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人才能在辽代被选任成为惕隐？

“惕隐”是什么官职呢？它是一个辽代管理和教化宗室的重要官职，本职工作是皇族籍贯的编修和皇族的教化，但位高权轻，存在兼职情况。

但这并不意味着惕隐不重要，在不同的时期惕隐法混着不同的职能：辽代早期由于征伐不断和兵制特点，惕隐需要行使军事职能；辽代中后期，惕隐因出身特殊作为皇室的象征而固定为行使礼仪职能。

而惕隐的选任也要从多方面考虑，通常具有传递重要政治信息、稳定政局和笼络人心的功能，所以任选标准的门槛自然不会低。

惕隐官职的选任标准

惕隐作为辽代管理和教化宗室的重要官职，其选任必然存在一定的标准。从现存史料可知，其选任标准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出身背景、才能功勋和道德标准。出身背景是选任的基本门槛，才能功勋是现实层面选任的重要依据，道德标准则是作为官职设置中理想层面的依据，作为部分参考。

出生背景。出身背景是惕隐官职选任中的基本门槛，在《辽史·百官志》中载：“太祖有国，首设此官，其后百官择人，必先宗姓。”结合搜集到的相关材料，已知的所有惕隐都是耶律姓，虽然耶律制心、耶律滌鲁、耶律遂正、耶律谢十出自韩氏家族，但已被赐姓，相当于被纳入了辽代宗室显贵的“横帐”序列之中了。

出身政治家族也是出身背景中重要一环。其中较大的政治家族有耶律隆庆家族和玉田韩氏家族。以玉田韩氏为例，该家族不仅担任惕隐的数量是整个辽代家族中最多的，共有五位；而且时间跨度很长，从辽圣宗时期的韩制心到辽道宗时期的韩谢十，跨越三朝，可见其家族的政治影响力。他们通常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文武兼修，并且由于家族的关系，通常与辽朝皇帝保持良好的关系，如韩滌鲁“圣宗子视之，兴宗以兄礼”。

才能功勋。面对皇族的权势，只有贤能的人才能服众，同时惕隐的授予代表朝廷对有功之人的一种表彰。因此才能功勋是惕隐选任重要的参考标准。

才能受不同统治时期的需要以及统治阶层偏好呈现出一定的多样性，在此分成三个维度：文才、武功和吏能，其中吏能代表行政能力。

《辽史》载：“辽自神册而降，席富强之势，内修法度，外事征伐，一时将帅震扬威灵，风行电扫，讨西夏，征党项，破阻卜，平敌烈。诸部震慑，闻鼙鼓而胆落股弁，斯可谓雄武之国也。”

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太祖到圣宗朝前期的状况。这一时期，辽对外征伐不断，同时契丹人整体汉化水平有限，惕隐才能以武功为主是应有之义。

而在宋辽签订澶渊之盟后，大规模的对外征伐几乎没有，国家的主基调由开疆拓土转为内部治理，需要部分契丹人加入国家治理。此外，姚从吾先生认为随着宋辽两国从战争走向盟约，宋人每年的岁币也增进了辽国的繁荣，双方文化经济交往的增进，也使得契丹人对汉化的态度更加暧昧，辽汉文化逐渐合流。契丹人在这一时期整体汉化程度加深，文化素养也相应提高。这些在惕隐的选任中有所体现：惕隐选任中具有文才者和有吏能者的数量显著上升。

功勋和才能关联密切，功勋是才能量的积累，两者呈正相关，因此惕隐的功勋与才能的时期划分相同。在太祖到圣宗朝前期，武功型的惕隐为主，功勋以战功为主；而圣宗朝中期之后进入相对和平阶段，由战功升任的惕隐减少，功勋组成更加多元化：战功、地方治理、出使外国和官职正常晋升等。

虽然大部分惕隐的选任是依靠功勋的日积月累，但有部分人因立下定策功或平定重要叛乱这类功勋而对其任免起了决定性作用。纵观辽代只有５位惕隐因此受任：耶律苏平定诸弟之乱有功；耶律刘哥助立世宗；耶律学古在辽宋战争中有重要战功；耶律蒲古平定大延琳之乱有功；耶律良平定重元之乱有功。

道德水准。由于惕隐的基本职责是对辽代皇室的教化，因此其道德水准也是选任的重要标准之一。随着契丹人入主中原，他们的道德标准受到三种文化的形塑。首先是契丹的草原游牧文化，即对草原游牧习惯的坚持与对力量的崇拜；其次是儒家文化，即对儒家伦理道德的追求；最后是佛教的影响，即对佛教行善等教义的推崇。

尽管契丹人尤其契丹皇室有汉化的趋势，但由于辽长期存在的“捺钵”制度和复杂的民族构成与地缘政治，使得草原游牧文化得以长期维持。在捺钵制度之下，朝廷大员随辽帝出行，闲暇时游猎、讲武，维持着游牧人群的生产生活习惯，加强了契丹人的身份认同。此外，辽的地缘政治环境复杂，南方先后有后唐、后晋、后周、北宋，西有大食、回鹘、夏，北有阻卜，东有高丽。

而且辽是以征伐立国，即便因和北宋签订澶渊之盟而有一段和平时期，边疆仍时有叛乱和冲突。因此纵观整个辽代，契丹人有汉化的趋势，但从辽代早期的惕隐耶律涅里衮“性沉默，善骑射”的偏重武功到辽后期道宗朝的耶律谢十“夙蕴韬钤之妙，尤精毂骑之能”的文武双全，勇武方面始终是惕隐选任不可或缺的参考条件之一。

草原游牧文化面对包罗万象的中原文化免不了要进行一定的借鉴和吸收。在《辽史·百官志》惕隐条目中，选取了一个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典型人物。耶律义先担任惕隐期间的做派与妻子的仪表、行为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其传记载：“美风姿，举止严肃”“天性忠直”“讨蒲奴里，多所招降”“奏请统军司钱营息，以赡贫民”“其接下无贵贱贱贤否，皆以均礼”，塑造了一个近乎完美的集儒家道德于一身的形象。至于他兄弟的名字，“耶律义先，于越仁先之弟也”“弟信先”，说明其家庭受儒家文化影响之深。

元朝时对辽代灭亡有一个总结“辽以释亡”，足以见得佛教在辽代的兴盛。佛教盛行在惕隐选任的反应上有耶律宗教的“乐为善而秉彝”，耶律宗政的“惟德惟宁，为善最乐”，可见对行善的推崇。又如耶律制心之种“或劝制心奉佛，对曰‘吾不知佛法，惟心无私，则近之矣。’”，虽然不主动皈依佛教，但不仅身边佛教氛围浓郁，而且自身行为也一定程度上受佛教文化影响。

需要说明的一点，道德的历史书写经常会有偏差。如耶律涅鲁古，因为被列入《逆臣传》，所以史载其“性阴狠。兴宗一见，谓曰：‘此子目有反相。’”将其外貌与性格挂钩，但历史恰好相反，“良闻重元与其子涅鲁古谋反，以帝笃于亲爱，不敢遽奏”，说明涅鲁古在谋反前一直深受皇帝的喜爱，只是被史臣所扭曲。

实际上，道德水准对选任影响有限，如耶律挞不也“少谨愿，后为族嫠妇所惑，出其妻，终无子。人以次讥之”，这种道德上的明显缺憾并不影响他因为平定叛乱和战功被选为惕隐。

惕隐官职的职能

《辽史·百官志》载“惕隐掌宗族”“掌皇族之政教”，对惕隐官职的职能进行了论述，然而，惕隐职责远不止此。随着辽代政权的建设，惕隐官职的职能不断丰富和固定，部分职能是出于现实需要，也有部分职能是官职发展的结果。在此对这些职能逐一辨析。

军事职能。惕隐履行军事职能多见于辽代前中期，惕隐官职设立伊始，就需要参与军事行动，直至圣宗朝前期，大部分惕隐在任内仍有参与军事行动的情况。这种情况首先和辽代的兵制有关，辽代建立初期，军队以契丹人的部落军为主力，并承袭契丹人全民皆兵的传统，这使得惕隐也不得不参与军事行动，并且因其出身尊贵，对部下有一定的感召力，能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其次是因为当时国家正处在对外征伐时期，各方面制度相对草创，国家机器主要为战争服务，惕隐这种闲职理应带兵打仗。

礼仪职能。惕隐履行礼仪职能的记载多集中于《辽史·礼志》中，也散见《辽史》其他章节和宋人的行程录之中。其中《礼志》出现时间较晚，多是正式规定的国家礼仪制度，如吉礼、宾礼和嘉礼等重要礼仪，而《礼仪志》之外的记载时间相对较早，多是出于皇帝的临时起意。通过分析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惕隐礼仪职能的演变和惕隐身份象征的固定。

本职工作和其他兼职。惕隐的本职工作可以概括为两点，掌管皇族籍贯编修和皇族的教化。宋人和元人一般将其理解为宗正。宋人的行程录载“蕃官有夷离毕参闻国政，左右林牙掌命令，惕隐若司宗之类”。虽然惕隐和汉人王朝的宗正职能类似，但区别也十分明显。

以唐代宗正寺卿为例，首先是属籍范围差别很大，唐代的宗正寺卿不仅需要负责皇帝本人以及九族六亲的属籍，而且唐代的谱牒编写没有按照九族界定，很多超出了这个限制，而惕隐只需要负责“四帐皇族”；其次是惕隐负责“四帐皇族”的教化而唐代这一工作由其他部门承担，宗正寺卿需要负责祭祀中的站位问题，偏向于技术性的工作。

唐代宗正属籍工作量远远大于辽代惕隐，惕隐的教化则更偏向于言传身教，没有实质性工作要求，所以惕隐官职很符合位高权轻的特点。

惕隐官职选任的影响

惕隐作为辽代重要的官职，无论是对外战争、人事变动还是政局变动，基本上都能看到惕隐的身影。因此有必要对惕隐的选任影响进行分析总结。

稳定政局。辽代前期，由于没有建立完善的皇位继承制度，导致因皇位继承问题而产生的内乱不断，因此新皇帝通常会选任惕隐以稳定政局，如太宗即位后选任的耶律洼。学者多认为是在太后势力帮助下太宗才得以即位，所以太宗即位后免不了要扶植心腹才能抵御后族势力以稳定政局。

选任耶律洼担任惕隐不仅考虑到他在“太祖时，虽未官，常以任事”，具有一定人脉，而且“天显末，帝援河东，洼为先锋，败敬达于太原北……及伐晋，复为先锋，与梁汉璋战于瀛洲，败之”，能力出众，足以震慑后族势力。又如世宗即位任免的耶律刘哥。世宗即位同样经历了政局动荡。

耶律刘哥击败了世宗最大的皇位竞争者，属于定策功。耶律刘哥虽然日后因参与叛乱被编入《逆臣传》，对其评价有一定偏颇，但从他此前的履历可知，能力出众且握有兵权，史载“太宗恶之，使守边檄，累迁西南边大详稳”。但是此后却接二连三地叛乱，导致世宗选任了更加忠诚的耶律颓昱以重新稳定政局。

传递重要的政治信息。惕隐作为重要的高级官员，选任标准的转变可以传递出国家大政方针转变的信号。如圣宗开泰年间的惕隐调度，此前辽朝一直处于长期对外征伐状态，因此惕隐多为武将出身。虽然澶渊之盟后来自于南方的压力被解除，但统和二十八年正好发生了“高丽西京留守康肇弑其君诵”的事件，又恰逢承天太后去世，圣宗亲政，得以发动对高丽的战争。随着战争时间的延长，辽军遇到了高丽军队的顽强抵抗，辽军伤亡惨重的同时，对百姓造成巨大的压力，也对国力造成极大的损耗。

作为战争的发动者，圣宗在开泰八年，战争进行到第九年时，进行了一系列政策调整，先是“录征高丽战殁将校子弟”，接着进行了人事调动，其中以南面林牙耶律韩留选为惕隐，再解除了“大摆山猿岭采木之禁”，对南皮室军的征高丽进行了奖赏。这些政策对军队、百姓、朝廷分别做出交代，其中选择隶属于翰林院的南面林牙耶律韩留选作惕隐，明显向国内释放了罢武修文的信号。此后，惕隐选任明显偏好文官背景，国家也明显转向汉化。

笼络人心。惕隐这个职位设立之初就有明显的笼络人心作用。李锡厚认为，辽朝初期设立了管理和教化皇族的惕隐官职，是向专制皇权过渡所作的重要准备之一。耶律阿保机任命惕隐最初的人选是皇弟，派他们参与管理皇族和重要战争，代表了对他们的信任。甚至即便发生了诸弟之乱后，“以皇弟安端为大内惕隐，命攻云州和西南诸部”，对于参与叛乱的安端仍令其担任惕隐，不仅表明阿保机希望笼络诸弟，也希望借此姿态稳定政局。

而在辽朝中后期北面官整体上持续汉化的背景下，惕隐的战争职能淡化，教化和礼仪职能突出，并且对重要政治家族和有功之臣的偏好，使得该官职更像一种荣誉头衔，笼络人心的作用更加明显。从部分惕隐的迁转过程可知，如耶律宗政作为耶律隆庆家族的重要成员，一方面家族势力很大，需要皇帝格外重视，另一方面耶律宗政能力也十分突出，“连典巨镇，所至称治”，为了表彰他的能力将其选作惕隐，但随后继续外任并且最高官职为担任“为四十万军南大王”，短暂的惕隐任职代表皇帝对其的褒奖以及对其背后家族的笼络。

结语

惕隐是管辖契丹皇室教化的职务，而契丹皇室作为国家的统治核心，国家的任何变化都可以从惕隐任免中窥视：国家草创时期四面征伐，惕隐选任需要参考武功，任期需要参与军事行动；而国家进入制度相对成熟时期，契丹迎来了第一个汉化高峰期，惕隐选任随即转向文治，职能也逐渐对礼仪方面的内容有所强调并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