城市对县域普遍存在人口、消费、资本等虹吸效应。

（三）县域发展水平加速分化

县域经济“两极”加速分化明显，南北失衡、强县愈强更加突出。

从南北分布看，2000-2019年，北方县域GDP占县域GDP比重由41.8%下降到37.8%，南方县域GDP占比由58.2%提升到62.2%；从东中西部分布看，2000-2019年，东部县域GDP占比由51.7%下降到42.5%，中部县域GDP占比由30.3%提升到35.3%，西部县域GDP占比由17.9%提升到22.2%。

整体来看，南北县域经济总量差距拉大，东中西部差距则逐步缩小。同时，部分县市持续高速发展进入快速发展通道，“千亿县”为代表的强县强市数量快速增长，而部分县市GDP长期难以跨过10亿、50亿、100亿门槛。数据显示，2019年仍有42个县市GDP小于10亿元，80个县市GDP在10亿-20亿元，GDP在20亿-100亿元的县市达到647个，已成为全国县域高质量发展一盘棋中的主要短板。

（四）城市加速对县域生产要素虹吸

城市整合县域迈入“无县时代”，城市对县域生产要素虹吸效应加速。2010-2020年，市辖区数量由853个上升到973个，而县域数量则由2003个减少至1871个，10年共减少132个县市，增加120个市辖区。通过加快城市周边县域撤县设区，把县域纳入进城市发展版图，继北京、天津等直辖市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无县化城市，做大城市市辖区面积，提升城市能级，成为了当前大城市发展的重要路径。市辖区在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人才吸引能力、基础设施配套等方面往往优于县域，在当前“抢人”“抢项目”背景下，县域人才外出、优质企业外迁、消费外溢、资本外流等现象更加突出，甚至县域内部分企业把优质的企业总部、研发中心等职能部门设置在市辖区，县域成为了企业基础性生产基地。

四、相关建议

借鉴“千亿县”为典型的县域经济发展经验，找准定位借势借力，鼓励县域经济持续壮大，在县域经济具体发展过程中应保持发展定力，激发出更多活力，同时应警惕县域经济的“低端化”，谋划好县域经济“引爆点”培育出更多新的增长点。

（一）找准定位借势发展，鼓励县域经济持续壮大

加强对接国家战略，精准县域发展定位，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抓住当前国家高质量发展转型的重大战略机遇窗口期，以“千亿县”“百强县”为示范，引领更多县域实现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着力增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整体性动能。[9]

精准把握县域经济发展定位，主动融入所在区域大发展格局，加强与城市群、都市圈、区域中心城市、周边县市的全方位协同，寻求在区域发展竞合中的差异化定位，明晰县域经济发展的站位。借势借力区域核心城市，加强与主要城市及关联县域在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创新链方面协作，形成跨行政区域的产业协同、创新联动、人才流动、要素保障的发展格局。加快融入进区域主要城市产业体系中，对区域产业集群进行配套。做大做强县域主导产业，培育核心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增强产业的核心竞争力。[10]加快打造区域品牌、产品品牌，着力提升县域发展的曝光度、显示度，增强在产业界的美誉度和知名度。挖掘所在区域的核心资源优势，加强资源到产品、产品到产业链、产业链到产业集群的引培，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着力壮大实体经济。把县域“块状经济”打造成为特色鲜明、竞争力突出的发展优势，更好融入进区域发展大格局。

充分认识县域经济增长的极限，释放“小”县域的“大”能级。县域增长潜力巨大，是国家高质量发展重要的增长极。自2007年首次有县域GDP超过千亿元大关以来，不断有县域经济总量超过千亿元已经常态化，甚而有更多县域经济总量突破3000亿元、5000亿元、万亿元，部分经济强县将会超越更多的地级市、甚至是部分省级行政单元。2021年，昆山GDP超过4700亿元，经济总量超过西藏、青海、宁夏等省（区），以及贵阳、岳阳、南阳、芜湖、乌鲁木齐等。因此，需要正视县域经济发展的势能，充分认识到县域经济是国家基本经济单元和重要支撑。目前，县域被赋予了更大的使命，国家层面加快县域补短板强弱项，高质量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11]明确了加快分类引导，更好释放县域经济发展韧力、潜力、活力和动力的指引思路。在县域制定具体发展目标过程中，可适当从发展的定位、发展的目标进行拔高，对标百强县、千亿县目标，实现更高层次、更充分全面的发展。

（二）保持县域经济发展定力，激发更多活力

因地制宜推进“实业兴县”“工业强县”发展策略，产业引领县域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保持县域发展实体经济定力。高质量推进县域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增强县域经济系统性发展能力，提升县域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支撑能力。

坚持把县域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为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贡献县域力量，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产业基础水平和现代产业体系竞争力。[12]支持工业强县、潜力县等壮大实体产业，加强县域经济发展高位统筹，加强对重点培育发展县市的产业用地、财政金融、技术人才、能源等要素保障，支持重大产业项目落地。生态功能区、农产品主产区等占主体的县域，积极探索新型生态价值转化路径，摆脱传统县域经济发展模式。

发挥“头雁”县市“鲶鱼效应”，激发县域比学赶超活力。当前县域被赋予了新的功能，是碳中和、乡村振兴、缓解“大城市病”、共同富裕、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等国家重大部署的突破点和基本面。[13]结合县域所处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路径，分类引导和找准县域高质量发展的最优最佳路径。强县市高质量发展对标先进城市，积极向城市经济发展模式跃升。更多的县市则积极对标“百强县”“千亿县”，专注打造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培育隐形冠军企业，抢抓细分产业发展赛道，聚焦培育细分行业优势，从根本上解决县域发展的核心驱动力。[14]

（三）警惕县域经济的“低端化”，谋划好县域经济“引爆点”

创新驱动高质量推动县域经济发展，避免陷入传统“路径依赖”“低端传统”的发展陷阱。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决策既要主动对接国家战略，也要充分挖掘县域基础优势，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主动对接长江经济带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等国家区域重大发展战略，积极融入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率先发展，协调东中西部、南北方县域均衡发展，充分激活全国县域经济全域高质量发展新局面。[15]

具体实施过程中，不以土地、准入门槛、劳动力等基础性要素优势与城市经济进行直接竞争，减少以牺牲发展质量为代价的低成本竞争。发挥县域数量多、区域分布广、特色资源富集等比较优势，围绕特色资源、优势产业强化特色产业支撑，聚焦比较优势领域发力，推动县域与市辖区、县域之间差异化发展，打造具有竞争力的特色化产业体系，建立具有县域优势的“产品差异型竞争优势”。[16]

避免县域经济发展的传统“路径依赖”“惯性思维”，找准县域发展的“突破口”“引爆点”。依据不同县域所处发展阶段和发展需求，对标“千亿县”“百强县”“标兵县”，找差距、炼长板、补短板、强弱项，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突出特色、差异化发展，制定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个性化方案。[17]

一是以省（区）为重要抓手，制定引导县域经济发展统筹全域支持政策。集中力量支持打造县域经济样板，引导样板县域对标“百强县”“千亿县”，统筹省、市级重大生产力布局，从项目招商、城市建设、人才引进、领导干部考核任用等方面培育一批重点县市，集中力量培育省区县域头雁。完善形成头雁引领、潜力冲刺、百强竞技、千亿冲刺等县域经济发展梯队。

二是加强在国家中心城市、大都市圈、县域经济集中区等重点区域培育经济强县。结合县域区域优势、产业基础、资源禀赋等特点，加强培育一批大城市周边、专业功能、农产品主产区、转型发展等类型在内的产业特色鲜明、竞争力突出的经济强县和“千亿县”。[18]

三是推动强省强县战略实施。补足广东、山东、河南、四川、湖北等县域经济短板，推动县域大省向县域经济强省转变，推动省内经济的均衡化发展，加快实现省级层面以县域经济为重要增长极的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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