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云密布、炮火连天……1979年，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陷入激战之中。

在苏联的帮助下，一度陷入危局的埃塞俄比亚转败为胜，甚至反攻索马里军营总部。

眼见大事不妙，在1979年6月22日，索马里副总统伊斯梅尔·阿里·阿布卡尔亲自来华求援，和中国签订购买24架歼六战机的军火大单，并直接交付了定金。

急需外汇提振经济的中国满口应下，开足马力加紧生产，提前半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订单。

然而事成之后，索马里却是百般推诿，拒不交付欠款。

一方面要“考虑到索马里的贫困现状”，另一方面又要“在维系中索友谊的前提下追回欠款”，订单的签署方中航科技不禁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在这关键的时候，我国的工作人员想出了一出妙计，不仅照顾了索马里的现状和中索两国的关系，还成功地拿回了欠款。

那么，索马里当年为何要从中国购买24架战机？我国的妙计又“妙”在哪里呢？这出妙计究竟是何计呢？

（索马里）

一、索埃矛盾深重

索马里从我国购买战机一事，还要从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矛盾说起。

索埃之间的矛盾就是欧加登地区，其原属索马里，后来被划分给埃塞俄比亚。

索马里国家独立之后，就一直希望将包括欧加登在内所有本国居民居住的地区重新整合起来。

20世纪70年代中期，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分别向苏、美寻求依靠，但这种脆弱的同盟关系并没有持续太久。

1974年埃塞俄比亚国内政变后，海尔·马里亚姆·门格斯图上台掌权。

虽然其号称继续实行前任政府的不结盟政策，但事实上已经倒向了苏联一派。

此时，美国处于世界局势中的守势，提供的援助已无法满足埃塞俄比亚的需求。

因此，埃塞俄比亚在政治、经济等多领域开始更多地向社会主义阵营靠拢。

苏联政府此时也正希望能在非洲之角找到同盟关系，降低美国在此的战略地位，扩大苏联在这一关键地区的影响。

自此，埃塞俄比亚与美国渐行渐远。

（埃塞俄比亚）

1977年5月，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访问莫斯科，宣布苏埃将相互合作，谴责是“帝国主义”造成了欧加登地区的态势恶化。

另一方面，索马里也开始重新考虑与苏联的关系。

索马里一直都对苏联在埃索边界问题上的态度表示不满，认为其并不支持索马里在边界问题上的正当主张。

索马里本就无法接受苏联关于与埃塞俄比亚进行谈判的建议，此时，苏联又接触了自己敌对的一方，这让索马里更加无法接受。

由于需要继续抵抗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积极寻求西方大国及中国的援助。

而美国方面也意识到，如果索马里没能获得安全援助，将在欧加登战争中失败，这会给美国的“国际安全”造成威胁。

（破旧的索马里首都城景）

美国此时为了反抗苏联在非洲之角的排挤，无法放弃非洲之角的重要角色，在拒绝了埃塞俄比亚希望同美国重新建立关系的请求之后，选择与索马里组成新的反苏同盟，防止埃塞俄比亚越过边界进入索马里。

随着中美支持的加深，索马里总统西亚德日渐膨胀，1977年，在军事实力尚不完备的情况下，西亚德贸然发动了对埃塞俄比亚的战争。

然而，正是西亚德这一不理智的举动，不仅使其丧失了“索马里英雄”的荣誉，更将整个国家拖入了万丈深渊。

二、中国拔刀相助

1977年7月，索马里军队发动“闪电战”，突袭埃塞俄比亚欧加登地区。

在战争之初，索马里军队攻无不克、势如破竹，所到之处尽化为焦土。

（欧加登地区）

然而，在苏联的援助下，埃塞俄比亚顶住了索马里的攻势，并逐步站稳了脚跟，甚至可以组织起零星的反击。

随着战争的白热化，索马里开始广泛求援，迫切地希望引进先进的武器装备以对抗强大的苏式武器。

包括美国、法国在内的军事大国都成为了索马里的武器供应商。

起初，在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的边界争端问题上，中国更倾向于在舆论上对索马里表示支持。

1978年4月初，《人民日报》一篇《苏联“外籍军团”赖在非洲说明了什么？》的文章指出：

“苏联雇佣军既有赖在安哥拉于先，复有赖在非洲之角于后”，是想在非洲地区形成一个完整的控制区域，成为其称霸世界的工具。

（索马里当地）

在行动上，中国采取了谨慎的方式，主要体现在这一时期，中国对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的援助上。

在1977年之前，中国对埃塞和索马里的援助相差不多。

但在第二年，索、埃爆发冲突后，由于苏联在冲突中支持埃塞俄比亚，因此，中国没有再向埃塞俄比亚提供援助。

与此同时，中国一方面相对应地增加了对索马里的援助，用以稳定埃、索两国的局面。

1978年，中国加强了对索马里的援助，总额是前二十年间中国援助额的三倍。

不过，战场上节节败退、“病急乱投医”的索马里更需要的是武器，因此主动找上了中国。

次年6月22日，索马里副总统伊斯梅尔·阿里·阿布卡尔在来华求援时，将援助清单摆在身前，并且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购买36架歼六的想法。

彼时的中国经济尚未完全发展起来，外汇短缺——而索马里人的请求无疑将为中国带来大量的外汇。

（破败的索马里）

在考虑到索马里的外汇储备情况和我国的军事生产能力之后，中国决定出售24架歼六战机。

起初，索马里人很是爽快，一口气支付了一半的定金。

由此也可以看出，索马里人很是心急，迫切需要这24架歼六战机以解燃眉之急。

接到这一订单之后，我国自然不敢有丝毫的怠慢，组织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迅速地开始生产。

不过一个尴尬的问题是，在索马里向中国提出购买申请之后没有多久，索马里军队就在战场上一溃千里，对于战机的渴求也就没有那么强烈了。

开足马力、大力生产的中国军工厂，最终提前半年，在1980年9月将24架战机全部交付给索马里。

按照一般的交易来说，只要索马里交付尾款，那么这笔军火大单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歼六战机）

然而，在中方多次催促之后，索马里仍然是支支吾吾，摆出各种理由来搪塞中国，拒不交付尾款。

这样一来，我国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一方面，战争的消耗使得索马里国库空虚，我国对索马里的经济情况心知肚明；

另一方面，为了打造这24架战机，我国甚至推掉了其他国家的订单，如果不能收回尾款，对于我国的外汇建设来说无疑是一大打击。

承接这批订单的中国航空技术公司觉得不能坐以待毙，于是成立了一个专项小组，专门研究“如何收回尾款”这一问题。

1980年10月，专项小组一行8人抵达了索马里，正式就“追讨尾款”问题与索马里政府展开交涉。

项目组的负责人表示：

“中索友谊源远流长，必须要寻得妙计，即能兼顾到索马里的经济状况，又要不破坏两国友谊，才能破解这一难题。”

三、“瞻前顾后”思妙计

这一“追讨欠款”的计策，首先要考虑到索马里的贫困现状。

彼时，全球各大媒体对索马里的贫困状况有诸多的报道，譬如《索马里的饥饿危机日益严重》、《索马里出现饥荒：很多家庭在路边晕倒》和《索马里：在干燥和饥饿中挣扎着生存》等。

《纽约时报》直言：

“索马里独立后的这五年仍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宛如走钢丝。领导人的政治理念和外交政策问题重重。具体而言，统一后的索马里共和国的政治野心阻碍了其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大索马里主义的思潮将这个新生的国家置于了一个危险的国际位置。”

具体而言，1976年到1990年，索马里爆发了建国后的首次大饥荒。

（贫困的索马里）

法新社记者报道说：

“最近的报告显示，所有玉米、小米和芝麻都被彻底摧毁了，而通常放在地窖中的粮食储备也已经被破坏了。据说至少有300000人濒临饥荒危机。10000头牲畜已经被洪水冲走了，另外大约还有100000头牲畜正面临饥饿和疾病的生存危机。成百上千的村庄被洪水分离，大约一半以上已经彻底损毁。同时，遭受营养不良折磨的幸存者仍受到疟疾、痢疾等疾病的威胁。”

“持续的干旱已经让无数索马里人死于饥饿。平均一个医院一天要死4-7个人，23000名难民挤在14个紧急营区里，14000名饥民只配了2个护士照顾，援助工作者说累计死亡人数可能达到了18000人。”

索马里当地政府的官员显得十分焦虑，他们竭力恳求联合国对“非洲之角”这些干旱又贫穷的国家施以援助。

（索马里）

在当地，每天大约1500个饥饿的、干渴的、疾病缠身的难民，在埃塞俄比亚东南部的欧加登边境，为了躲避无休止的游击战而步履蹒跚。

他们是人为灾难的受害者，饱受部落战争、权力更迭和种族政策的折磨。

如今，中国也必须将这些生活贫困的索马里人考虑进“计策”之内。

除此之外，维系中索关系也是“计策”的必要条件。

在欧加登战争期间，中索关系得到快速发展，合作项目不断增多。

中国向索马里援建医院、公路等基础设施，签订经济技术、电视新闻合作协议，1978年3月11日，中国和索马里在北京签订了广播、电视和新闻两个协定。

同年，4月20日，中索两国在北京签署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在这些合作中，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援建的贝累特温-布劳公路在战后也一直是中索友谊的象征。

同时在这一时期，索马里高层来访频繁，在两国代表讨论中双方也交换了关于目前局势的意见。

人民日报刊登了名为《敢驱虎豹，不畏熊罴》的文章，报道了索马里政府废除索马里和苏联签订的《友好合作条约》，停止向苏联提供军事便利，要求苏联减少驻索大使馆人员，在限期内撤离在索境内的专家，拆除之前在索马里境内建立的一切军事装备设施。

中国方面立即注意到了索马里的这一动向，中国外长应约会见索马里大使卡欣，黄华外长对索马里政府为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反对超级大国干涉非洲事务所采取的果敢的正义立场，表示赞赏和支持。

1978年，在接待索马里新闻代表团时，邓公向其讲述了中国现在的实际情况，称“生产力和科学水平都很弱”，对于国际上特别是苏联给中国扣下的“超级大国”的称号予以否认。

由此观之，中国和索马里是交心的朋友，维系中索友谊也是至关重要的大事。

（索马里海岸）

既要“考虑索马里的贫困状况”，又要“维系中索友谊”，专项小组的人在冥思苦想之后，终于找到了一出妙计——以索马里海域的捕鱼权抵扣尾款。

索马里被誉为“非洲之角”，东毗印度洋，北临亚丁湾，海岸线长2900公里。

由于国家政局较为动荡，索马里国内渔业发展缓慢。

专项小组的调研员实地考察之后发现：索马里海岸线漫长、平直，200海里专属经济区面积达78.3万平方公里。

据其评估，索马里的海洋资源较多数国家而言并不算富饶，但其资源状况却相当良好。其中，阿卢拉至贝拉海域为索马里主要的捕捞作业渔场。

因此，中航科技主动与索马里签订了合同——以捕鱼权抵扣欠款。

在中国的加入之后，索马里渔业迎来了飞速的发展：

1980年，索马里渔业产量仅为0.9万吨；

而中国企业则是帮助索马里渔民努力改善渔业设备，提高捕捞技术，1996年，渔业产量突破3.0万吨，随后达到发展巅峰，并逐渐保持稳定发展趋势。

索马里渔业

在中国帮助下，索马里还专门成立了渔业管理部门，并制定了相关的渔业管理法规及政策。

1985年，索马里颁布了《渔业法》，同年，出台了《渔业联合投资法》，均有效的管理和制约渔业行为。

这一妙计不仅拉近了中索两国的距离，还使得中国成功追回了尾款，可谓是一举两得！

后记：

2020年1月，联合国宣称：索马里三分之一的人口将很有可能在六个月内饿死。

难怪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在绝望中宣称：“这里是地狱。”

更糟的是，这个地狱是人为的，是基于氏族的内战的产物。

尽管有阻止战争和给挨饿的人投食的援助方式，但是这些也面临一个困境，即担心西方大国转移了他们的关注焦点。

与埃塞俄比亚1984-1985年的大饥荒不同，索马里这次的饥荒没有知名人士的高声疾呼，因此所获得的注意力稀缺。

索马里需要同世界所有遭受灾难的国家争取国际关注，譬如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困境、非洲其他国家的致命干旱以及全球的艾滋蔓延。

而索马里的极端饥荒危机，却因其历史的特殊性，理所当然地未充分获得联合国的人道主义援助。

在这危难之际，中国则是再次挺身而出，尽显大国担当：

索马里作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沿线重要的国家，对于贯彻落实“丝绸之路”精神意义重大，中国借渔业合作之契机，与索马里倾力合作，帮助其完成国家、社会的转型，以积极应对不断变化的全球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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