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冯玉祥以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的身份抵达沧州前线，准备指挥包括第二十九军在内的十余万部队抗击侵华日军。这位曾经统领数十万西北军的创始人级别的巨擘，本以为自己的旧部会列队相迎，听候调遣，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宋哲元不仅没有露面，连一个前来汇报的参谋都没有派来。二十九军的所有电报，都直接发往南京，完全刻意绕过了他这位名义上的最高指挥官。
一脉相承
第二十九军的根其实是深扎在冯玉祥一手缔造的西北军之中的。
从1912年冯玉祥编练左路备补军开始，他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打造出了一支战斗力极强的地方性武装。
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这些后来二十九军的核心将领，都是冯玉祥从普通士兵一步步提拔起来的。
这些人跟着冯玉祥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一开始也对冯玉祥有着深厚的感情。
但是中原大战失败后，冯玉祥通电下野，西北军土崩瓦解。
曾经老冯麾下大将的宋哲元勉强收拢了两万多残部，退入山西境内。后来在张学良的允许和帮助下，这支部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宋哲元任军长，驻扎在察哈尔省。
利益面前是残酷的
当宋哲元带着二十九军在华北站稳脚跟的时候，宋哲元甚至是整个二十九军和冯玉祥之间的关系，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
冯玉祥虽然下野，但一直没有放弃重新掌握兵权的想法。他四处奔走，联络旧部，希望能够东山再起。
然而此时的宋哲元，已经不再是那个唯命是从的部下了。他成了二十九军的绝对领袖，掌握着数万人的生死存亡。
此时宋哲元需要考虑的是二十九军的生存和发展，而不是冯玉祥的个人野心。
李宗仁曾经评价说，冯玉祥的部下大多是“有奶便是娘”的实用主义者。这句话虽然有些刻薄，但也道出了当时的实情。
在那个乱世之中，枪杆子就是将领的立身之本，谁也不会轻易把自己的部队交给别人，哪怕他是老长官。
亲密裂缝
1933年，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又一次举起了抗日的大旗。
在此期间，他多次派人联络宋哲元，希望二十九军能够加入同盟军，共同抗击日军。可宋哲元却迟迟没有回应。
宋哲元很清楚，国民政府绝对不会允许冯玉祥重新掌握兵权。如果二十九军加入同盟军，必然会遭到国民政府的围剿，最终落得个全军覆没的下场。
所以为了保住二十九军，宋哲元选择了和国民政府合作。他配合国民政府的军队，对同盟军形成了包围之势。
最终，冯玉祥被迫解散同盟军，再次下野。这件事让冯玉祥对宋哲元恨之入骨，他公开指责宋哲元忘恩负义，背叛了自己。
但是宋哲元则认为，冯玉祥不顾大局，为了个人的虚名，差点毁掉了整个二十九军。
两人之间的裂痕，从此再也无法弥合。
察哈尔事件之后，宋哲元也算是交出了投名状，老蒋也对他颇为放心，二十九军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可表面风光的背后，是宋哲元的左右为难。他夹在国民政府和侵华日军之间，既要应付蒋介石的削藩政策，又要抵御日军的步步紧逼。
为了保住二十九军的地盘和实力，宋哲元不得不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和日军进行周旋。
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有些应激宋哲元更不可能让冯玉祥回来指挥部队。冯玉祥性格刚烈，主张坚决抗日，如果他回到二十九军，必然会和日军发生正面冲突，打破宋哲元苦心维持的平衡。
云卷云舒
全面抗战爆发后，老蒋任命冯玉祥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津浦线北段的作战。
蒋介石之所以做出这个安排，一方面是想利用冯玉祥的声望，团结西北军旧部共同抗日；另一方面也是想把冯玉祥支开，不让他在南京干预政事。
但是蒋介石心里清楚，冯玉祥根本指挥不动二十九军。
蒋暗中指示宋哲元，所有军事行动直接向南京汇报，不必听从冯玉祥的命令。宋哲元本来就对冯玉祥心存芥蒂，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后，更是有恃无恐。
冯玉祥在沧州前线待了一个多月，连二十九军的部队部署都不清楚。他多次发电报给宋哲元，要求他前来开会，宋哲元都以军务繁忙为由推脱。
冯玉祥在回忆录中写道，自己当时成了“一个光杆司令，连个传令兵都指挥不动”。最终，第六战区的指挥体系彻底崩溃，冯玉祥被迫辞职，回到了南京。
冯玉祥之所以失去二十九军的支持，除了权力和利益的冲突之外，他自身的性格缺陷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冯玉祥治军极严，喜欢用家长式的方式管理部队。他对部下非打即骂，即使是军长、师长级别的将领，也经常被他当众训斥。
这种管理方式在早期确实能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但随着部下地位的提高，他们的自尊心也越来越强，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粗暴的对待。而且冯玉祥的指挥风格比较专断，喜欢干涉部下的具体事务，经常朝令夕改，让部下无所适从。
张治中曾经说过，冯玉祥“治军严而无恩，待人厚而无礼”。正是这种性格，让他的旧部一个个离他而去，最终成了孤家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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