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利钦《我的自述·选举纪事》记录了1989年他狂热过头的往事|俄罗斯总统|奥林匹克运动会|我的自述·选举纪事|斯大林|莫斯科|鲍里斯·叶利钦

1991年6月，60岁的叶利钦成为俄罗斯乃至独联体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他的《我的自述·选举纪事》记录了1989年他狂热过头的往事。

叶利钦原任前苏联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后任苏联部长会议部长。以下为叶利钦的回忆：

这就是全部情况，持续了好几个月的马拉松式竞选活动总算结束了。我也说不清自己哪一种感觉最明显，是疲倦呢，还是轻松？……

后来有人将精确统计的选举结果告诉我。有89.6%的选举人投了我的票。当然，这不是一种完全正常的数字。有文明的，也就是说在人道的选举中，数字应该更小些。但在我们这里已将人们引导到这种境地，要他们竭力去责难、诽谤我，不让我在这种选举中能够得到更多的选票。

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流行的提法：不是投票赞成叶利钦，而是投票反对党政机关。这样提出问题看来是要使我下不了台，但我觉得这样非常好。这就是说，我终于没有白白地展开这场力不从心的反对党内官僚主义的斗争。如果将对机关的异议同叶利钦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就意味着，这种异议也就是我在党中央10月全会和19次党代表会议上发言中所阐述的思想。

我很想停下来，喘口气，作一些回顾。过分的奔波劳碌已使我心烦意乱，精疲力竭，但毫无收获。而新的烦恼和困又压到了我的身上。

我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递交了辞呈，要求解除现在担任的部长职务。根据选举法规定，人民代表不能同兼任部长。结果，从今日起，我成了一名没有正式公职的人。

在家里，每天电话铃声不断——几十次、几百次的电话全都是道贺、祝愿和表示亲热的……，不得已，我同纳娜商定暂离开莫斯科两周，好躲开这一切应酬。

我仍然是很疲倦，很想好好休息一下……有时我觉得，我已经历了3段不同的生活。第一阶段，当然也很紧张、复杂，但毕竟与其他人的生活差不多——学校、工作、建立家庭、担任经济工作和党务工作的领导。这个阶段到召开中央10月全会时结束。当周围处于一片真空、死水一潭的时候，我走上了一条政治流亡者的道路。这就是第二阶段的生活。这时我同别人断绝了联系，作为一个人为自己的生存而展开了一场斗争。胜利的这一天，是我第三阶段的生活。

跨地区代表小组工作结束后有一短期休假，9月中旬我应邀出访美国。这是一次时间较短的旅行，总共才9天，却惹出许多风波。

在美国我受到几个社会团体、大学和许多政治活动家的

盛情邀请，大概有15次。本来打算将这次旅行延长到两周，但党中央决定，只准给一个星期。这个消息对组织者来说是一次不幸的灾祸，他们要求我不要中断日程，争取将多数已安排好的会见、讲演等安排在一周内。我曾在中学，尔后在大学学过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剥削人的理论论点，现在我亲身体验了这个论点。我每天只能睡2一3个小时，从一州飞到另一个州，一天要进行5-7次会见和讲演。整个一周，没有任何间歇。我只有坐到了回莫斯科的飞机上，才从这种百米竞赛中清醒过来。现在我又产生了再次访问美国的想法。（评：美国式洗脑）

当然不能再那样急匆匆如过电影一般，而是从从容容、不慌不忙地参观，要看那些这次未来得及看的东西。

关于我的此次美国之行，美国国内和我们国内都有过不少报道。因此，大概不必长篇大论地介绍这次访问的基本情况了。访问期间举行了许多有意义的会见，从拜见总统布什开始到会见城市大街上的普通美国人结束。或许我显得少见多怪，但正是这些普普通通的美国人最使我惊讶。美国人具有惊人的乐观主义，相信自己和自己的国家。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使人震惊的东西，如超级市场……当我见到货架上摆满了成千上万的罐头、食品和其他各种各样的货物时，我第一次从内心深处为我们，为我们的国家难过、痛心。将这样一个富饶的国家搞到如此极端贫困的地步……真可怕。（美国式洗脑的结果）

根据同这次访问的组织者商定的条件，在各大学作报

告，要付给我酬金。访问快结束的那一天发现，扣除了我们

4人组成的代表团在美逗留期间所有开支外，我能支配的总金额为10万美元。我决定为“预防艾滋病运动”购买一次性的注射器。一星期后第一批10万支已运到莫斯科某一儿童医院。我总共订购了100万支，全部花光，还剩下一分钱。

我谈这件事仅仅是因为，恰恰在我决定用挣来的钱购买注射器并在订购合同上签字的时候，莫斯科“苏联报刊发行

总局”的各小书亭收到了首批刚出版的《真理报》上午版。

该报转载了意大利报纸上刊登的一篇有关我这次访问的文

章。文章说我在美国期间狂饮不辍，并且还列出了这些天我

喝酒的数量，这位意大利人还不大善于编造，他所说的那个喝酒数量也许只能吓住不太会喝酒的外国人。（豪饮与醉鬼）

这篇文章还说，有人正眼巴巴地等用注射器，而我却将所有的钱用来购置视频磁带录相机和盒式录相带，还买礼品、如西服、白衬衫、鞋和其他小商品。

总之，《真理报》很快就予以转载的这篇文章里，我像一个嗜酒如命、未受过教育的俄国熊，无意中出现在一个文明的社会，

当然我知道，我这次旅行在最高领导层里引起了强烈的

消极反响。我料到，他们将要损坏我的名声，诋毁我的美国

之行，但对我不怀好意的人竟落到如此明目张胆的、如此

愚蠢、撒谎的地步，老实说，我没料到。

莫斯科的人和全国各地许许多多的人对此事的反应都是

一样的。我接到几千封支持我的电报。这次，挑拨离间者没

有得逞，但在这件事上我的那些潜在的反对者并没有偃旗息鼓。

过了一段时间，中央电视台在“时事”节目中发出预告说，将播放半小时我在美国访问的录相（这样做是极为罕见的）。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我在霍普金斯学院会见该校师生，不知这些情况是怎么拍下来的。我已讲过，在美国访问时我的日程安排非常紧张。再加上地区时差，我的疲劳、睡眠不足已经到了极限，以至有一次夜间，为了能睡好，我吃了两片安眠药，很快就倒下睡着了一一但早晨6点钟必须叫醒我，因为7点有一个正式会见，8点要在霍普金斯大学讲演。可我感到完全散了架，起不来。我要求取消会见，但他们对我说，不可能，这会丢脸的，而且主人也不会接受这一点。我说,我今天实在承受不住了。真的,连一点精力也没有了。

我竭尽了全力,进行了第一次会见,然后第二次,以后就轻松些了，精神也来了，安眠药的作用也过去了。这就是当时的情况。我们的电视台向苏联观众传播的正是上面提到的那个片断，但其他好几十个能转播的片断都没有入选，而且也弄不清这部技术性录相带是从哪儿搞来的。不过，可以猜到它是从哪儿弄来的。

另外，还请专门的技师对录相带作了特殊的剪辑，哪些

地方应拖延几秒钟，哪些地方应使语句拉长，字体加大。关

于这方面的情况奥斯坦基诺的电视工程师们都向我透露过。

他们甚至还写过一封信，此信后来又转给了负责调查报刊登

载有关对我这次旅行的歪曲报道情况的委员会，但修改录相

带这件令人发指的事却没任何人出来调查一下。再说，他们

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了。那些张惶失措的人（这部份人不太多)说：或许他真的喝醉了呢？不管怎样对我来说，是一个教训。这个制度敌视我，辩白是不适宜的。

紧盯着我走过的每一步，捕捉着我的每一个正确的或者不恰当的活动。因此，对这个制度不能有一分一秒的麻痹大意。若是我早知道在这儿，在这个异国大地上，也有人乘我熟睡时盯着我的话，那么我可能会……什么叫“我可能会？”可能会不吃安眠药？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不睡好休息好，我就无法坚持下来。取消会见？这也不行。恐怕最主要的原因是这次旅行根本不应该安排得那样紧张、匆匆忙忙。以后务必要注意这一点。

我记得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在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尖

锐而生动地评价刚选出来的最高苏维埃，将它称之为斯大材

——勃列日涅夫式的最高苏维埃。尽管我对这个比喻的作者

十分尊敬，但仍不能同意他的评价。我们的最高苏维埃不是

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式的，因为我觉得这个评价不是过高

就是过低。实际上这是戈尔巴乔夫式的最高苏维埃，它完全

反映了我们的这位主席处事优柔寡断、不连贯，好采用折表

的方法解决问题。最高苏维埃采取的所有行动都比应该采取

的时间要晚得多。它同我们的主席一样，总是落后在即将消

逝的事件的后面。

正因为如此，所以最高苏维埃实际上没有解决它所面临

的任何一个问题，甚至连一些经草拟、加工修改并经过专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