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在野:中国最伟大的艺术是男扮女装

1.

邓晓芒有篇文章，说《中国所谓的女强人，实质是女扮男装、自欺欺人!》我有一种冲动，要将邓晓芒这个标题改一改，叫做《中国所谓的男人，其实是女扮男装，自欺欺人！》

我非常赞同邓晓芒先生的两个观点：（1）鲁迅先生曾说，在中国，最伟大、最永久、最普遍的艺术就是男人扮女人。（2）中国文化虽是男性体制（父权制），但却是除一人（皇帝）之外压抑所有其他男性，使他们都女性化的“阴性文化”。[强]

这二句话道尽了中国文化在根子上的问题。中国古代文化，儒家文化，其实就是“妾妇之道”。男人压制女人，女人是妾妇。女人被妾妇之道压抑得踹不过气来，但男人们麻木不仁丝毫不忏悔不悲悯。只有当男人们跪在皇帝面前时，才想起自己原来也是一个个妾妇而已。中国文人的诗文之中，弥漫着“妾妇”“低眉”的自喻。故此，鲁迅先生曾说，在中国，最伟大、最永久、最普遍的艺术就是男人扮女人。而梅艳芳先生，则将这种艺术演给大家看，观者无不动容。[强]一个个男人，一个个妾妇，大家都是妾妇而已。故此嘉映老师说“柳如是是中国文化的托命人”。只有当中国男人看清楚自己的这副面孔的时候，站在柳如是面前自惭形秽的时候，为柳如是拍案而起的时候，一个个男人决意不再男扮女装的时候，这才有点希望。

2.

邓晓芒教授的观点颇具批判性和启发性，他从文化心理和社会结构的层面剖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性别角色和权力关系。他所指的“阴性文化”并不是指文化本身的性别属性，而是借用这一比喻来揭示中国文化中普遍存在的服从、忍让和压抑个性的特点，即使在男性群体中，除了最高权力者（皇帝）之外，大多数男性也被迫接受一种类似女性在传统社会地位中的顺从角色。

通过将中国文化描述为“妾妇之道”，邓晓芒强调的是儒家伦理中尊卑有序的社会结构如何影响到全体社会成员，不仅限于女性，也包括大部分男性。这种结构要求个体放弃自我意志以维护等级秩序，导致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很大程度上都被塑造成了符合封建礼教规范的角色。

“妾妇之道”，语出《孟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虽然孟子蔑视“妾妇之道”，提倡“大丈夫”之道。但是，也许孟子没有想到，当他大骂墨子与扬子“无君无父”的时候，他所谓的“大丈夫”必然会跪倒在君父面前，从而深深体会到自己所行的，不过是“妾妇之道”而已。在礼教之下，忠君隆礼之下，儒家文化必然是一种“阴性”文化，一种“妾妇之道”。表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从臣民服从的角度看，儒家主张“君为臣纲”，强调上下有序的社会等级和绝对的权威服从。孔子提出的“忠”是臣子对于君主的基本道德准则，要求臣民无条件地忠诚于君王，并通过“孝”的伦理扩展到对上级乃至整个社会秩序的尊重与顺从。这种服从并不强调个体的反抗或独立意志，而是提倡以和为贵，通过自我约束和顺应上位者的意愿来维护社会稳定，体现出一种倾向于接受、忍耐和调和的“阴性”特质。

其次，在礼教对人个性的压抑方面，儒家思想中的“礼”被视为社会生活和个人行为的重要规范。“三纲五常”等伦理观念严格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模式和行为准则，强调尊卑有序、男女有别，要求人们遵循既定的社会角色定位行事，而不是追求个性的张扬或自由意志的发挥。“克己复礼”就是倡导人们克制自己的欲望和冲动，回归到等级礼制所规定的轨道上来，这种对个体独特性的抑制和对群体等级规范的强调，可以视为儒家文化中“阴性”特点的重要体现。

总之，儒家文化中的“阴性”特征主要体现在它倾向于维持等级现状、害怕冲突、对等级秩序逆来顺受，以及要求个人在社会等级规范下进行内省和自我修养，而非对外部世界的挑战，也非对个体自由意志的推崇。这种文化特性体现了对等级秩序的迎合，对顺从式道德的教化，而相对减少了对个体创新和变革动力的激发。

3.

鲁迅先生所说的“男人扮女人”的艺术现象，进一步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男性的内在柔弱与外在顺从，以及在这种文化语境下个性与自由意志的缺失。中国男性的这种“妾妇”性，弥漫在诗文创作之中。古代中国文人在创作诗歌时，总是运用“妾妇”与“君主”的隐喻来表达自己对朝廷或皇帝的忠诚关系，以及个人仕途上的无奈情绪。这种用法体现了臣子在皇权面前自谦为小、自比女子以示恭顺的心态。

让我们来欣赏一下张籍 的《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师道》，自比“节妇”，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堪称妾妇之道的代表作：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再如唐代杜牧的《秋夕》诗中有“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这里虽未直接写妾妇，但所描述的宫女形象实则暗喻身世飘零、孤寂无依的境况，可以视为一种广义上的妾妇心态的投射。

再来说一说伟大的文学作品，白居易的《琵琶行》和《长恨歌》。可谓千古名作，富含深情与感慨，但其中也隐藏着儒生们的“妾妇之道”。

《琵琶行》中通过描绘琵琶女由盛而衰的人生经历，映射出作者自身的遭际。白居易借琵琶女自比，抒发了被贬谪后对朝廷的忠贞情感以及渴望得到君王理解和重新起用的心情。这种心态昭昭如“妾妇之道”，不难看出臣子对君主的一种依附与忠诚，如同古代妇女对于丈夫的顺从和期盼，体现了一种身处下位者对于上位者的无奈、期盼和服从的情感状态。

《长恨歌》这首诗表面上讲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但杨贵妃作为宫廷女性的形象，这与当时臣子们“以顺为正”的妾妇之道何其相似。白居易以杨贵妃与唐玄宗的爱情悲剧为线索，展示了古代社会中权力、忠诚、宠幸与失势的关系。这可以视之为君臣关系的映射。杨贵妃的得宠与失宠反映了皇权之下臣子地位的不稳定和对皇帝个人意志的高度依赖。唐玄宗对杨贵妃的宠爱至极，如同君主对某个臣子极度信任与倚重，这种过度的宠信导致其他大臣可能因嫉妒或忧虑朝政而产生矛盾，这在安史之乱时达到了顶点，杨贵妃被视作祸国殃民的象征，最终被迫自尽，其命运的起伏揭示了君王喜怒无常对臣子生死荣辱的巨大影响。杨贵妃作为唐玄宗的嫔妃，她的美丽、才情以及受宠程度都必须完全依附于皇帝的喜好。她在诗中的角色既是真实的宫廷女性，也是抽象的臣子符号。她的一生经历暗示着臣子如何在强权之下寻求生存与发展的困局：既要顺应君心以求恩宠，又要在风云突变之际承受难以预料的命运转折。因此，《长恨歌》虽以爱情为主线，但通过对杨贵妃的描绘，也巧妙地传达出了儒家社会中君臣犹如夫妇般既紧密又脆弱的特点，以及臣子在这种关系中所处的被动位置。

可以看出，在白居易的这两首作品中，虽然没有直接以臣子自称或明确表达类似“妾妇”的顺从情结，但通过对他人命运的深刻描绘，间接流露出对自身仕途沉浮与理想抱负难以自主的感慨，显示出一种受制于时代与体制下的复杂心态。诗人比较敏锐地隐隐约约表达了对琵琶女被丈夫冷落的同情，表达了对杨贵妃荣辱的咏叹，这实在是借咏叹他人以咏叹自己。白居易作品的艺术性与思想性是非常高的。可谓咏叹“妾妇之道”的经典之作。

当然，更多的情况是，当文人们在其壮志难酬、怀才不遇的作品中，常透露出一种期待明君赏识、渴望得到重用的情感，这与“妾妇”等待“夫君”宠爱的情境有异曲同工之妙。韩愈就在《进学解》一文中流露出的士人自况为家臣之态，可以类比于“妾妇”心态：“……不获乎上有司，贬逐遐荒，宜其抑郁而终身不振也。自是之后，不敢复言文章，而从事于训诂，盖亦有年。”这里韩愈借弟子与老师的关系，间接反映了臣子在遭逢挫折时对于皇帝（上级）的敬畏与依附心理。

这样的诗文实在太多，妾妇形象常被用来象征臣子对君王的忠诚、文人对自己命运的无奈或对理想抱负无法施展的哀叹。儒生们将自己比作在权力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的妾妇，以此表达对上位者的仰望、期待恩宠或抒发怀才不遇之感。有的通过对庭院深深、闺房独处等具体场景的细腻描绘，将妾妇的内心世界与外部环境相结合。有的则通过描写妾妇的生活状态和心理活动，隐晦地批评现实社会中的权势关系、等级秩序以及个人在其中的处境，如屈辱、忍耐、争宠等情节都具有深刻的寓意。还有的通过妾妇与正妻的地位对比，表现弱者生存的艰辛与不易，借此映射社会阶层差异和个人际遇的不平。当然也有一些意涵较为深刻的情况。在有些诗词中，诗人借助妾妇的情感波动来抒发自身的情感，比如忧虑、期盼、失落等，同时通过对妾妇命运的议论，反映对封建伦理道德和时代悲剧的深刻思考。

4.

古代文人以“妾妇”自喻，其深层心理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儒家伦理观念的影响：儒家思想强调“君为臣纲”，臣子应绝对忠诚于君主，这种关系被比喻为夫妻之间的从属关系。因此，文人在诗歌中将自己比作“妾妇”，表达了对皇权的敬畏和对皇帝的绝对服从，这是当时社会伦理道德观的体现。

（2）士大夫阶层的无奈与挣扎：许多文人士大夫尽管才情出众，却常因时运不济或政治环境复杂而无法充分施展抱负。他们通过“妾妇”自喻，抒发了身处权力结构下难以自主的命运感以及对于理想与现实差距的深深无奈。

（3）寄托情感与期待：如同女子寄望夫君恩宠一样，文人士大夫也希望得到皇帝的认可与重用。他们在诗文中流露出的“妾妇意识”，实际上是对自己仕途上升、实现治国平天下理想的渴望。

（4）文学创作的艺术手法：以“妾妇”自喻，也体现了古代文人的高超艺术表现力，通过比拟、象征等修辞手法，形象生动地展现了个人在宏大历史背景下的渺小与无力，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和深度。这个也是不可否认的。

但是，不论如何，这种“阴性文化”的确从不同层面压抑了个体的自我意志，使得无论男女都可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一种“自欺欺人”的生存状态。

这种自欺性表现在：“妾妇之道”内含对等级秩序的服从，要求个体尤其是男性，在面对上级或权威时必须表现出谦逊和服从，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个人独立思考和自主行动的能力。在“阴性文化”影响下，个体的利益和欲望往往处于一种屈从状态，导致个体的自我意志和发展空间受到限制。“妾妇之道”体现出情感表达的抑制，必须采用含蓄内敛的情感表达方式。冲突、不满等负面情绪，通常被视为不恰当，这种情感压抑机制也削弱了个体真实自我意志的展现。

“妾妇之道”不但自欺，而且欺人。突出表现在：虽然“妾妇”们对待上级表现出低眉服从，但他们对待下级，却是另一副趾高气昂君临天下的姿态。当他们上朝面对君父时，他们是战战兢兢伴君如伴虎的妾妇；当他们回家面对妻妾时，他们又成了道貌岸然的君父。但他们面对上级时，他们是那个点头哈腰的妾妇；但他们面对下级或平民时，他们又变成了仰头挺胸的“大丈夫”。他们要么自欺，要么欺人。要么压迫别人，要么被人压迫。他们从来就没有平等地看待人，既不把自己当人看，也不把他人当人看。在他们那里，人，并不是独立的平等的人。要么是人上人，要么是人下人。

故此，邓晓芒说中国文化的“阴性”与“自欺欺人，是非常正确的。他这个观点有助于唤醒人们对传统文化中束缚人性的一面进行深刻反思，并倡导更加尊重个人主体性和平等的价值观和新文化。

5.

鲁迅先生曾说，“在中国，最伟大、最永久、最普遍的艺术就是男人扮女人。”这句话异常深刻。因为在漫长的儒家礼教压制之下，中国的男人其实也是在“妾妇之道”下战战兢兢的，如临深渊的真实状态。妾妇本是软弱，无话可讲，但士君子内心深处又有一种“大丈夫”的情节，在这种复杂而矛盾的心理折磨下，不免是一会儿男扮女装，一会儿女扮男装，假作真时真亦假。而放下这种伪装的文艺作品，就最能打动心弦。

在《红楼梦》中，我们可以看到儒家礼教下男性角色所处的矛盾境地。尽管男权社会强调“大丈夫”的刚毅与担当，但在贾宝玉这一人物身上，作者曹雪芹揭示了男性在严格的社会规范和情感束缚下的柔弱与无奈。贾宝玉性格中的敏感细腻，他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与同情，以及他自身在家族期望和社会责任面前的逃避，都可以被理解为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传统男性角色框架的一种反叛和“扮女装”——以柔软的心性去体验和反映女性世界的苦楚。

同时，《红楼梦》中的诸多女性形象也呈现出了“女扮男装”的精神气质，如林黛玉的才情出众、独立不羁，她的聪明才智和直率性格时常超越当时对女性温良恭俭让的期待，体现了女性在儒家礼教压迫下内心深处对自由平等诉求的向往和挣扎。

整体上看，《红楼梦》通过对不同人物性格及命运的刻画，展现了在严酷礼教制度之下，无论男女都身处某种形式的性别表演之中，他们或被迫扮演符合社会预期的角色，或在内心深处渴望挣脱束缚，流露出真实的自我。这种“一会儿男扮女装，一会儿女扮男装”的表现形式，恰恰映射出鲁迅先生所关注的社会现象——在礼教压制下人性的真实状态和艺术表达所能触及的深层情感共鸣。

当我们讨论古代女人裹脚问题的时候，如果不存那么一点为尊者讳，为中国文化护短，为自己护短的话。诚实一点的话，表面化的讨论，一定会深入到自我反省。最开始批评女人被裹脚，到最后会猛然发现，自己就是那个被裹脚的女人。而儒生们一开始可能看不起妾妇，到最后如果诚实一点，不难发现自己搞得那些东西其实就是妾妇之道。他们自己一个个的，皆是妾妇。是如此的可悲可叹可怜。

一个个男人，一个个妾妇，大家都是妾妇而已。故此嘉映老师说“柳如是是中国文化的托命人”。只有当中国男人看清楚自己的这副面孔的时候，站在柳如是面前自惭形秽的时候，为柳如是拍案而起的时候，为妾妇之道而悲的时候，决意不再男扮女装的时候，这才有点希望。

因为我们，其实就是那一个个妾妇，妾妇就是我们自己，悲悯他们就是悲悯自己，救赎他们就是救赎自己。

（南方在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