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戈理是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人物，代表作《钦差大臣》《死魂灵》。他被称之为俄国讽刺艺术大师。

果戈理出身于乌克兰一个地主家庭，长大后当过薪水很少的公务员，生活非常拮据，这种贫困的生活经历让他体验到了“小人物”生活的悲哀和官僚社会的等级森严、腐败堕落、骄奢淫逸。比如他的《钦差大臣》就刻画出了俄国官场的腐败、官僚主义横行，他的另一部作品《鼻子》也揭示出这种现象。

《鼻子》是果戈理的又一名篇，故事情节很简单，一个叫柯瓦廖夫的八等文官在早上醒来的时候，想看一眼前一天晚上鼻子上长的一粒小疙瘩。却吃惊地发现本来应该有鼻子的地方成了平平的一块了，鼻子居然丢了！

于是柯瓦廖夫开始四处奔走，法纪部、报馆发行科以及警察分局长处，他忧心忡忡地在寻找自己的鼻子。急于寻找鼻子的柯瓦廖夫面对没有了鼻子的事实，眼泪夺眶而出。当他看到自己的鼻子摇身一变成了比自己职位还高的五等文官时他说话的声音都显得绝望了。

他无论如何都要找回自己的鼻子，柯瓦廖夫觉得“一个升天大街上坐着卖薄皮橘子的女贩可以将就着没有鼻子，可是我还在等待着升官呢”，“鼻子”对柯瓦廖夫而言就是一切。他一定要有这个“鼻子”。那么，“鼻子”对柯瓦廖夫来说意味着什么？

“鼻子”威力强大。在彼得堡，如柯瓦廖夫一类的小官吏不计其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媚上欺下，只要遇到比自己高一级的官，总是阿谀奉承，但是遇到哪怕比自己低一级的官也会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势。

柯瓦廖夫没有鼻子时，在五等文官面前保持着虔诚的姿态，称其为“仁慈的先生”，表现得十分卑微、奴性十足。

当鼻子找回来时，柯瓦廖夫的态度瞬间转变，他“微微眯着眼睛，用讽刺的神气对两个军人望着。”这时的柯瓦廖夫又恢复了往日对下级的盛气凌人。他时刻不忘表现出对于低自己一等的人的深刻鄙视。

果戈理笔下的柯瓦廖夫虽然只是个八等文官，但他是一个很注重面子的人，他“从来不称呼自己八等文官，却总叫少校”，为的就是能够“给自己增添些气派和分量”，他对自己的身份异常在乎。

他是一个十足的官迷。他来到彼得堡就是为了混个一官半职，再娶上一个有着丰厚陪嫁的姑娘。可是，当他得知“鼻子”有可能是坐着马车去拜会什么人的时候，柯瓦廖夫已经完全绝望了。

对于柯瓦廖夫来说，一个人可以没有了手脚，甚至没有了耳朵也可以勉强，但是却不能没有了鼻子。鼻子的消失让他丧失了一切尊严，失去了成为一个要人的外貌。“鼻子”是柯瓦廖夫一生的追求和向往，丢了鼻子，就是丢了体面，丢了升官的机会，得不到所觊觎的金钱和地位，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希望。

可是，当不翼而飞的鼻子恢复原位时，柯瓦廖夫又惬意地闲逛在涅瓦大街上，笑嘻嘻地追逐着所有好看的女人。他甚至在尚没有获得勋章的时候就事先为自己买了一根勋章带。在柯瓦廖夫看来，有了“鼻子”就有了体面和尊严，就能获得升官发财的机会。

果戈理通过《鼻子》对柯瓦廖夫丢失鼻子、找回鼻子、鼻子重现过程的描写，揭示了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俄国社会的失调和官场的腐败。人们只关注外在名分和物质利益，失却心灵，如行尸走肉。

果戈理只写了柯瓦廖夫一个，却雕琢了彼得堡官吏的整体面孔，揭示出了“官僚”老爷阶层们的庸俗灵魂，彼得堡官场的污浊内幕，讽刺了丑陋的官爵崇拜和追名逐利之风。

果戈理试图告诉人们，像柯瓦廖夫这样空虚、浑浑噩噩的人在彼得堡司空见惯，他们生存在官场的夹缝之中，他们处于官阶品位的底层，做着升官发财美梦，渴望向上攀爬，并努力寻求出路。

因为在那个社会中，一个人能否受到尊重，取决于肩章的样式和官阶的高低。“在当时的那个社会里，无限崇拜的对象是官衔、是称号，而完全不是具有官衔和称号的人。穿制服和具有称号的人可能是一个空壳，什么也不是，只不过是假象而已，但是改变不了对他的态度。为了在社会上周旋和享有声望，只要有称号本身就足够了。”

柯瓦廖夫的这种表现完全就是那个沙皇专制社会中官场和人性“异化”的结果。

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是俄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之一。专制暴政不断强化，暴力治国，建立政治警察和各种审查制度，设置告密者，面向俄国各个领域施行残酷的镇压。

与此同时，当时俄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正在进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来自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也大行其道。整个社会充斥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社会各个领域都被金钱所侵蚀，金钱利欲腐蚀着人们的心灵。

一边是专制暴政的强化，一边又是弱肉强食和自私利己的金钱意识形态，处于这样的社会形态中，人极容易走向“异化”。官场也不例外，当时的俄国官场不仅奉行着残酷的专制传统，还盛行着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人与人之间完全是势力的较量和地位的比拼。同一个个体，前一瞬还是颐指气使的上司，而后一秒钟就可能沦为被人轻薄的下属。

沙皇专制统治的基本特征是权力集中于沙皇一人。沙皇是权力中心，统揽大权，整个国家，没有任何社会或中间力量能制衡沙皇的权力。而沙皇这个权力中心通过围绕在身边的亲信们形成庞大的官僚阶层来管理国家。

按照《官秩表》，俄国的官僚阶层分为文官和武官，一共14品级。文官最低的是14品文官，最高的是1品文官。参政院、各部部长、各省省长属于14品中的前4品，是最高行政职务。5到8品属于各部副部长、各部陪审官和省总督的中级职务。9到14品属于州参议员、法院陪审官、州级官员的下级职务。

武官中陆军最低的1品是准尉或骑兵少尉，最高1品是陆军元帅；海军最高1品的是海军上将。炮兵元帅也属于最高1品。还有一些是没有进入《官秩表》国家机关中处理公文的的书吏人员，没有职务级别。

决定官吏升迁和品级变动的不是人民，也不是工作业绩，而是上级的赏识。这就决定了各级大小官吏只对其直接的上级负责，根本不对人民负责，同时也只有沙皇及受沙皇委托的监察机关才能对官僚们进行监督而不受人民的监督。

所以，底层的官吏如果要升职，必然要挖空心思地取悦于自己的上司或者上级，在上级官吏面前卑躬屈膝、讨好谄媚、极力吹捧、奴性十足。对于上面的要求不敢有半点违背和质疑，因为任何的质疑都可能招致升迁无望，甚至官职不保，只能是服从和坚决执行。而上级官员们也必然在下级官吏们面前表现出盛气凌人、高高在上和威严十足。

俄国官场都是这样，那当时俄国的底层民众更是毫无尊严，普通市民只能匍匐在权贵面前，唯唯诺诺、谨慎保守的生存，不敢有丝毫的冒犯。哪怕只是一个像柯瓦廖夫这样小小官吏，足以让这些底层民众恐慌、恐惧，甚至逃避。在“官僚”老爷们面前，底层民众如同奴隶般的被驱使，任劳任怨，老老实实的臣服于脚下，同时还要歌颂，颂扬这是个太平盛世，谢谢“官僚”老爷们的“施舍”和“赐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