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史记》作为二十四史头一部，记录了从上古轩辕黄帝时代到汉武帝时期共三千多年的历史，是我们研究华夏上古史的珍贵典籍，而且在同时期的史料中，其真实性和严谨性也是最高的。
但在网络上，出现了一批质疑司马迁《史记》真实性的声音，质疑者用1975年一场考古发掘结果为证，认为司马迁在修史时加入了自己的主观臆断，从而蒙蔽了读者，撒下了一个弥天大谎。
而他们质疑的事实，便是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指鹿为马”典故，认为指鹿为马的背后另有隐情，司马迁将赵高的行为阴谋论化了。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且让我们结合史料及考古证据，对此进行辨析。
一、“指鹿为马”是玩乐，还是阴谋？
“指鹿为马”这个故事，《史记》现传的版本是这样描述的：
宦官赵高为清除异己，以向秦二世献马为名义，牵上来一头鹿，秦二世纳闷，问赵高是不是老糊涂了，这明明是鹿不是马啊！
赵高则笑着把问题推给了群臣，下面大臣有的仗义执言，说就是鹿，有的则畏于赵高的权势，顺着赵高意思，奉承的说是马，如此一来，大臣们哪些忠于赵高，哪些忠于秦二世，也就看出来了。
赵高默默记下了反对者的名字，在之后以各种理由把他们都给杀了，由此震慑群臣，让整个秦国朝堂变成了自己的天下。
按照《史记》版本来理解，赵高这种颠倒黑白的行径，完全是为了稳固自身地位，清除异己的目的而做出的。合情合理，也完美符合我们对于赵高这个大奸臣的一贯印象。
然而，在反对者的眼中，《史记》版本完全是添油加醋，指鹿为马确有其事，但纯粹是为了向秦二世逗乐子，没有那么多阴谋的意思，因为当时的马和鹿就长得很像，所以大臣们有分辨不了也是正常的。
其举出的证据，就是1975年在湖北发掘的“云梦睡虎地秦简”，该竹简是在一个秦朝御史的墓中发掘的，记录了秦时的各种法律政策，以及地方民俗。
其中在生肖的记录上，与现在我们所知的生肖动物有一处不同，午马变成了午鹿，也就是说，起码在秦朝荆楚这个地方，人们的属相里是没有属马的，取而代之的是鹿。
这发现确实是可喜的，向我们展现了十二生肖纪年法的演化历程，但有心人却从中做起了文章。
他们是这样推测的：竹简上记载的是鹿，现在生肖却传成了马，是不是说明当时人们很容易混淆马和鹿呢？那指鹿为马，是不是赵高对群臣开了个玩笑，看看有多少人能辨认的出来马和鹿。
不知各位看到什么感受，笔者的第一感觉是荒诞，完全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马和鹿的外形截然不同，又有有什么难以辨认的呢？
当然，反对者知道这不符合常理，于是专门以先秦时期的生态环境为理由，说当时荆楚地区的马和鹿就是很像，为此还举了麋鹿的例子，说麋鹿将角一锯，就跟马差不多。
然而，如果各位去搜麋鹿的照片，就知道麋鹿只是在脸型上和马相似，身子还是鹿的样子，没有马标志性的鬃毛。
此外，或许荆楚的人对马和鹿会认错，但关中秦人绝不会被马和鹿的样子所蒙蔽，因为秦国国君最早就是替周天子养马的，秦地的骑兵也是天下第一，以养马发家的国度，怎么会不识马？
更加明显的证据是，马和鹿的甲骨文字形截然不同，象形文字就是古人对事物形状的具体认知，商代的甲骨文已经标识了马和鹿的样子，一千多年后的秦人又怎么会不识得？
所以，是马是鹿这个问题，在生理形状上就能够得出答案了。
当然，反对者也知道这个说法可能有点站不住脚，于是他们也搬出了一篇汉初史料《新语》，可当笔者去翻看《新语》原文时，不由得笑了出来，这断章取义，断的真好！
二、《新语》版指鹿为马辨析
《新语》是汉初大儒陆贾的作品，由他给汉高祖刘邦的十二道奏疏总结而来，其主基调是反思秦朝灭亡的原因，为汉朝的治国献出良策，本质上是一个政治性文章，并非史书。
而被反对者奉为圭臬的“指鹿为马”的所谓真相，就是《新语》上的记载。
在《新语》中，赵高并非是在朝堂上向秦二世献马，而是骑着鹿和秦二世去郊游。途中，秦二世好奇的问赵高为什么骑鹿，赵高便说自己骑得是马，并反问随从的群臣，群臣半言马半言鹿。
将《新语》版和《史记》版做一对比，发现有两点变动，一点增补。
其一是事因，《新语》是秦二世主动发问，而《史记》则是赵高故意设局。
其二是场景，由朝堂变为了野外，将一个正经的朝会变成了休闲的郊游。此外《史记》增添了说真话的大臣们的下场，而《新说》就再无下文了。
除此之外，主要事件是相同的，但在反对者的眼中，司马迁无疑阴谋化了赵高，按《新语》的记载，人家明明是和秦二世开玩笑呢，你怎么能说赵高是奸臣？
是真的开玩笑吗？秦朝贵族一般骑马，次一点也是骑牛，没有人骑鹿的，赵高骑鹿不就是要引秦二世发问吗？如果只是和秦二世开玩笑，为何要将大臣们扯上去，明显是蓄意而为之。
此外，新语中并未记载直言的大臣们的下场，很大原因就是，它并非一本史书，只是拿指鹿为马这件事来举例，表明奸臣的行为。
而且，最为关键的是，这些反对者都默契的没有将《新语》的原文全部粘出来，因为陆贾的下一句，就会让他们露馅了。
“秦王不能自信其直目，而从邪臣之言，鹿与马异形，乃众人之所知也，然不能别其是非，况于暗昧之事乎？”
这段话就是指着赵高的鼻子骂“邪臣”，连带着对那些附和的大臣都骂了。而且也直白的讲出了“鹿马异形，众人所知”，陆贾可是经历过秦二世时期的，他的看法就代表了当时人对鹿和马的认知。
因此，断章取义的拿《新说》作为例子，无疑是明知故犯，足以说明，这些反对者根本就不是为了历史的真相，只是博流量的小丑之族！
辨析至此，虽然我们已经驳倒了反对者的荒唐言论，但《新说》与《史记》对此事的记载确实不同，本着严谨的角度，我们还是要去探究一下二者到底哪个更符合事实。
三、事件真相
在事件顺序上，陆贾的记载比司马迁早了快一百年，也更贴合秦二世的时代，但并不能据此说司马迁的记载就是错漏的，我们还要分析一下二人的信息来源。
陆贾在史书中的第一次出场，就是作为刘邦的幕僚，和项羽去交涉谈和，他此前的生平我们并不知晓，但作为一名儒生，我们可想而知，其根本进不到坑儒的秦王朝的统治中枢去。
换言之，陆贾得到的消息大概率是道听途说来的，而且作为一个文人，他没有史家那种刨根究底，追求真相的心思，只是用这个事件做个例子，来劝谏刘邦亲近贤臣罢了。
因此，他引用的这个指鹿为马的故事，没有头尾，也没有人物的具体动机，只是拿当时流传的段子当例子罢了。
而反观司马迁，作为官方钦定的太史令，他是有翻阅宫廷史书的权力的，朝堂之上发生的事情，自然会有专人去记录，这是中国历朝历代治史的传统。
“指鹿为马”这种牵涉多位朝臣性命的大事件，自然也会被记录下来。在刘邦攻破长安城后，萧何就将秦朝的各种典籍全部保存了下来，免受兵戈所害。
所以，按理来说，司马迁是能够看到秦朝当年关于此事件的官方文书的，这个消息渠道的正规性，比起陆贾的道听途说可强了不少。
此外，司马迁将“指鹿为马”的时代背景也写明了:秦二世三年八月，秦朝大半江山已经被义军攻下，距离秦二世被赵高逼迫自杀不过一两个月的时间。
在史记中明确写道：“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说明这并不是一次简单的服从性测试，而是叛乱的前奏，清除还忠心秦庭的大臣，为投降做准备。
“指鹿为马”发生不久后，赵高就逼死了秦二世，然后换子婴为秦王，去帝号，准备投降刘邦，只是在投降之前被子婴给杀掉了。
在《史记》中，事件的脉络是清晰的，人物逻辑也很合理，这是《新说》所不能比的。因此，我们还是采信司马迁的观点，“指鹿为马”是赵高谋害秦二世之前的准备，这应该是最接近当时的真相了。
四、结语
言至于此，笔者不禁感叹，“指鹿为马”这个成语用意就是说别人颠倒黑白，但谁知今天，这个词却反而被别人“指鹿为马”了，真是既讽刺又可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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