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辽沈战役开始，一个月后，解放军切断了北宁路，国民党驻守的锦州被孤立，为解锦州之围，蒋介石命令卫立煌由沈阳出兵西进锦州。

但卫立煌和蒋介石意见不同，拒绝出兵，气愤的蒋介石亲自飞往沈阳，撇开了卫立煌，任命廖耀湘为辽西兵团司令，指挥6个军，增援锦州。

可短短半个月后，廖耀湘就出师不利，所带军队在锦州被解放军围歼。廖耀湘本人也被解放军捕获，投入监狱进行改造。

锦州解放后，全东北只剩下卫立煌驻守的沈阳没有解放，卫立煌见大势已去，便连夜坐飞机逃走了，他临走之前，将沈阳城的防务交给了第8兵团司令兼第53军军长万福成。

困兽犹斗

沈阳是东北第一个城市，人口密集，曾是重工业的聚集地，抗日战争之后，蒋介石强行接过了沈阳的主权，并有意霸占此城以此来对抗解放军。

不过随着战事，东北局势逐渐明朗，除沈阳之外，东北全境也在逐步解放。解放军发动秋季攻势之后，锦州、长春相继解放。

蒋介石亲自坐镇东北，指挥廖耀湘，不过还是难逃败局。一向和蒋介石意见不合的卫立煌也不愿多做挣扎，二话不说卷铺盖走人。

卫立煌走后，周福成成了沈阳城中最大的官，和卫立煌不同，周福成此人对蒋介石十分忠诚，他的人生理想，就是得到蒋介石的重视。

周福成是东北军旧部，因为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争端不休，周福成因为出身一直不得蒋介石的重用，虽然职位不低，但终究难堪大任。

卫立煌一走，周福成可谓是骑虎难下，但他也意识到，这是个向蒋介石示好的大好机会。

于是卫立煌前脚刚走，他后脚便急电蒋介石，将卫立煌弃城而逃这件事告知了蒋介石。

蒋介石听闻卫立煌逃走的消息，气个半死，但为了稳住局势，他极力的安抚的周福成，希望周福成能够接手沈阳的全部职务。

周福成趁此机会表了一波忠心，并向蒋介石打包票，自己一定会死守住沈阳城，同时他也希望蒋介石能够快点派援兵赶来。

然而怎么守？沈阳早已是四面楚歌，周福成手中只有一个军，留守在沈阳的装甲部队不愿意白白送死，因此不愿意听从周福成的调派。

10月27日，周作秀亲自赶往沈阳劝说自己的父亲周福成，原本就在崩溃边缘的周福成这时才得知自己的女儿竟然是一名共产党员。

盛怒之下，周福成更加不愿投诚，他甚至做出了要和沈阳共存亡的决定。周福成不愿就此放弃，因此还想说动其他的将领和自己一起抵抗。

30日晚，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周福成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他宣读了蒋介石发来的电报，要求沈阳城中的军队固守待援。

但自从卫立煌出逃之后，城中人心涣散，士兵们士气全无，甚至很多将领都不建议死守，53师师长许赓扬、副军长赵国屏等人都力劝周福成不要负隅顽抗，以免赔上更多无辜的生命。

但周福成急于向蒋介石表忠心，不愿意听从大家的意见，还在会议上几次三番的点名，让赵国屏给出相应的军队部署。

识时务者为俊杰

他不知道的是，赵国屏早在当年的6月份就已经和解放军取得了联系，在解放军的分析下，赵国屏深刻的认识到，国民党没有任何的胜算，因此他决定和解放军合作。

而且赵国屏注意到，辽沈战役开始后，驻守在沈阳城中的将领想法虽然各异，但最终都不想跟着国民党陪葬，因此有不少将领已经在暗中密谋起义。

这一点，倒是和赵国屏想法不同，但在发动起义之前，他还是对周福成抱有幻想，希望自己能够劝说周福成放下武器。

“现在的情况非常严重，工事是不顶用的。会前我同大家交换过意见，一致认为这个仗是打不了啦，不能打！”

“相信各位对于当前沈阳城外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即便我们顽固对抗，但是沈阳最后的结局还是只有一个，更何况蒋委员长的亲信卫立煌早就秘密离开了沈阳，剩下我们这批人顽固抵抗还有意义吗？”

在座的其他将领纷纷点头，表示赞同。但赵国屏的这些话，显然触到了周福成的逆鳞，他愤怒的指责赵国屏，认为赵国屏是在动摇军心。

赵国屏忍不住叹息，但还是再次劝道：“周司令，醒醒把，当前沈阳的大势已定，不说最终我们势必要被将解放军打败，单说现在还有多少人想要打仗就已经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道路呀！”

赵国屏说出了众人的心声，然而周福成始终不愿意投诚，他认为赵国屏是在动摇军心，因此对他起了杀心。

会议结束后，其他将领纷纷劝说赵国屏，让他注意防备，以免遭到周福成的暗算。但对于赵国屏来说，自己生死是小，这一城将士的命是大。

赵国屏一直试图劝说周福成，他认为只要劝说周福成，全军发起起义，配合解放军解放沈阳，才能保住这上万将士的性命。

为此，赵国屏请出了军中将领，轮番上阵劝说周福成。其中130师副师长夏时是周福成的连襟，他知道周福成已经无可救药，便将自己已经和解放军代表进行谈判一事告知了周福成。

周福成万念俱灰，终于明白，凭自己已经无法守住沈阳城。10月31日，解放军开始围城，周福成最终选择了和卫立煌同样的做法：弃城而逃。

但在临走之前，他始终咽不下这种恶气，于是便吩咐自己手下的一名军官，让他秘密枪毙赵国屏。

幸好这名军官决心并不坚定，而且也不完全听信于周福成，他对周福成说：“副军长早已经有了防备，近几天强不离身，护卫也增加了不少，前一天开会时，你们一争吵，赵的警卫们就在门外严阵以待，此番更不可能有机会下手。”

周福成听完后，深知自己的这点念头也无法实现了，于是便留下一封书信，乔装逃走，书信中写着：国屏弟，事已至此，我无能为力，希你善其后吧，我走了。

傍晚，赵国屏派出专员，前去和解放军联络，他自己则孤身一人前往周福成的办公室，在最后时刻，他还想和周福成最后再谈一次。然而此时，周福成早已经遁逃，赵国屏看到那封书信后，深感无奈。

赵国屏原本打算等联络员回来之后，立即便组织起义，但解放军在次日一早就准备进城，赵国屏等人没有起义的时间，这一切都是因为周福成的固执，而导致错过了最佳的起义时机。

最终赵国屏决定放弃抵抗，并且向所有士兵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解放军到来时，沈阳城没有一个士兵抵抗，而解放军也按照之前的计划妥善安顿了这些士兵。

解放军进入沈阳之后，在一所银行前发现了几名形迹可疑的国民党士兵，东北野战军连长黄达宣和指导员苏福林派兵包围了银行，经过一番搜索，竟然抓到了潜逃的周福成。

原来周福成潜逃之后，一直没有离开沈阳城，他明白大军压境，他逃出去也会被抓住，还不如躲在城里，等风声过去在趁机逃走。

为了躲避刑罚，周福成还谎称自己早已经有起义的念头，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时机。

不过他的谎言，很快就被拆穿。保住全军将士和全城百姓性命的人，是赵国屏，及时组织了蒋介石玉石俱焚命令的人，也是赵国屏。因此沈阳城能够不费一兵一卒就解放，赵国屏和其他主张谈判的将领有很大的功劳。

因周福成的女儿是共产党员，再加上周福成最后也没有选择负隅顽抗，中央最终还是决定对周福成进行宽大处理。

东北全境解放后，赵国屏等人纷纷脱离了国民党，回归普通民众的身份。1949年，赵国屏来到北京做起了生意。

不过几年下来，赵国屏的生意并不景气，当时经济也不景气。经营的企业相继倒闭，还欠了不少外债，为了还债，赵国屏几乎到了穷困潦倒的地步。

后来中共中央听闻了他的消息之后，给予了他很大的帮助，政府部门拨给他3000斤小米，帮助他解决一家人最基本的吃饭问题，并让他在革大政治研究院学习。

1951年，在中央的帮助下，赵国屏得以在军事训练部高级研究室任研究员。两年后，他担任了山西省交通厅厅长，为建设山西交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有人执迷不悟，冥顽不灵。

在解放沈阳时，有人一时站错战营，但很快幡然醒悟，身为副军长的赵国屏，能够在危难之际扛起重任，为大局和人民着想，是他一生中做的最对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