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万芹

（武汉科技大学）

（首发腾讯新闻@新乡土）每次返乡，我偶尔听到村子里有个别人成了精神病，因为是个别人和个别现象，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然而，与往年不同，今年返乡后我发现村子里的精神病人越来越多。“谁家成了精神病了，谁家神经也不正常了，谁家又被拉进了精神病院了” ，“精神病”也成了我返乡以后出现的高频词汇，这引起了笔者极大的关注。

1.小果，男，34岁，因长期结不了婚而患有精神病。20岁左右时，小果家还是比较富有，父母一直对儿子的对象有所挑剔。虽然小果相亲了几个女孩，但小果父母一直看不上相亲的女孩，小果的相亲也都没有成功。25岁以后，小果家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差，随着小果的年龄越来越大，小果成了村子里少有的大龄青年，找对象和结婚就更加困难。后来，小果家通过个别途径找到了一名女孩并成功结婚。然而，结婚之后，小果与媳妇并没有同房和生小孩，反而被女方骗钱骗财，最后小果无奈与对方离婚。离婚后，小果就逐渐精神不正常、疯魔。起初是小果常常幻想自己是某个人，后来发展到了打骂人。小果只好被父母送进了精神病院。

2.小飞，男，今年38岁，因长期酗酒而发疯。小飞有老婆孩子，可本人有点痞气、不务正业，喜欢喝酒、打老婆，经常酒后寻衅滋事，后面演变为酒后就在村里发疯，且愈演愈烈。他不单打砸店铺，还会在公共场所闹事，即使进了警局，也无法警醒他。他发起酒疯来没人敢管。小飞的爸爸也是暴脾气，但很少管教自己的孩子，甚至，有一段时间，父母都在外地。小飞长大结婚后，父母就更无法管束。原本他这样闹事，别人不管他，也还好。但后来有几次在闹事过程中，他碰巧遇到一些小混混，被混混们轮着打，伤到了脑袋，就逐渐受到刺激，精神病化。近几年政府开始管制精神病人闹事，他因为社会危害性较大，政府怕其伤人，就把他拉进精神病院统一治疗。

3.小明，男，17岁。小明跟前两位精神病人不太一样，前两位都是后天刺激导致，他则属于先天性发育迟缓，疑似自闭症的症状。但是二十年前，农村并没有自闭症这个概念，很多家长也没这个意识，就把他当精神病来对待了。据了解，小明小的时候发育虽然迟缓，有点行为问题，但基本认知还可以，家长也尝试陪读，让他正常上学，但因为效果不佳，再加上家庭条件不好，父母就放弃了，专心为了老二赚钱谋生。小明则长期跟着自己的奶奶生活。在没有科学的干预下，长大后的小明虽然有一定的认知，但无法谋生，也不懂的与人正常沟通，逐渐演变成精神病人。他喜欢在村口转悠，偶尔找几个陌生人，说着不着边际的话，没人懂他。小明无攻击性，就没有被送进精神病院。

4.老王，男，51岁。老王年轻时也会出去打工赚钱养家，虽然日子并不富裕，但是能够养家糊口，老王也顺利结了婚。然而，村里有段时间流行买彩票，老王随大流，也开始大量购买彩票，幻想一夜暴富。老王不仅将多年打工的工资够买了彩票，还将老婆存起来的钱偷来买了彩票。结果，老王不但没有中奖，反而还赔了全部的家当。因为长期买彩票，而懒于打工，长期在村子里混日子，老王家庭也没有办法维持下去，妻子就与他离了婚。离婚之后，老王开始出现了幻觉幻想，整天自言自语，老王的哥哥也不愿意照顾他。年龄越来越大之后，老王无法照顾自己，家人就把他送到了精神病院。

5.老李，男，60多岁。他得精神病纯粹是因为赌博。青壮年时他并无异常，朋友也多，手上还赚了点小钱，后因为迷上赌博，逐渐倾家荡产、疯魔化。虽然他有妻有孩，但最后也闹的妻离子散，到现在亲人都不想管他，四处睡觉讨饭吃。他不打人，没有社会危害性，且四处流浪，政府就没有把他送进精神病院。

6.老耿，男，55岁。他属于先天性精神病，智力低下。老耿一直跟着父母生活，从小他就一直在村里四处乱跑。因为他有一些怪异行为，从外表上一看就是精神病，有时候会追着村里人跑，村里的大人都笑他，但小朋友都有点怕他。这两年，他父母的年龄越来越大，没有办法照顾他，他又喜欢在村里的红白事、公共场所出现，讨众人嫌，后来就被政府送进了精神病院。

7.张妮，女，56岁。她得精神病也是因为婚姻情感问题。她原本很正常，年轻时属于那种乖戾、戾气很重的人，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四处骂街。她妈妈也非常厉害，经常母女俩一切骂街，引得众人只敢在远处旁观，根本不敢劝架。到了结婚的年龄，也有亲人尝试给张妮找对象，不是被她妈瞧不上，就是被她妈的戾气吓走，逐渐就耽搁了张妮找对象。后来张妮找不到对象就更加暴躁和狂躁，最后疯了。她经常在露天洗澡、脱掉衣服四处逛，做一些不雅的动作，被村里人围观嘲笑，但也没人敢去管，直到近几年政府要管制精神病人才被拉走。

最后两位是我从小就知道的精神病人，在村里颇为有名，也都是贫苦之家。其余五位都是后来慢慢疯化，跟妈妈偶然聊起才知道的。这些精神病人，有些让人唏嘘，有些让人遗憾，有些让人觉得只能这样了。这几个人我都很熟悉，有的还有过交流，有些曾经那么正常，甚至可以用风华正茂、无限风光来形容。但经历了几年的沉浮，没想到变成了精神病人，的确让人唏嘘。我也曾经问过我妈，刚开始发病的时候就没有人带他们去治疗吗？

我妈说，谁来管，谁能管，谁愿意去管。

其实，有些精神病人但凡有人管管，都可能不会走到现在，尤其是一些原本就很正常的人。

现代化与现代性病症

很多精神类疾病是一种现代性病症，是受各种现代性因素刺激和诱惑所致。大部分精神类疾病也是一种社会性问题，受到外部社会结构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整个中国社会经历了剧烈的现代化发展，无论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还是社会体制的变革，都会产生诸多结构性问题，并引发某种精神疾病。

在早期市场经济发展中，发财梦就是一代人的诉求和目标。市场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致富机会，参与其中的人很容易受到刺激。在贫穷走向富裕的过程中，有的人在致富过程中迷了路，有的人则是富裕了以后找不到路。突来的各种市场机会、突来的财富和各种诱惑，让很多人无法适应，赌博、买彩票成为重要的致富形式，很多人也因此在财富面前栽了跟头。

近年来，随着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家庭生存问题初步解决后，青年人的情感问题却成了村里最突出的问题。因为村庄男女比例的结构性失调，再加上女性资源的外流和婚恋市场的出现，农村男青年出现了找不到媳妇、骗婚等问题，而农村女性也在积极找到“爱情”的感觉，却产生了家庭危机。村庄内因情感问题产生的离婚间接产生了诸多的社会事件，如打架斗殴、赌博等。精神类疾病也是家庭内部情感危机带来的后果和表征，精神病人将情感危机转嫁到他人，产生社会矛盾并逐渐演变成村庄公共事件，成为影响村庄社会秩序的重要因素。精神病人的增多，也只是意味着村庄无法消化一部分社会问题的人，内化到自己身导致精神异常了！

在现代化过程中，家庭代际关系的破裂以及家庭教育的转型，也诱发了诸多的精神问题。在一些农村地区，农民的个体化程度非常深，每个人都从传统的家庭关系中解放出来，更注重自我的感觉而非下一代。当中老年一代都只顾自己情情爱爱，只顾自己享乐时，子女的教育却无人管教、引导和关爱。在另一些农村地区，虽然家长们管教孩子，但一方面给孩子们上各种补习班，另一方面又放纵他们沉迷于游戏和各种享乐，在金钱上为孩子们付出，却不知道教导他们品行、人格、毅力、吃苦耐劳，孩子们在富养和精细化的培养过程中，早就不知道奋斗的目标和努力的意义，沉迷游戏也罢，沉迷恋爱也好，嗜酒成性也罢，很多都是家庭管教出了问题，其实父母早已出了问题。一些人遇到刺激，心理出了问题，家庭又无法及时进行疏导和干预，就容易精神病化。

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城市和农村都在经历这场变革，承受这次变革所带来的副作用，而农村因为现代医疗资源稀缺、人均文化程度较低、心理社会认知程度较低、家庭破裂程度较高，成为最容易产生问题的地方。

曾经的乐土与消失的互助网络

农村是一片乐土，是有温情和亲情的地方，是可以给人心灵慰藉的地方，是亲近自然的地方，是缓解城市病和焦虑病的最佳之地。因为农村较少压力、亲近自然、亲密交流的人文环境确实更适合疗愈，我们村就有一些已经康复的精神病患者。据调研了解到我们村已经有3名康复的精神病人。

1.刘力，男，50岁左右。刘力家以前非常贫穷，无力养活孩子，只能南下打工。在南下打工的过程中，刘力一次偶然的机会接下了一笔大单，而一夜暴富，暴富带来的刺激让他难以承受，精神突然异常，殴打家人。在90年代时，村子里的亲戚关系还是比较深厚的，刘力的亲人都轮流守着他，帮他康复治疗，后来逐渐恢复正常。现在刘力依然依靠药物维持睡眠、保持镇定，但与常人无异，也可以与人进行交流、交往和生活。

2.小敏，女，30多岁。小敏人长的比较漂亮，上中学时性格比较叛逆。因为小敏在学校早恋，暗恋一名男生，但是该男生并不喜欢她，就拒绝了她，她就单相思，变得魔怔，逐渐精神异常。小敏属于间歇性的异常，平时小敏不发病，村里人看不出来。小敏的父母托人找了一个外乡的对象，顺利结了婚。小敏结婚之后，在家人的细心照料和关爱下，小敏的精神逐渐恢复正常。

3.小袁，男，30岁左右。上大学时，小袁因不会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出现了心理问题，后逐渐精神异常，父母就给小袁办了停学回家。在没有压力的生活环境下，小袁通过家人和亲人的疏导逐渐康复。

虽处在同样的时代，面临同样的问题，但他们的命运却截然不同。除了不可抗拒的先天性因素外，刘力等人之所以能够后来康复就是因为亲属网络的情感支持，这与传统大家族给与的支持和帮扶是不同的。在老一辈人中，小家庭很多时候不足以抵抗外部风险，尤其是现代性风险，大家庭可以帮他们一起承担和抵抗。2000年之前，大家族内部如果谁家遇到了问题，几乎家族内部的男性都会一呼百应、一拥而上。那时候尽管也在乎赚钱，但有很浓的人情味和家族规范。

刘力之所以这么幸运，就是因为恰逢那个时代，熟人社会的家族互助网络还比较给力，在家族人员的帮助下能及早干预治愈，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毕竟他对家人动用暴力的程度很可怕，几个大男人才能同时压制住他。2000年以后，大家族之间的团结互助的亲属网络逐渐瓦解了，真正愿意舍弃打工赚钱的机会，轮流陪着他治疗的那个亲属网络已经消失了。在同村的家族中，很多家族没有刘家这么团结，尤其是一些低收入家庭，亲属网络之间的互助往往不包含他们。

不仅在我们村，在一些贫苦的山区更是如此。笔者曾在一些南方山区村庄调研时，偶然发现某个村庄中几乎每个家族都有一个精神病人，每个人都说本村的精神病人不多，但是聊着聊着就聊出了好几个精神病。大部分是因为男女情感问题，也有的是因为受到不良的刺激和诱惑导致。其中有一个小女孩的困境让我进一步思考，其实那些所谓的先天性精神病可能不是先天的，而只是被忽视罢了。

小女孩叫小芳，10岁左右，父母早已离异，自己被判给了父亲，但父亲长期在外打工，也不想管她，一直由爷爷奶奶照顾。小芳曾经很正常，虽然父母离异对她的伤害很大，但因为一直在村里上学，有爷爷奶奶照顾，有附近的亲邻好友，也还算健康。但在小学搬迁过程中，她就突然傻了！因为当地要撤村小，把农村的小学集体搬迁到乡镇。小芳在镇上上小学过程中，不知道遇到什么刺激，受到什么样的心理创伤，突然就开始厌食，不说话、不交流、眼神呆滞，家人问什么都不开口。爷爷奶奶说，小学搬迁之前还挺活泼的，现在不知道怎么了。小芳遭遇了什么经历不得而知，可是面临孩子变傻，整个家庭的处置方式更让我震惊。爷爷奶奶岁数大，又不识字，连带她去医院看病都不会。村委给爸爸打电话，他也没答应回来，后来干脆不接。村委也没办法，也不知如何帮助她，因为镇政府也没有相关的干预资源和福利措施。

在农村从来都是谁家出了问题，谁就动员亲属网络来解决困难。没有亲属网络的很多时候自求多福。在这个南方村落，父母们为了自己的“爱情”和“美好生活”，四处奔走，重组和离异的家庭很多，对孩子不管不顾的也多得很，传统“为了下一代”的价值理念在这里早就转化了，更多的人认为活着是为了自己：“我才不会像老一辈，为了孩子苦了自己。”在农村解放自己的另一端就是放纵和享乐，却忘记了责任和义务。

不可否认，一方面，家庭确实无力抵抗大的外部风险，但另一方面，很多父母已经丧失了为孩子们保驾护航、抵御风险和诱惑的意愿了。“我自己还要过自己想要的生活”，那些原以为在大城市存在的现代价值观，早已深刻的影响了农村人。

现代化给农村社会带来的不仅是一些社会诱惑和各种刺激，更是应对资源的转变，是人的转变，是人们在面临问题和危机时的意识转变。甩掉自己身上的责任和义务，每个人变得更加个体化、自由化。

我们在当地调研时，曾用“四处流动的妻子，无法依靠的丈夫，推来推去的老人，无家可归的孩子”来形容本地家庭破裂的程度，家庭尚且如此，更何况亲属关系。在这里亲戚往来也只限仪式了，断裂的家庭关系和亲属关系早已让每个家庭脆弱不堪，面临困难和家庭危机，何来拯救？

当家庭和熟人互助网络体系瓦解，应该由谁来及早干预，谁来事后弥补，又由谁来解决本属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在现代性病例不断增多的情况下，事前的预防、尽早的干预、普及一些实惠的干预资源应由国家提供，但乡村社会面临这类精神病人的处置能力和资源并不多。即使乡镇政府也没有相应的资源和条件。政府整体上对精神病人的处置和反应能力是落后的，甚至市场干预资源在经济效益的引导下，在乡村社会也是落后的，这与日益增多的精神心理异常人士不匹配。

家庭、市场与国家介入

在社会发展转型中，个体遭遇到的现代性风险各有不同。国家和社会无法为所有的个体提供风险救助。然而，当某种精神类病症活着现象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这就需要国家、社会和个体有体系、有配合的应对。

首先，家庭是对精神病人干预的重要治疗单元。当家庭成员出现了精神问题或者心理问题时，作为家庭成员的个体就需要积极干预，家庭成员是最了解和熟悉，也是最适合提供关爱、支持和帮助的人。即使一些家庭没有专业的知识，也可以通过市场途径，辅助家人获得干预和治疗的知识。然而，当前，许多农村家庭面临家庭关系破裂，家庭内部出现了精神病人，就往往不管不顾，规范和引导家庭成员对病人的积极干预和介入就成为普遍的难题。在干预治疗层面，法律无法直接介入。但是，对于父母或者亲兄弟姐妹对精神病人的丢弃、放弃等行为，政府是可以提供法律援助，甚至可以依靠村委和地方政府对家庭成员的教化、辅助、引导等措施帮助家庭内部成员主动承担照料责任。特别是，如果在刚发现精神病人或者初次发病时，家庭成员的适当介入和积极辅助治疗可以使精神病人缓解病状、提高认知、实现基本正常的生活。

其次，乡村较为缺乏正规且专业的精神疾病医疗干预资源较，大多数医疗资源集中在县城。除了资源缺乏之外，正规且专业的资源价格较为昂贵，普通农村家庭难以承担。上述问题不仅涉及精神疾病干预和治疗的市场发展，也涉及精神类疾病的本土化的教育教学人才培养。目前心理精神卫生方面的专家普遍接受的是国外的心理学和医学康复方面的知识训练，在实践应用方面，康复干预的费用和成本都比较高，这些理论知识和康复体系能否在中国应用，适不适应中国的文化和家庭亲属关系都是值得探索的，因此，如何大力培养本土化、接地气、熟悉中国文化的心理精神卫生方面的理论专家、技术人才和实操人员，也是迫在眉睫。

最后，国家干预成为当前乡村精神类疾病干预和治疗的重要主体。从干预的过程来看，国家干预可以分为事前介入和事后介入。其一，国家需要成立一些地方性或县区范围的公益性治疗中心，主要是收纳一些家庭无力承担、家庭成员死亡或父母年龄较大的精神病患者。国家也可以成立基层的精神卫生中心，设置在乡镇范围或联合片区范围。基层精神卫生中心不需要像省市卫生中心一样复杂，要治疗各类精神病患者和心理疾病，其主要是做出基本诊断、基础治疗，必要时引导家长和亲属如何有效的就医和进一步的治疗，不至于乡村社会的留守人士在遇到突发刺激和心理创伤时手足无措，这尤其适合一些留守老弱占主体的乡村地区。其二，针对一些患病程度较为严重、社会危害性较大的精神病患者，也应该统一收治，因为乡村社会没有能力和专业实力来管理这类人员。其三，针对一些没有攻击性和危险性，生活自理和认知程度较高的精神病患者，没有必要统一收治到精神病院，可以让其与家人和亲人生活在一起，如果没有亲人，可以分散在各村镇像村里的五保老人一样生活，也可以由一些民间互助组织展开照料，具体措施适宜各地进行自我探索。其四，国家应该免费进行事前的宣传推广，一些先天性精神病患者在幼小时期进行有效的介入，可以极大的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一些突发的精神病患者，在早期进行有效的介入，也可以有效的治疗他们的病症，而这些情况无论是普通家庭成员还是乡村干部普遍都是不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