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嫁给陕北农民成了留守知青，她说晚年生活有滋有味|县里|杨新利|民办教师|知青往事|陕北

当年一起到陕北插队落户的三十多名同学，就我一人和陕北农民结为了夫妻。因为这事，我父母多年不让我进家门，同学们也都觉得我不可思议，说我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其实，当年我并不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才和陕北农民结婚的，我决定和农民后生结婚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有关我的知青往事和情感生活经历，我分享给大家。我分享自己的知青往事，讲述自己的情感生活经历并不是单单为了晒幸福，我是想让大家了解一下当时陕北农村的真实生活，也让大家了解一下当年我们插队知青的真实生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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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69年1月中旬乘坐知青专列和同学们一起离开北京的，当时到延川县插队落户的知青基本都是我们海淀区各个中学的学生。到达陕北后，有三十名多北京知青被分派在了杨家坪大队，我和八名同学分在了杨家坪四队，我们学校的小个子丁爱迪分到了张家河大队。

在学校读书时，我们也经常到市郊或农村参加支农劳动，也知道农村和城市的差别。可到了陕北我们才知道，陕北农村的贫穷和落后，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在陕北，我们看到好多老乡竟然还在吃菜团子和糠团子，他们一天只吃两顿饭。他们居住的土窑，低矮又破旧，走进昏暗的土窑内，给人一种喘息不畅的压抑感。

杨家坪大队是一个比较大的自然村子，全大队有四个生产小队，四队的队长姓李，叫李长锁，李队长把我们安排在了队部里的两孔土窑里，并安排一位婆姨临时帮我们做饭，我们吃的用的都是李队长操心置办的。

来到杨家坪的第二天，我们三十多名北京知青集中到大队部开会学习了一上午，大队书记杨方亮用他那浓重的陕北口音给大家说了一些表示欢迎的客套话，我们虽然不能完全听明白杨书记的讲话，但大概能知道什么意思。杨书记说话比老乡们好懂一些，他的陕北方言里时常夹杂着一些陕北口音的普通话。

杨书记讲完话，举起手里的一张旧报纸，笑着说：“你们北京学生，看谁能来把这张报纸给大家念一哈（下）？”

我看没人吱声，就举起右手来杨书记身边，接过杨书记手里的报纸，笑着说：“我来念吧。”

那张报纸皱巴巴的，是一张1968年12月22日印刷的《人民日报》，这张纸纸的头版以整版的篇幅，原文刊登了由新华社转发的12月8日《甘肃日报》的消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并加了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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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陕北插队之前我们就读过这篇文章，文章的内容几乎能背下来了。我手捧报纸，清了清嗓音，高声朗读起来。

等我读完了报纸，杨书记带头鼓掌，同学们和围在我们身边的乡亲们也都热烈鼓掌。我把报纸还给杨书记往回走的时候，杨书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多大了？”“书记，我叫马淑华，十七岁。”我笑着回答。

那天散会时候，杨书记还夸奖我说：“这个北京女娃娃嗓音好，以后能当播音员哩。”

一切都安顿好了，我们歇了四五天，就主动要求和社员们一起往山上担粪去了。堆积在场院和牲口棚院子里的那些牛羊粪和土杂肥，春耕开始之前都要提前运送到地里去，以免开春耽误春耕生产。

当时正处在冬季农闲，除了往地里挑粪，也没有什么其他农活。早饭后日头一竿子高的时候，社员们才在队长的吆喝下，懒洋洋地出山劳动，大家挑着两筐土杂肥，慢悠悠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一点都不急。我是个急性子，跟在老乡们身后，急得够呛。可山路很窄，无法超越，再着急也没用，只能跟在后面慢慢走。

整整一上午，每人就挑了两趟粪。午饭过后，日头早就偏西了，社员们才挑着土筐来到场院，装上两多半筐牛羊粪，还是慢慢悠悠往山上走。从山上回来，日头还有老高，队长就宣布歇工了。一天一人挑三趟粪，这哪像生产劳动啊，简直就是磨洋工。

评工分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男社员一天挣十分工，男知青一天挣七分工。女社员一天挣七分工，只给我们女知青一天记五分工。我觉得不合理，就找李队长理论。李队长说这是大家伙的意见，他一个人说了也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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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工员是一个年轻后生，叫杨新利，当年十七岁，和我同岁，初中读了一年，算是杨家坪大队的文化人。杨新利看我不服气，就对我说：“慢慢来嘛，你们挑粪明显不如哦（我）们多嘛……”“挑粪一样多，工分就一样多吗？”我反问他。杨新利也是一个很淳朴很厚道的后生，他笑了笑，没吱声。

我们女生居住的那孔土窑里的窑掌上正好挂着一杆秤，第三天出工挑粪的时候，我把杆秤带上了。男知青都知道我是个爱较真的人，也知道我有力气，大家都支持我为大家主持公道。

第三天吃过早饭，没等李队长吆喝，我们四名女知青和五名男知青就早早来到了牲口棚的院子里。尽管大家都感到有些疲乏，但我们都不想让社员们看不起，都相互鼓励打起精神来，一定要争一口气。

那天社员们每人还是挑了三趟粪，我们知青每人挑了四趟。记工员杨新利和李队长称了我们知青挑粪的重量，也称了男社员和女社员挑粪的重量。当晚收工记工分的时候，李队长对记工员说：“北京男学生一天记九分工，女学生一天记七分工。”

对于这个结果我并不满意，因为我挑的两筐牛羊粪都在六十斤以上，有几名男社员，他们挑的两筐牛羊粪才四十多斤。他们一天挣十分工，我一天挣七分工，这明显不合理嘛。

就是因为我这一闹腾，偷懒耍滑的社员明显少了，劳动效率明显提高了。也是因为记工员杨新利帮我称秤，替我们知青主持公道，我们知青都很喜欢他。

1970秋天，杨家坪小学需要一名民办小学老师，杨书记直接点名让我到学校当了民办小学老师。

杨家坪小学很简陋，几孔破旧的土窑就是学校的教室。教室里的课桌是用土坯砌的台子，凳子都是学生娃娃从自己家搬来的。当时校长让我教四年级的学生，四年级教室里的那块黑板破烂不堪，门窗也破烂不堪的，狗都能从门槛下钻进去。

听我说了学校的情况，杨新利借了他舅舅的木工工具，帮我修理好了教室的门窗，修理好了黑板，并用墨汁把黑板刷的漆黑，还给我做了一根教鞭和一个凳子。和我同龄的一个农民后生，这么乐于助人，干啥像啥，我很佩服他。

1973年夏天，我淋了一场雨，感冒高烧，嗓子疼得厉害，还在咬牙坚持给学生上课。杨新利看我太难受了，他就对我说：“马老师，你在家歇两天，我来替你代课。”“你会教书？”我有点不相信。

杨新利却笑着说：“马老师，你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我在外面听过好几次哩。别看我初中读了一年，教小学生还是绰绰有余嘛，不相信你就让我试试嘛。”

我嗓子实在疼得厉害，就让杨新利给学生讲了一节语文课，我和学生坐在一起听他讲课。万万没想到，没有教书经验的杨新利给学生讲课还真行，讲得明明白白，还很风趣，一点都不死板，学生们都能听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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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杨新利替我代课六天，我感冒好利索了才回到学校。为了表示感谢，我花了九毛钱给他买了一条纸烟。起初杨新利说啥也不要，后来看我生气了，他才收下了那条烟，第二天就给我送来了十多个鸡蛋。就这样，我俩互生好感，我发自内心地喜欢上了这个淳朴善良的农民后生。

那年秋天，公社供销社招营业员，大队书记问我是去公社供销社工作还是留下来继续当民办教师。我犹豫了好久，还是决定留下来。为这事，同学们说我脑子有毛病，我爸妈骂我缺心眼。其实我也知道到供销社当售货员就等于端上了公家饭碗，可我觉得我要是端上了公家饭碗，就会拉远了和杨新利的距离，我不想让他感到有压力。

1974年冬季，回北京探亲过春节，我把和杨新利相爱的事情告诉了父母，我妈非常生气地说：“你这孩子是不是脑子真有问题啊，人家都在想方设法招工进城，你还想着和农村小伙子恋爱结婚。你给我听好了，你要是敢在农村结婚，这辈子就别想再进家门一步。”

春节过后回陕北时，我在车上偶遇了丁爱迪。丁爱迪是我们同校同学，他虽个头不高，可在学校时就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学生，大多数同学都和他熟悉。在陕北插队期间，他也是很有影响力的北京知青，我们都很佩服他。我跟他说了心里的苦恼，他安慰我说：“谁的家长都不希望自己的子女扎根农村一辈子，可农民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农村。你要是真心喜欢他，就按自己的想法去生活……”

回到陕北后，我一直在纠结，杨新利的年龄都二十三岁了，他父母很着急，因为在当时，陕北农村的后生到了这个年龄就该结婚了。有的人早就生了娃娃。我和杨新利的恋爱关系还没确定下来，他父母能不着急吗。

1975年的冬季，我没回北京过春节，那年寒假公社抽调我和杨新利还有几名有才艺的年轻女子去公社排练革命样板戏，打算让我们去县里参加庆元宵佳节文艺会演。当时大队也组织社员群众排练踩高跷和闹秧歌，庆祝新春佳节和元宵节。

那年的文艺汇演得到了县里的表彰和嘉奖，县里给我们参加汇演的每人发了一个带盖的茶缸和一张奖状。表现最出色的是杨新利，他的的唢呐演奏和独唱的信天游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参加完县里的汇演，我们又回到杨家坪和乡亲们一起闹红火，直到正月十八才结束。没想到杨新利除了吹唢呐和唱信天游，他还会踩高跷和扭秧歌。

经过了那段时间的排练和演出，我对杨新利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我发自内心深处爱上了这个淳朴善良多才多艺的陕北后生。1976年夏天，我顶着父母和同学们反对的巨大压力，毅然决然地和杨新利领取了结婚证，举办了简单的婚礼。还没离开杨家坪的同学们虽然都参加了我和杨新利的婚礼，可大家都说我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早晚会后悔的。

婚后的生活虽然很平淡，可杨新利很勤快也很善解人意，我俩生活得很和谐很快乐。

1980年夏天，也就是我的娃娃三岁那年，我被招工到公社邮电所工作，属于上级对留守知青的照顾。我突然离开了学校，我男人就替我去学校代课，不久他就顶替了我的位置，成了杨家坪小学的民办教师，1993年转成了公办教师，据说是享受了知青家属待遇。但有一位民办教师跟知青没有任何关系，他也转成了公办教师，这令我有些糊涂。

我的女儿十七岁那年，也就是我男人转正那年，我的父母终于原谅了我。当时我是一个人回的北京，没敢带女儿一起回去，我怕父母不原谅我让孩子受到伤害。母亲看到我，搂住我就呜呜大哭。我爸在旁边一边抹眼泪一边说：“外孙女没一起来呀，下次再回家，你们三口一起回来……”

很快，我女儿的户口迁回了北京，女儿也回到北京跟着我父母一起生活，大学毕业后在北京结婚安家，成了名副其实的北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