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们餐桌上很多常见的水果蔬菜，其实都是属于“外来物种”，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通过各种途径引入中国的。
这类水果在名字上就能很好的区分，名字带胡、番、西、洋的食物都是外来的，比如胡瓜（黄瓜）、胡桃、胡椒、胡萝卜、胡麻（芝麻）、番茄、番石榴、洋葱、洋芋、西红柿、西葫芦、西瓜、西芹等等……
番薯，也是产自海外番邦。若不是一个国人冒着被殖民者处死的风险将一根薯藤“偷”回中国，那番薯或许在当年很难踏入华夏土地，更不可能成为无数灾荒年月里底层百姓的续命口粮。
这个人叫陈振龙，明代福建长乐人，天资聪颖，家里便让他走读书科举的路子，不到二十岁就中了秀才。
可惜科举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加上他的运气差了些，在乡试这一关是考了一回又一回，却始终没有更上一层楼考上举人。
明朝的读书人，只有考上举人才有做官的资格，屡屡落第他也想开了，便决定不考了，选择弃儒经商，跟着商帮跑船做生意，漂洋过海来到了南洋吕宋岛，也就是今天的菲律宾。
吕宋当时是西班牙的殖民地，陈振龙在岛上做生意的时候，发现了当地的一种农作物，高岗旷野，遍地青藤，几乎家家户户都在种。
为此他特意找人打听了一下，才知道这东西叫“朱薯”，耐旱、不挑地、几乎不用肥料，产量还很高，春薯亩产能有两三千斤。
成熟后生吃熟吃都行，即便没成熟嫩藤嫩叶也能做菜、喂牲口，块根耐储存，随便挖个土窖就能存放半年之久。
陈振龙心里一震。他是福建人太了解自己家乡了。福建“隘山阨海，土瘠民贫”，山多地少，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动不动就是发涝造旱，百姓的收成不好，闹起饥荒来，那是饿得嗷嗷叫，这才有这么多福建人出海讨生活。
眼前这种不挑土地的作物，要是能在福建种植，那很多土地完全可以利用上，很有可能成为百姓青黄不接时的救命粮。
念及于此，他便四处打听这种植物的种植方式，得知能靠藤苗移植，他真是喜出望外呀，当即就想将藤苗给弄回中国。
可是西班牙殖民者也知道这种农作物的重要性，特意下了命令“珍其种，不与中国人”，朱薯种苗严禁出口，海关层层盘查，私带出境就是重罪。轻则巨额罚款，重则打入大牢，甚至有杀身之祸。
身边同行的华商全都劝他打消念头，犯不着为几根藤蔓搭上性命。但陈振龙看着想到家乡那些衣衫褴褛、吃不饱饭的同乡，打定主意：无论冒多大风险，一定要把薯藤带回故土，不能光明正大买回来？那就想办法偷回中国，救家乡父老于饥馑。
为了带出薯藤，陈振龙前后尝试多次，第一次他把薯块塞进行李箱篓里，可海关检查细致，查到了被官员严厉呵斥，说下不为例。
第二次，他把薯藤编进藤篮，藏在干鱼干海鲜下面，原以为隐蔽至极，谁知搜查时被殖民者一眼识破，差点吃牢饭，最后缴纳重金罚款才得以解脱。
两次失败，换作一般人早放弃了。可陈振龙没死心，还在想办法如何将薯藤带回来。终于想出一条万全之计。
他把八尺薯藤绞进船上的吸水缆绳里，再抹上厚厚的烂泥，伪装成一条普普通通的旧绳子，过海关的时候，陈振龙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西班牙士兵上船搜查，绳子就在眼皮底下晃荡，却灯下黑没有太注意，船开了，他成功了一半。
在回国的航行中，陈振龙寸步不离守在缆绳旁，时时用海水润湿淤泥，就怕藤蔓被海风晒干枯死，经过七天七夜的风浪颠簸，他终于将薯藤带到中国。
当年福建全境大旱，田地干裂，五谷绝收，饥荒席卷州县，家家户户无米下锅。
陈振龙顾不上喘口气，让儿子陈经纶给福建巡抚金学曾写了一封禀帖，详述番薯的六大益处和全套栽种之法，恳切请求官府试种。
金学曾也是个明白人，当即下令在福州南台达道铺纱帽池边的空地上试种。陈振龙父子依照在吕宋学来的方法，小心翼翼地把薯藤埋进土里，精心照料着。
四个月后开掘，子母钩连，小者如臂，大者如拳，一挖一大串，个个饱满，随便蒸煮都能饱腹。金学曾亲自试吃，赞不绝口，真是一个好东西，于是通令福建各县如法栽种。
这个东西让国人利用得不要不要的， 嫩尖炒来吃，藤老叶子可以喂猪，干叶子可以喂牛，果实可以填肚子，做粉、粉条、红薯干、渣可以喂猪喂鱼，全部可以消耗了；
红薯的产量高，在物资匮乏的年代，米饭、白面是普通百姓奢望，家家户户常年吃红薯丝饭、地瓜粥。一碗地瓜粥顶饱耐饿，每到青黄不接、旧粮吃完新粮未熟的空档，全靠番薯撑过最难熬的日子，大幅降低灾荒年间的饿死人口。
史料记载当年“乡民活于薯者十之七八”。老百姓感激金学曾推广之功，把朱薯改名“金薯”；又因来自“番国”，俗称“番薯”。陈振农也成了”中国甘薯之父“。
引种成功只是起点，陈振龙家族恪守一条家训：“不求一家殷实富裕，但求苟利苍生。”
为了更多人能够活命，从陈振龙开始，陈家自掏腰包、奔走四方，把番薯从福建开始向外推广。
陈振龙的曾孙陈以柱，把番薯带到了浙江鄞县，传种到长江流域；五世孙陈世元，带着几个儿子一路北上，到山东胶州自费发薯种、贴招贴、教技术。再往后的子孙，又把番薯传到了河南、河北、北京。
从1593年陈振龙引种，到1786年乾隆皇帝下诏“广劝栽植甘薯，以为救荒之备”，将近两百年里，陈家七代人，把一根藤从福建推向了整个华夏。
陈世元还编纂了一部《金薯传习录》，完整记录了番薯传入和推广的全过程，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农作物推广世家留下的珍贵文献。
一些贫瘠的坡地、山地，旱地，从前根本无法种植粮食，可是番薯不挑地，它的普及让这些土地尽数利用了起来，等于凭空拓展出大片耕地，极大缓解人地矛盾，也改写了中国人口格局。
清初全国人口仅七千余万，到清末直接突破四亿，人口大爆发的因素有很多，但番薯这类高产外来作物功不可没。它是百姓最可靠的救命底牌之一，让无数国人撑过了一个又一个青黄不接的春天。
就这点而言，陈振龙功不可没，足以传千古。
今天福州乌山矗立着一座先薯亭，专门纪念陈振龙引种番薯的功德，亭中有“引薯乎遥迢德臻妈祖，救民于饥馑功比神农”的楹联，将一介布衣的功绩比肩上古教民耕种的神农氏。
“挟入藤篮试秘航，归来闽海勤耕植。此功勋，当得比神农，人谁识？“
陈老，国士无双。
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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