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炯程/文 这是一部注定要承受“失败”的书，而它的作者也接受此种“失败”，并不回避个中残酷。
用千余页的篇幅切入某一似乎早已被过度谈论的话题，看上去的确不是一个好选择。但阿根廷资深记者、作家马丁·卡帕罗斯的代表作《饥饿：全球食物系统崩坏现场》（以下简称《饥饿》）却迎难而上。这部书宛若一部左翼新现实主义电影，它的激愤仿佛出自永恒的60年代，而其叙事流由大量纪实片段，夹杂以兼备批判性与抒情性特质的议论编织而成。
在《饥饿》宏阔的视野中，身为记者的卡帕罗斯既游走于黑非洲、印度等深受饥饿问题困扰的幽暗之地，又下沉到所谓“第一世界”的底层，直面当代金融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个体生活的失范。在他看来，正是国家制造了它的穷人，并把穷人驱逐到城市的边缘地带。我们会合理化此种现状，认为这是如同热胀冷缩一般的自然规律，饥饿由此获得某种空间上的区隔，它是独属于某一区域的问题，是这一区域恶劣的地缘造就了贫穷。
身在中心地带的人们，很少会相信“边缘”并非一种客观事实，而是一种遭遇。饥饿可以作为某种奇异的风景留驻在远方，在报纸上占据一个小小的方块，它不必进入我们的日常，我们也不必意识到，这世界的不平等是如此令人难堪。而卡帕罗斯却孜孜不倦地，抑或说不留情面地提醒他的读者，在我们阅读这页《饥饿》时，有多少人正因饥饿死去，或许我们这些读者才是真正饥饿的人，我们的饥饿是灵魂的饥饿，因我们的冷漠而生。
走出饥饿的尝试
尽管在近代，后发国家的饥饿问题往往是由于分配不平等而产生的。但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人类却也经常性地受制于资源的匮乏，饥荒频仍。有时，饥荒甚至成为社会变革的催化剂，法国大革命中著名的凡尔赛游行，即1789年10月5日及6日饥饿的法国妇女向凡尔赛的进军，即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如果我们再看到中国，我们会发现，中国真正摆脱饥饿，也不过几十年光景。据统计，自周朝到民国，中国总共发生过5258次饥荒，各地县志中因“大饥”而“人相食”的惨剧，甚至频繁到被史官们忽视，只会被压缩成冷冰冰的几个词。但就是这几个词，就像通向地狱的入口，如果要穿透它黑暗的笔画，就要忘记尘世的一切，重新置身于一个失序的旧世界。
正因此，对于“绿色革命”以及现代农业技术的发展，卡帕罗斯抱持着相当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不相信回归传统农业可以解决饥荒问题；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将粮食这种可以左右生命的资源完全交给资本化运作，必然会使一部分人陷入结构性的贫困，尽管制造贫困，并非诸如孟山都之类的跨国公司的目的，但在这些公司追逐利润的同时，必然也有在这个庞大资本体系之下失去土地，衣食无着的农民。同时，新兴农业技术高度依赖石油、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能源。如今，世界上50%的粮食生产要依靠合成氮肥。
不过，若就此否定农业技术的发展，则无疑是因噎废食。印度学者安·雷博林·埃利亚泽发表于2019年的《绿色革命对印度本土作物的影响》一文提到，“绿色革命”使得“1950年至 1990年间，全球谷物产量增加了174%，而全球人口增加了110%。谷物产量的增加使各国能够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然而，在这个交通便利，总体粮食生产量已可以满足绝大多数人类温饱需求的世界上，究竟为什么还存在着与中世纪一样骇人的饥饿问题？
1998年，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库马尔·森以其对福利经济学的贡献，获得了该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饥饿》一书的写作，显然受到阿马蒂亚·森经济学思想的启发，在《关于饥饿：比喻》一章中，卡帕罗斯更是直接致敬了这位杰出的经济学家。
作为记者的卡帕罗斯笔锋时常辛辣，即使对于一些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圣人”，如特蕾莎修女之流，也不乏挖苦。《饥饿》并不是一本冷冰冰的调查报告，它的每一页上都涂满愤怒的火焰，当情绪达至极点，往往便会化为富有诗意，却又混乱的句子，让人联想到法农与加莱亚诺的著作。但在写道森时，他的笔调却变得缓和起来，他直言，森是一个带来不幸消息的人，其在经济学上的学术创见围绕的却是一个朴素的常识：“人是因为贫穷而陷入饥饿的”。
饥饿与殖民
1943年，年仅10岁的森在当时的东孟加拉首府达卡，经历了20世纪印度次大陆上最惨烈的一场饥荒，近300万人死去。身为幸存者的森，把童年的苦厄作为其经济学研究的原动力，于1981年写下《贫困与饥荒》一书。在书中，已成为剑桥与哈佛大学教授的森开宗明义地写道：“饥饿是一部分人没有获得足够粮食的结果，而不是没有足够粮食产量的结果。”贫困与饥荒，也正是《饥饿》一书的主题。以阿马蒂亚·森亲历的1943年孟加拉饥荒为例，当时身为殖民地的孟加拉，被迫向战争中的宗主国英国大量出口粮食，以弥补英国粮食的亏空。此举导致孟加拉当地粮食价格暴涨，尽管粮食仍有大量盈余，但孟加拉的穷人无力购买，只能陷入饥饿。对此，时任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评价是，不必担心印度的饥荒，因为“印度人的繁殖能力跟兔子一样”。
1982年，在发表于《纽约书评》的《印度做得如何？》一文中，森提出了一个后来被广泛引述的观点，他认为在人类饥荒史上，没有一次饥荒发生在拥有完善民主制度和出版自由的国家。在十九世纪的爱尔兰以及二十世纪的孟加拉，殖民地政府之所以放任殖民地民众陷入饥荒，很大程度上乃是因为殖民统治，可谓二十世纪极权主义的先声。
一个事实便是，纳粹并非集中营的发明者，大英帝国在争夺南非殖民地的第二次布尔战争中率先使用了集中营。而依照汉娜·阿伦特的观点，殖民统治放大了暴力机构在殖民地社会中的作用，使得权力集中于殖民地军人与警察部队。这种统治愈是以人道、文明为纛，便愈可能培养出叛逆此种统治秩序的新的殖民地精英。
不过，新兴的民族国家想要清除殖民统治的遗毒，并非易事，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今天，原本以文明为旗号的殖民主义，改换门庭，成了利用金融资本和全球市场剥削“第三世界”国家的新殖民主义。卡帕罗斯走访马达加斯加时，正是这个国家被无情卷入国际经济秩序之中的时候。冲突的核心是土地，从21世纪初开始，由于全球粮食价格上涨，国际大资本开始利用其资源强占非洲的土地，在马达加斯加，有100万公顷的土地被外国强占。譬如在2008年，韩国大宇物流公司拟租用马达加斯加130万公顷土地，并使用南非的人力在该片土地上生产作物以应对韩国未来的粮食需求。大宇租用土地的租期为99年，这一消息经《金融时报》曝光，引发马达加斯加国内政治动荡，总统拉瓦卢马纳纳下台，迫于压力，新政府解除了与大宇公司的合同。
尼禄的客人
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在他的《编年史》第十五卷中写道，旧罗马的“巷子狭窄而又曲折，街道又建筑得不规则”，这导致公元64年7月，从竞技场边堆放着易燃物品的店铺开始的火情，演变成席卷整个帝国首都的大火，罗马14个区中有10个被焚毁。事后，尼禄开放了玛尔斯广场、万神殿乃至他的私人花园收容灾民。但这些措施根本无法安抚愤怒的罗马民众，塔西佗记载，这是因为“外面传说，正当罗马起火的时候，他（尼禄）却登上了他的私人舞台，而且为了用过去的灾难来表示当前的灾祸，他竟然歌唱起特洛伊被毁的故事”。
在孟买，卡帕罗斯再次想起了尼禄的故事。不过这次浮现在他脑海的，是一位名叫帕拉古米·塞纳斯的印度摄影师讲述的版本。塞纳斯所关注的并非那位处在历史舞台中央、饱受非议的罗马皇帝，而是那些隐藏在舞台阴影之中的宾客。他们是整个罗马社会的精英，但在火光舔舐夜空，夜空的胴体如被砂纸打磨过，漏下锯末般的火星时，在浓烟笼罩山下的罗马市民之际，罗马精英们豪奢、放浪的宴饮却从未中止。
《饥饿》频繁地使用各类数据提示我们，这个世界是充满格差的世界。譬如，在印度，此种格差不复是微观且隐蔽的，它可以用肉眼观察到。从印度首富穆克什·安巴尼位于孟买的私人住宅安提列亚楼上向外望去，便是满目的贫民窟。个中景象与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中别无二致：拥挤、狭窄、混乱，如同被剖开的白蚁穴。而与同样伫立在孟卖地平之上的那些高楼不同，27层的安提列亚楼仅仅为安巴尼一家5人服务。这幢楼配有3个停机坪，6个停车场，约600名服务人员，造价约在10亿至20亿美元之间。不过，坊间传闻安提列亚楼风水欠佳，故安巴尼一家从来都只是把这幢造价不菲的高楼当作他们的会客厅。
与此同时，塞纳斯却告诉我们，2009年，印度的人类发展排名在第134位，低于所有拉丁美洲国家，甚至低于巴勒斯坦。我们似乎都没有必要再提到印度的1亿饥民，这个国家的体量远非那些黑非洲国家可以比拟，印度是一个粮食出口国，每年粮食出口量达6000万吨，却拥有全世界最多的饥饿人口，而印度出口的粮食，大多成为欧洲牲畜们的饲料，它们最终化作谷饲牛肉，回流到印度中产阶级的餐桌上。
饥饿意味着社会不公最终在穷人的肉体上留下了印记：它是无可辩驳的贫穷。在马丁·卡帕罗斯看来，我们不必轻信那些反乌托邦阴谋论，认定一些邪恶的跨国公司人为制造了饥饿并以此牟利。基于人道，没有人可以公开地赞成作为社会现象的饥饿。即使有时，在物质充裕的社会中，“断食”“自噬”被包裹上消费主义的糖浆，一种可控的“饥饿”被当成商品贩卖，或者在宗教信仰中，饥饿成为与神沟通的工具。但这些饥饿与卡帕罗斯所言的饥饿大相径庭，后者代表着一个人受制于结构性的贫困，因而丧失选择权，前者却正是发达经济体中的个人拥有其选择权的表现，如阿马蒂亚·森所言，“贫困必须被视为是一种对基本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
故而，卡帕罗斯认为，美国的肥胖人口与非洲的饥民是相似的，在他们各自的国家，他们都处于底层。贫穷问题在美国社会的表征是垃圾食品过剩所造成的肥胖，穷人们失去了一切家当，却唯独把他们的财产变成了脂肪随身携带，而在欠发达的黑非洲国家，贫穷则是致命的营养不良。因此，我们不能再对饥饿视而不见，因为，比起有形的饥饿更可怕的是看不见的饥饿，它正撕裂我们社会，使我们陷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之中。如果说我们要反对饥饿，我们所说的便是要以水滴石穿的力量，移动一整座山脉。或许个人的力量是微薄的，如同露水，但至少我们可以不做尼禄的客人，让露水映照下一个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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