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公元前8世纪末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各路英雄人物都粉墨登场。

黄河流域的郑庄公、卫庄公、鲁隐公、鲁桓公搅动风云，长江流域的楚武王自然不甘寂寞，决定趁周朝衰落礼崩乐坏的时机，问鼎之轻重，并在南征北战的过程中，贡献了《古文观止》的第七篇文章——《季梁谏追楚师》。

楚国是颛顼帝高阳氏的后裔，但夏商时期衰落，甚至和南方蛮夷混在一起，直到周文王策划灭商大业的时候，楚国始祖鬻（yu）熊发现改变命运的机会，亲自跑到周原，和儿子一样侍奉周文王——“鬻熊子事文王。”

鬻熊是把全部筹码都押上去，赌周能灭商，然后做为胜利者阵营的成员，分享改朝换代的红利。

事实证明，鬻熊赌赢了。

周文王在灭商之前薨逝，周武王灭商后两年也撒手人寰，来不及封赏边缘盟友，随后周成王即位、周公旦辅政，回想起鬻熊侍奉周文王的功劳，便封鬻熊的曾孙熊绎为楚子，定都丹阳（湖南省枝江县）。

楚国，正式立国。

“熊绎当周成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史记·楚世家》。

虽然楚国是周朝的封国，但楚国芈姓和周朝姬姓没有太深的渊源，楚国又和蛮夷混居的时间太久，并不在乎周朝的礼法秩序。

于是呢，楚国便不严格遵守嫡长子继承制，有时是父死子继，有时是兄终弟及，有时是政变夺位，蛮夷气质非常浓厚。

周夷王时周朝衰落，楚国国君熊渠甚至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随后便自立为楚王，并封长子为句亶王、中子为鄂王、少子为越章王。

周礼是周朝的意识形态，更是以周朝为核心建立的政治秩序，熊渠的一句“我蛮夷也”，言外之意便是楚国不再遵守周礼，要另起炉灶，和周朝分庭抗礼了。

就像联合国代表二战后的全球秩序，如果哪个国家宣布退出联合国，便是不再遵守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谋求成为新的全球霸主。

特朗普的各种退群，也可以视为逆全球化版的“我蛮夷也”。

但熊渠失败了。因为周厉王即位后，开始重振周朝权威，熊渠害怕周厉王讨伐，便撤除王号，重新归顺周朝。

此后百年，周朝的政治秩序彻底崩溃，楚国也经历数次政变夺位，终于在公元前740年，熊通诛杀侄子执掌楚国，并把都城迁到郢城，史称楚武王。

公元前710年，华父督诛杀孔父嘉、宋殇公，宋国爆发内乱。鲁桓公接受宋国的贿赂，把郜鼎藏入太庙，最尊周礼的鲁国开始破坏周礼。

面对中原的混乱局面，执掌楚国31年的楚武王，极有可能流露出争霸天下的野心，于是《春秋左传》写了一句：“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

楚武王要争霸，和郑、蔡、邓三国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关系很大。

楚国在长江和汉水之间，要争霸就必须沿着汉水北上，夺取南阳盆地，然后兵锋向东，扫荡淮河两岸，完成这一切之后，一马平川的河南便是楚国纵横驰骋的战场。

而邓国在南阳盆地南部，毗邻汉水，大致位置是现在的湖北襄阳市，如果楚武王提兵北上，邓国便是首当其冲之地。

蔡国是淮河流域最有实力的诸侯国，必然是楚武王北上争霸的第二个目标。

郑国的郑庄公正在南征北战建立霸业，而且郑国都城新郑在河南的平原上，一旦楚武王渡过淮河，便可以直接威胁新郑的安全。为了刚有起色的霸业和郑国的国防安全，郑庄公必须遏制楚武王。

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国的地位迅速提高，如果邓国倾向楚国，郑庄公便有后顾之忧，如果邓国倒向郑国，楚武王便难以北上。

助楚还是助郑，胜败都在邓国的一念之间。

于是发现楚武王的野心之后，郑、蔡提前一步，跑到邓国举行了一场三国会盟，目的便是要求邓国站在郑国一边，坚守国土，堵住楚武王北上的通道，如果遇到危险，郑、蔡两国也会全力救援。

现在压力给到楚武王，他要如何破局呢？

其实楚武王要争霸，沿着汉水北上是最佳路线，但不是唯一的路线。

汉水以东有一座大洪山，大洪山以东是河南信阳市，那里有武胜关、九里关、平靖关，号称“义阳三关”，属于湖北和河南的门户关卡。而大洪山和河南信阳之间，有一条南来北往的重要通道，因为现在归随州和枣阳管辖，便称为“随枣走廊”。

既然经汉水北上的路线被“郑邓蔡联盟”阻挡，楚武王要想实现霸业，便要夺取“随枣走廊”，进而占领“义阳三关”，打通北上的路线。

一旦完成这项战略任务，邓国，自然是楚武王的囊中之物。

而“随枣走廊”的关卡，便是随国。

《季梁谏追楚师》的故事，正式开始。

2、

公元前706年，楚武王迈出夺取“随枣走廊”的第一步。

楚武王亲自统帅大军渡过汉水，准备进攻随国，但汉水以东遍布姬姓小国，称为“汉阳诸姬”，虽然每个国家的实力都不强，但国家数量较多，和碉堡似的，如果楚武王直接进攻随国，必然激起“汉阳诸姬”的共同抵抗，如果一个一个的攻过去，楚武王就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为了减少伤亡，以最小的代价达成战略目标，楚武王便命大夫薳（wei）章到随国做说客，希望随国能认清形势，不战而降。

楚武王则统帅兵马，驻扎在随国的瑕城等待消息，同时做为遠章的后盾。

随国是小国，正面作战不是楚国的对手，面对楚武王的兵锋，随国极力退让，并命少师做使者，到楚武王的军营里，全权负责和谈。

“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随，使遠章求成焉。军于瑕以待之。随人使少师董成。”

董成，就是全权负责和谈的意思。

随国少师到了楚武王的军营，理直气壮的说了一句：“我无罪”，根据周礼的政治秩序，随国没有犯错，楚国也没有征伐权，你凭什么来打我们？

既然随国少师以周礼为武器，那楚武王便不能谈周礼，否则就进入随国少师的圈套，在谈判中落入下风，于是楚武王说道：

“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

现在周朝衰落礼崩乐坏，原来的政治秩序已经不作数了，楚国决定脱离周朝，凭借兵马、战车和周朝分庭抗礼，问问鼎之轻重。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少师，时代变了。

话虽如此，但楚武王的困难是客观存在的。

接受随国的求和，楚国便不能得到“随枣走廊”，被困在江汉平原，和天下霸业无缘，迟早是胜利者的鱼肉。可不接受随国的求和，直接翻越大洪山进攻随国，付出的代价一定超出楚国的承受范围。

正在楚武王难下决心的时候，楚国大夫斗伯比说了一番话：

“吾不得志于汉东，我则使然。我张吾三军，而被吾甲兵，以武临之，彼则惧而协以谋我，故难间也。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小国离，楚之利也。少师侈，请羸师以张之。”

楚国不能经略汉水以东，其实是形势使然。

如果楚国以武力攻取汉水以东，那么“汉阳诸姬”在唇亡齿寒之下，必然抱团取暖，对于楚国来说，这就是遍地碉堡。

随国是“汉阳诸姬”实力最强的国家，如果随国有崛起的机会，极有可能脱离“汉阳诸姬”的穷兄弟们，追求自己的霸业。那个时候“汉阳诸姬”的联盟便破灭了，楚国就有机会联合“汉阳诸姬”消灭随国。

就像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和乌克兰坚决脱离苏联，那么其他的东欧、中亚国家便失去依靠，对“北约东扩”丝毫没有抵抗能力。

随国就是俄罗斯或乌克兰，“汉阳诸姬”就是苏联的东欧、中亚加盟国。

所以斗伯比建议楚武王，随国少师是骄傲自大的人，不如向他展示楚国的老弱病残，助长随国的轻敌心态。

示敌以弱，诱敌深入。

斗伯比的建议是堂堂正正的阳谋，楚武王听进去了，于是“毁军而纳少师”，撤掉精锐兵马，把随国少师迎到中军大帐。

斗伯比和楚武王的阳谋，很快奏效了。

随国少师见到楚国的老弱病残，果然萌生轻视楚国的心思，回去就建议随国国君出兵，直接和楚国交战，并保证，楚国不足为虑。

随国国君非常信任少师，立即准备起兵伐楚，但随国贤人季梁不同意：

“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诱我也。君何急焉？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

楚国给少师展示老弱病残，目的就是引诱随国出兵野战，这么简单的道理您都不知道吗？

何况以小博大能够成功，前提条件是小国有道、大国无道。

什么是道？

肉食者愿意为人民服务，人民从国家政策中得到实惠，然后由负责祭祀的官员，把现实世界的成果告诉上天神明，这种物质利益和意识形态形成的闭环，就是道。

可现在呢？

随国人民饥寒交迫，每天都为房子、食物发愁，国君却没有解决办法，负责祭祀的官员为了逢迎国君，大搞形式主义粉饰太平，内政如此混乱却想建功立业，怎么可能呢？

随国国君不甘心，说道：“吾牲牷肥腯，粢盛丰备，何则不信？”

我用毛色一致的牛、丰盛的五谷祭祀上天神明，挺诚心的呀？

季梁都无语了，您怎么就不理解呢？但他不能吐槽，又说了一段长篇大论来解释自己的观点：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硕肥腯’，谓民力之普存也，谓其畜之硕大蕃滋也，谓其不疾瘯蠡也，谓其备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丰盛’，谓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谓其上下皆有嘉德而无违心也。所谓馨香，无谗慝也。故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

这段话看起来繁拗复杂，其实总结起来无非是三句话——

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祭祀要以人为本。

国君一人富贵是耻辱，共同富裕才是最终目标。

随后，季梁又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庶免于难”，您只要老老实实的为人民服务，同时和“汉阳诸姬”结成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随国便国祚长久，不用惧怕楚国。

内修民生，外结盟友，韬光养晦，不争第一。

可以说，季梁提出的政治理念和解决办法，和教员的为人民服务、联合亚非拉国家组成第三世界、邓公的韬光养晦、现在的共同富裕，底层逻辑都是相通的。

听到这番话，随国国君明白了，便不再听少师的建议，撤军回国，楚武王的离间计没有成功，也不敢轻易伐随，撤回郢城等待下一次机会。

“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

3、

季梁的建议非常精彩，随国国君接受建议非常爽快，那随国有没有上演以小博大、以弱胜强的经典案例呢？

答案是，没有。

还记得斗伯比和楚武王说的话么——“少师侈”，随国少师是骄傲自大的人。

其实骄傲自大不是关键问题，斗伯比的真正用意是，利用随国少师的骄傲自大，勾出他“以小博大”的赌徒心理，引诱他把随国的家当都押上去，成为一个赌国运的赌徒。

赌徒是没有理智的，这样的敌人，能极大提高楚武王的胜率。

正因为骄傲自大滋生了赌徒心理，随国少师见到楚国的老弱病残以后，才会建议随国国君伐楚，回到随国也会继续轻视楚国。

赌徒心理是人性，无法避免。

如果你不是站在上帝视角看这段故事，而是和随国少师一样，以当局者的身份看到楚国的老弱病残，会不会萌生出趁你病要你命、搏一把的心情？

这是极有可能的，季梁那种清醒冷静的贤人，毕竟是极少数。

既然少师萌生了赌徒心理，听说楚军都是老弱病残、亲自逼退楚武王的随国国君，自然也不例外，于是就有了《春秋左传》的一句话：“随少师有宠”。

有宠，说明随国国君和少师，一定在某些事情上达成共识。

只有政治路线一致，国君才能宠爱臣子，只有执行国君的政治路线，臣子才能做国君的宠臣。

不出意外的话，随国国君和少师的共识就是——

楚国衰落了，伐楚指日可待，随国还要征服“汉阳诸姬”，提兵北上争霸天下。

和这条政治路线相比，季梁提出的政治路线虽然是正确的，但成本太高、收益太低，已经被随国国君放弃了。

而听闻随国已经进入圈套，楚国大夫斗伯比知道，机会来了，便建议楚武王再次伐随。

“随少师有宠。楚斗伯比曰：可矣，雠有衅，不可失也。夏，楚子合诸侯于沈鹿，黄、随不会。使薳张让黄，楚子伐随，军于汉、淮之间。”

公元前704年夏，楚武王召集诸侯在沈鹿会盟，但黄国和随国不来。

黄国在河南信阳以东、淮河以南，是楚武王北上争霸的目标之一，参与会盟是羊入虎口，不来，情有可原。

随国不来，纯粹是轻视楚国。

但黄、随不来会盟，恰恰给了楚武王出兵的理由。

于是楚武王命薳张做使者，到黄国问责，顺便考察山川地形，为日后占领“义阳三关”做准备，随后亲自统帅大军渡过汉水，讨伐随国。

随国的战前准备，完全暴露了随国国君和少师的赌徒心理。

季梁提议：“弗许而后战，所以怒我而殆寇也”，拖延一段时间再和楚军作战，因为敌军压境却不能保家卫国，随军必然人人愤恨，千里奔袭却不能攻城克敌，楚军必然士气衰落，粮草无以为继，以怒气值爆棚的随军，进攻饥饿疲惫的楚军，必胜。

但少师说：“必速战，不然，将失楚师”，一定要速战速决，否则楚军的粮草消耗殆尽便撤回去了，我们歼灭楚军扬名立万的机会就错过了，随国的崛起大业也将是镜花水月。

随国国君站在少师一边，决定亲自统兵出征。

到了战场以后，季梁又给随国国君出谋划策：“楚人上左，君必左，无与王遇。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败。偏败，众乃携也。”

楚国以左为上，那么楚武王统帅的精锐一定在楚军左侧，直面随军右侧。于是季梁建议随国国君，不要和楚武王正面交锋，而是统帅精锐站在随军左侧，进攻楚军右侧的偏师，一旦成功便能包围楚武王，必胜。

但少师说：“不当王，非敌也”，简简单单的六个字，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随国国君迎战楚武王，王对王、将对将，才是符合身份的战争，堂堂正正的战争。

第二层意思是随国国君迎战楚武王，才能亲自俘虏楚武王，建功立业扬名立万。

少师的建议，正和随国国君的心意，于是随国国君站在随军右侧，迎战楚武王。

这段战前准备，季梁给出的建议囊括了曹刿论战、田忌赛马的精髓，但随国国君完美避开每一个正确的选择，做出的决定都是错误的。

为什么？

因为他笃定的认为，楚国已经衰落，楚武王是虚张声势，他要到战场上博功名、赌国运。

一边是精心谋划数年的楚武王，一边是赌徒心理爆棚的随国国君，而且楚是大国随是小国，这种战争，结果是毫无悬念的。

随军一战而败，随国国君跳下战车逃离战场，楚国大夫斗丹俘获了他的战车，以及来不及逃跑的随国少师。

“随师败绩。随侯逸。斗丹获其戎车，与其戎右少师。”

原本楚武王准备彻底消灭随国，但斗伯比不同意：“天去其疾矣，随未可克也”。

斗伯比的话，同样有两层意思。

表层意思是楚国俘虏了随国少师，那么随国的执政大臣一定换人，新的执政大臣未必是骄傲自大的人，楚国再去伐随，不可能和这次一样轻松。

实际意思是随国国君战败、少师被俘虏，意味着随国伐楚、争霸的政治路线破产，随国新的执政大臣一定是认同季梁路线的人，整顿民生、团结汉阳诸姬，楚国伐随，几乎没有成功的机会。

楚武王清楚斗伯比的意思，便和随国签订城下之盟，回到郢城。

虽然楚武王没有消灭随国、夺取“随枣走廊”，但不是完全没有收获。

楚武王一战击败随国并签订城下之盟，必然给汉水、淮河流域的诸侯国极大的震撼，相当于巩固了楚国的北部边疆，于是利用伐随战争的余威，楚武王暂时削弱楚国北部边防，征调兵马渡过长江，征服了湖南西部的百濮，极大开拓了楚国的南部战略纵深。

《史记·楚世家》写道：“与随人盟而去，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

失之于随，取之于濮，楚武王的战略眼光，并不亚于郑庄公、鲁隐公。

4、

伐随战争的胜利，让楚武王迈出称霸最重要的一步，此时十余年，楚武王陆续在三个不同方向发动征服战争，给楚国雄踞天下奠定坚实的基础。

公元前703年，巴国命韩服出使楚国，请求楚国和邓国放弃旧怨，和好如初。

春秋时期，巴国在现在的襄阳附近，和邓国是邻国，如果楚国和邓国征战不休，巴国必定受到战争影响，于是巴国想调停楚、邓。

楚武王给了巴国台阶，同意停战和好，并任命道朔为使者，和巴国使者一起出访邓国，结果韩服和道朔即将抵达的时候，邓国附近的鄾（you）国突然出兵，抢走楚国送给邓国的礼物，并诛杀两国使者。

“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以聘于邓，邓南鄙鄾人攻而夺其币，杀道朔及巴行人。”

鄾国为什么突然暴起，目前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但按照常理推测，无非是两种可能——

要么是鄾国贪图财富，便劫杀两国使者抢劫聘礼，要么是郑、蔡、邓会盟以后，郑庄公暗地联系了鄾国，请鄾国监视邓国。

我觉得，后一种的可能性更大一些，鄾国劫杀两国使者，目的就是破坏楚、邓和好，防止邓国倒向楚国，打开楚国进入南阳盆地的通道。

而听闻使者被杀，楚武王命人到邓国问责，邓国说“和我没关系”，楚武王大怒，命楚国大夫斗廉统帅巴楚联军伐鄾，唇亡齿寒之下，邓国命大夫养甥、聃甥救鄾，四国爆发了一场混战。

这一战，巴楚大胜，邓鄾大败，楚武王将楚国的势力范围，开拓到汉水中游、南阳盆地的南端。

“夏，楚使斗廉帅师及巴师围鄾。邓养甥、聃甥帅师救鄾。三逐巴师，不克。斗廉衡陈其师于巴师之中，以战，而北。邓人逐之，背巴师，而夹攻之。邓师大败，鄾人宵溃。”

公元前701年，楚武王命楚国莫敖屈瑕为使者，和贰国、轸国会盟。

莫敖是楚国官名，相当于后世的大司马、大将军，屈瑕是人名，而贰国和轸国属于“汉阳诸姬”，都在“随枣走廊”的南部。

但贰国和轸国之间，还有一个郧（yun）国，大致位置是现在的湖北安陆。

这次会盟的背景，极有可能是贰国和轸国目睹楚国击败随、邓，便做了“汉阳诸姬”的叛徒，倒向楚国，而郧国忠于“汉阳诸姬”继续坚守“随枣走廊”，楚武王便会盟贰、轸，准备夹击郧国。

于是在屈瑕前往会盟的路上，郧国直接出兵蒲骚城，并联络随、绞、州、蓼共同伐楚。

“楚屈瑕将盟贰、轸。郧人军于蒲骚，将与随、绞、州、蓼伐楚师。”

郧、随、绞、州、蓼都是“汉阳诸姬”，而且郧、随在“随枣走廊”，绞国在汉水上游、湖北十堰市，蓼国在南阳盆地、河南唐河县，州国在湖北监利县，从四面八方把楚国包围起来。

大战一触即发，怎么办？

这个时候，共同出使的楚国大夫斗廉，向屈瑕说出自己的战术：

“郧军驻扎在蒲骚城，依仗四国援兵伐楚，必定戒备不严。不如你带一部分兵马回师郊郢城，我带一部分兵马奔袭蒲骚城，必败郧军。一旦郧军战败，其他四国必定不敢来，如此大事可成。”

郊郢城在汉水沿岸，如果随、绞、蓼伐楚，只能沿着汉水南下，屈瑕统兵驻扎在郊郢城，一方面可以堵住伐楚联军的道路，另一方面可以拱卫郢都。

而斗廉奔袭蒲骚城，核心逻辑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的就是一个时间差。

可以说，斗廉的战术非常精妙。

但屈瑕不自信，问斗廉：“要不要请求增援？”

斗廉说：“兵贵精，不贵多。”

屈瑕：“要不占卜吧？”

斗廉：“卜以决疑，不疑，何卜”，不知道如何做才需要占卜，现在战术已经确定了，占卜有什么用，难道不吉利就不打仗了？

屈瑕和斗廉达成共识，便开始分兵，屈瑕统兵驻扎郊郢城，防备联军南下，斗廉统兵奔袭蒲骚城，大败郧军。随后，他们和贰、轸两国完成会盟，成功向楚武王复命。

这一战，楚国成功分化了“汉阳诸姬”，并以兵威再次震慑“汉阳诸姬”。

公元前700年，楚武王命屈瑕统兵讨伐绞国。

这次战争是伐郧战争的延续。

屈瑕统兵到了绞国，先是驻扎在都城南门，然后命民夫上山砍伐树木，并不设兵力保护，以此来引诱绞军出城争功。如此数次之后，绞军的胆子越来越大，开始大规模的出城抢夺民夫和木材。

突然有一天，屈瑕在山下、北门埋伏了两股伏兵。

等绞军抢夺民夫和木材的时候，山下的伏兵暴起击败绞军，战败的绞军狂奔向北门，准备回城修整，结果北门的伏兵再起，彻底击败绞军，攻入绞国都城。

随后，屈瑕和绞国签订城下之盟，撤军回楚。

这一战，楚武王把楚国的势力范围，开拓到汉水上游。

5、

经过三场征服战争，楚武王在正北、正东、西北方向开拓了势力范围，再加上征服百濮开拓的正南方向，可以说楚国已经摆脱最初的地理制约，成为长江、淮河流域的最强国。

但随国尚未完全臣服，“随枣走廊”没有成为楚国禁脔，楚武王不甘心。而且没有彻底征服“随枣走廊”，便不能谋求“义阳三关”，这对楚国北上争霸非常不利。

于是在公元前690年，楚武王决定再伐随国。

自从诛杀侄子执掌楚国，楚武王已经在位51年，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那年3月，楚武王拖着垂垂老矣的身体，集结楚国的全部兵力，亲自征伐随国。临行前，楚武王感觉心跳加快、精神恍惚，便和夫人邓曼说：“我心神不宁，是不是预示着出征不顺利？”

邓曼叹了一口气：“大王，恐怕你的寿命将尽了，心神不宁是上天神明警示你呢。如果此次出征不损兵折将，便是楚国之福了。”

楚武王听到邓曼的话，没有犹豫，依然踏上征程，结果刚渡过汉水，走到樠木山的时候，楚武王便薨逝了。

“庄公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师孑焉，以伐随。将齐，入告夫人邓曼曰：余心荡。邓曼叹曰：王禄尽矣。盈而荡，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临武事，将发大命，而荡王心焉。若师徒无亏，王薨于行，国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樠木之下。”

大军出征、楚武王却薨逝于外，怎么办？

随同出征的令尹斗祁、莫敖屈重认为，如果此时退回郢城，便是示敌以弱，绝对不可以。现在的最佳办法是秘不发丧，护送楚武王的灵柩兵临随国，彻底解决随国的问题。

令尹相当于宰相，莫敖之前说过，相当于大司马、大将军。

于是斗祁和屈重统领楚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直接到了随国都城。

望着兵强马壮的楚军，随国国君害怕了，立即派出使者求和。但负责和谈的屈重说，如果随国不想灭亡，随国国君必须亲自到汉水以西，和楚国会盟。

随国国君同意了。

“令尹斗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营军临随，随人惧，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随侯，且请为会于汉汭，而还。”

随国国君离开国境，亲自到汉水以西、楚国的势力范围内求和会盟，意味着随国臣服于楚国，以后再不敢和楚国争锋，“随枣走廊”完全向楚国开放。

等会盟结束，随国国君渡过汉水回到随国，斗祁和屈重才给楚武王发丧，光明正大的护送灵柩回到郢城。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

楚武王用一生践行着这句话。

楚武王薨逝的时候，楚国的势力范围是北抵汉水绞国、南至湘西百濮、西达长江丹阳、东到随枣走廊，实实在在的南疆霸主。

楚武王之后，其子熊赀即位，史称楚文王，《史记·楚世家》里写道——

文王二年，伐申过邓，邓人曰楚王易取，邓侯不许也。

六年，伐蔡，虏蔡哀侯以归。

楚强，陵江汉间小国，小国皆畏之。

十一年，齐桓公始霸，楚亦始大。

十二年，伐邓，灭之。

成王恽（楚文王之子）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

楚成王的南疆霸主地位，得到周王的正式承认，楚国终于不再是被世人鄙视的南疆蛮夷，成为真正的乱世诸侯大国。

这一切，都是楚武王毕生奋斗奠定的基础。

《季梁谏追楚师》里的政治理论是千古至理，但没有保住随国的社稷。

因为这种千古至理，更适合成熟期的诸侯大国，春秋乱世是重新洗牌的大争之世，不积极进取便只能沦为鱼肉，不开疆拓土只能成为王者的垫脚石。

守成需要和平的环境，乱世需要法术诈力。

季梁是无双国士，但他没有出现在正确的国家、正确的时代。

人生际遇之悲，莫过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