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战争中,随着三大战役的打完,很多高级国军将领都被我军俘虏,像国军名将杜聿明、王耀武、黄维等,都进入功德林学习、改造,在蹲上十年八年后,表现好才能特赦。

但是在被俘虏的国军将领中,并不是所有的将领都必须带到功德林中,比如下面的这四位将领,仗打输了、人也被抓了。

但没有进一天的战犯所,更没有接受强制的改造,而是转身成了新中国的干部、讲师?待遇天差地别。

所以今天咱们要聊的就是他们凭啥能跳出“战犯改造”的铁律?转身就成了我军的干部呢?

我们先来说一下第一位,被俘,两年就回家当官的区寿年。

区寿年,广东罗定人,是粤系出身,在1948年豫东战役中,他带着第7兵团跟华野硬碰硬,兵败被俘,成了华野抓的第一个国军兵团司令。

按说兵团级战犯,他怎么着也待蹲十年左右,但他竟在1950年就被释放,回到广东后马上当了政协委员、地方干部,日子过得安稳。

所以他究竟为什么这么特殊呢?原因说出来你也许不信,但他确实是靠了关系,而这个重要的人就是他的舅舅蔡廷锴。

熟悉蔡廷锴的人知道,他原本是19路军的名将,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打出国威,后来又跟我党走得近,在建国后直接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而他的外甥区寿年,自从在19岁当兵起就跟着舅舅,南昌起义时是叶挺麾下10师28团3营营长,跟粟裕也都是“老熟人”。

照着这层关系,又念他抗日有功,又在内战时态度也不算顽固,所以就成了“统战重点对象”。

在被俘后在我军官训练团学习二年后,于1950年就被特赦后回到了原籍。

不再多说他的事情了,因为懂的都懂!

那么第二位是土木系悍将,被俘后成了我军教官,最后还被授了少校军衔的王元直。

王元直,黄埔六期毕业,是陈诚土木系核心,当时是18的副军长兼11师师长,大家都知道,11师是土木系核心中的核心,像胡琏、黄维都从这出来。

在1948年淮海战役后,11师被围双堆集,王元直带着部队掩护胡琏突围,自己却在乱军之中与部队失散。在弹尽粮绝情况下,他吞服安眠药自杀,最终被我军巡逻队救起,成了俘虏。

在醒来后,他第一反应不是害怕,而是饿了三天实在撑不住,直接亮明身份跟战士要吃的,在一口气吃了三个馒头后,嘴里又念叨着“你们的菜香,你们的馍好”。

就是这个爱说实说的人,直接被送到华东军区步兵学校当教官,后面又在1950年参与筹建南京军事学院,被授予解放军少校军衔。

为什么他能这么顺?究其原因一是他军事水平硬,像在石牌保卫战跟着胡琏打过硬仗,战术理论扎实,还写过不少军事教材;

二是他被俘后态度积极,没有思想包袱,主动反思国民党的失败,愿意把一身本事教给我军;最重要的一点他是土木系少有的没血债的人,也是属于“可用之才”。

所以他的人生,也从国军少将师长,到解放军少校教官,完成了最丝滑的身份转变,一辈子没沾战犯所的边。

再接下来是74军末代军长,被俘后教书到98岁的邱维达。

邱维达,他黄埔四期,又是王耀武的爱将,更是74军最后一任军长。

在解放战争的孟良崮战役,随着74师被全歼,他临危受命重建部队;于淮海战役中,带着重建的74军再次被围后,在1949年1月率部投降。

按照他军长的级别,是必须要进功德林的,可他不仅没去,还被许世友亲自接待,在兵团司令部住了三天后,就到华东军政大学、南京军事学院当讲师,后来又在江苏当参事,一直活到98岁,在1998年高寿善终。

为什么他没有去功德林,反而还又被许世友接待呢?据有关关史料评他是,抗日功劳大,因为74军打遍抗战的正面战场!

他是亲历者,从淞沪会战打到湘西会战,战功赫赫;军事理论强,写过《合同战术》,是国军中少有的“学者型将领”,在黄埔军校中也当过教官,教学经验丰富;

更重要的是他态度端正,在内战后期就消极避战,投降后更是积极配合,愿意为新中国培养军事人才。

更关键的是,华野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跟他是旧识,当年在南京中央军校就知道他军事底子扎实。所以看到俘虏名单时,钟期光直接提笔写了张字条:“此人不必送去功德林,建议留下任用”。

最后一位是川军名将,陈毅元帅的座上宾郭勋祺。

郭勋祺,他是川军名将,在土城战役中一战成名,并让红军吃了苦头;可他也是跟我党渊源比较深的一个人?

之所以这说么,是他早在1920年代,就跟陈毅是好友,常一起踢球;然后又在1927年重庆惨案时,他冒险把陈毅藏在自家公馆,派人护送到武汉,救了陈毅一命。

然后在抗战时,他率川军出川,与新四军合作密切,还曾想带部队投奔新四军,考虑到在当时怕破坏统一战线,所以就被新四军婉拒了。

但他在往后的日了里,与我党走得近,就被蒋介石给撤了职,直到1948年才被重新启用,当襄阳绥靖区副司令。

在1948年襄樊战役时,他跟康泽一起被俘。康泽是大特务,直接进功德林,蹲到1963年才出来;

而郭勋祺一被俘,刘伯承元帅就直接下令“安全护送,不押送”,后来陈毅元帅还亲自设宴接待。

之后,他主动要求回四川策反旧部,劝说熊克武、刘文辉等人起义,为成都解放立了大功!

在建国后,他继续留在了家乡,分别当了四川交通厅长、水利副厅长,于1959年病逝。

最后,我们复盘下这四位,没蹲功德林、没接受强制改造的将领,不是他们运气好,而是因为他们都有抗日功劳,民族立场站得住,是国家的功臣;

其次他们无血债、态度好,愿意为新中国出力,没有顽固对抗;还有他们都有特殊价值,要么是统战对象,要么是军事人才,要么能策反旧部,对新中国建设有用;

最重要的是历史渊源深,跟我党有交情,信任基础好,能被放心任用。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还是对当下的我们而言:放下执念、顺应民心,才能迎来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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