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一代明君的唐宣宗|唐宣宗|唐宪宗|唐朝|唐武宗|太宗|宦官|李忱|李炎

在帝星闪耀的李唐（含武周）王朝，极少有人会关注到已然藩镇四起、宦官专权的唐末。但在唐末，却有一个比太宗、玄宗、武曌更值得关注的帝王——宣宗。

宣宗李忱（曾名李怡），唐宪宗李纯十三子，唐穆宗李恒弟，唐敬宗李湛、唐文宗李昂、唐武宗李炎叔。

清彭定求等《全唐诗·诗人小传》曾对其作出“恭俭好善，虚襟听纳。大中之政，有贞观风。”的评价，其登极、御下皆有可借鉴之处，总结起来有如下三板斧。

板斧一：扮白兔、吃老虎

李忱原为宪宗庶子，生母出生低微，在承平之世想登九五之位只怕比中彩票也容易不了多少。其上位与当时“南衙北司之争”日盛不无关系，也离不开他本人善于“装愣”。

先说前者，南衙（中央决策机构）北司（枢密使、神策军护军中尉为核心的宦官集团）之争的实质是宦官集团的崛起。

历朝宦官干政甚者为汉、唐两朝，只有这两朝的宦官集团拥有了废立统治者的权力，其他各朝无非是君权的附庸（魏忠贤、刘瑾无非是正德、天启的玩伴）。而汉末形成的宦官集团受到外戚、豪强的制约，其影响力往往不能持续，也不能干知兵事，最多和文官集团玩玩过家家，还不如董卓等地方豪强来的爽快。

有唐一代，这种局面被彻底改变。安史之乱后，藩镇日盛、外信日减，帝王只能将信任寄于内廷——宦官，故“内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内侍为之长，阶第四，不任以事，惟门閤守御、廷内扫除、禀食而已”就见不到了，天生似乎缺乏危及皇权能力的宦官在军事、内政上受到的重视均不断提升。

自李辅国、鱼朝恩始制神策军（禁军），尝到了“权柄”滋味的宦官们就一发不可收拾，以至于谁动他们的蛋糕，就翻脸给你看（请自行百度“甘露之变”）。

然则，政治永远是妥协的产物，或君权（不一定有皇帝才有君权）与相权妥协，或中央与藩镇妥协，或文官与军阀妥协，或内臣与外官妥协，或左派与右派妥协，或浊流与清流妥协。

有君时，帝王善于统筹各对妥协关系，而御极于上；无君时，则是各势力间选择代理人的妥协。宦官集团当然也不可能自己说了算，也只能在与各方势力的妥协中，选择一位最有利于自己的代理人。

考虑到会昌年间备受武宗和李党打压，在下一朝选择一位于武宗、李党不存在紧密关系的人以恢复已方势力就变成了宦官集团的首要目的，当然这个人如果是个“蠢钝”的当然就更好。换句话说，宦官有靠近帝王的天然优势，立一个“蠢钝”的或立一个“小”的都是不错的选择。而武宗无后，立其他“小的”，后面极可跟着一群七大姑、八大姨等外戚，立个“蠢钝”的孤家寡人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再说后者。不要以为今人才会装X，古人装X的水准绝对比现在高级的多，有喝醉了磕多了还写了“永和九年……”的，有六月初六晒自己肚子的等，不过最牛逼的还是属装疯和充楞的。装疯的典型当属洪武朝的袁凯（墙角吃“狗屎”避货那位），装傻充楞的典型则莫属李忱了。

《新唐书》曾对这位仁兄有一个描述“宫中或以为不慧”，用的最妙的当属这个“或”字。李忱装傻充楞的诀窍就在于三个字——“不鸟你”，随你怎么逗他就是不鸟你，久而久之在别人眼里这就是落落寡欢、呆滞木讷。

而事实上，与其说是木讷，倒不如说是隐忍、持重、审时度势，上位前太过张扬跋扈的主似乎都不免成为众矢之的，难成正果、难得善终。“甘露之变”的前车之鉴未远，太早的锋芒毕露只能将自己至于险地，只有麻痹别人才能保全性命，博取可趁之机（当然这招也不一定百发百中），故而，李忱自幼便成为被人取笑和捉弄的对象，但这种装出来的木讷，也难免露出破绽。

文宗宴请诸王时曾以逗乐李忱布赏，诸王一哄而上、百般戏谑，可李忱连嘴角都不曾动一下，这“一动不动”实则露出了破绽。痴寓不代表一定是木头，一个人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都不为一切外物所动，不是愚不可及，而是心智、心力的深不可测。

武宗李炎也看出了这一点，其后，坠马、摔跤等种种“意外事故”就频频降临到李忱身上，可李忱的运气好像总是大过意外，无论怎么“意外”都玩不死他。如此幸运难免加重武宗的疑虑，顾不得师出无名的包袱，决定直接做了他。

随后不久，李忱被四名内侍捆着扔进了茅坑，生死攸关。幸得仇公武、马元贽暗中用粪土覆盖李忱，谎称其已死并将其运送出京，直至会昌六年。

当然，光会装傻充楞即便登上帝位也难以坐稳，李忱在以“痴愚”争取宦官集团支持的同时，丝毫没有忘记在外廷敛集自己的势力，这一势力就是翰林学士集团，当然这些人也与宦官集团一样在武宗朝备受李党打压，因此李忱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翰林学士集团所要注目的对象（宣宗朝翰林学士白敏中、韦琮、徐商先后登上相位）。故而，李忱的上位决然不是绝非是徒以“装傻”获得内廷阴谋集团的心仪，而是数个政治集团合力谋划的结果。

当然，正史是不会说这些的，刻意描画李忱装出来的“痴愚傻愣”的形象，无非是为了撇清其登位与各类政治集团的关联，朔清其得位的合法性罢了。

板斧二：毙党争、统朝局

任何政权、任何制度都有衰弱、败亡的可能，能做的不是跳出、绕过，而是主动以改革开启新一轮的“周期”，遗憾的是李忱没有做到，只是延后了“历史周期律”发作的时间。

“历史周期律”发作一般有两个表现——“内忧”“外患”（后者一定程度上与前者紧密联系），对这两个家伙开刀，无疑能让历史周期的线条波动一番。

然而，纵观李忱却只做了一个让自己无比光鲜的“裱糊匠”，却没做成“总设计师”。毙党争针对的就是内忧。

在毙党争前还有几件事要完成，第一件就是明确其继位的合法性。

会昌六年，武宗病重，马元贽等以李忱为“皇太叔”（以此号为储君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勾当军国政事”。古以叔父辈继皇统者多为不臣者，李忱又是靠宦官集团扶持，就难免引人猜忌，故而证明其继位的合法性显得尤为重要，当然李忱是不可能自视为武宗的继承者的，故而需要找寻一个更合适的皇统，这个皇统他找到了两个，一个正是他的父亲宪宗。

一方面他对拜谒太庙以至对已死去三十年的父亲悲痛欲绝，另一方面又迅速对韦宙、裴念、杜胜等宪宗一朝的大臣及后代大肆封赏，笼络朝中“元老”之心。当然这么做还有一个隐含的目的，就是再挖宪宗之死的原因（表面上看似宦官所为，实则又是一场内外勾结的政治阴谋），进而将穆宗之脉的穆敬文武（分别为李忱的哥哥和三个侄儿）四朝斥为“伪朝”，甚至希望将他们的牌位从太庙中移除，为废除四朝势力、集中掌权扫清法理障碍。

当然，光一个老头可不怎么够，这时李忱想起了另一个祖宗——“太宗”李世民，他将《贞观政要》书于屏风之上，每每正色拱手拜读，并将“至乱未尝不任不肖，至治未尝不任忠贤”（《唐太宗集·金镜》）作为座右铭（向先人借力真是屡试不爽），有了这两重依靠，干什么好像都名正言顺、师出有名。

第二件事则是笼络庶族地主。

唐末，士族已于地方军阀结合，逐步蜕变为豪强集团，想要将其笼为己用，除了以利厚之，几乎别无他法，但此时李忱手中并没有可用之牌，即便有，也会担心士族吃饱了掉头就对向自己。相较而言庶族就是善于笼络的对象，庶族历来想在朝堂有一席之地，可与士族一较高下，故而给其官爵、以正起名，绝对是性价比最高的方法。

李忱即位后，一方面写下《吊白居易》，感叹不能以其为相的遗憾（这招太宗也在魏征身上用过），以笼络庶族学子之心；另一方面，大胆启用科举出生的翰林官员，为庶族晋升打开通道。这招用人牌无非只有一个目的——“以新衡旧”，进而“以新代旧”。

准备的差不多了就可以动手了。帝王最不想看到的也许就是“铁板一块”的群臣，故而对党争历代皆有，帝王容之、御之、制之、用之，但却不会允许任何一个集团逾越皇权，牛李党争就是个例证。而经文武两朝的扶持，李党（士族门阀代表）已然危机皇权，尤其是依靠宦官集团上位的皇权李忱，此时就需要重建一个有利于自己的政治平衡，这一平衡只有靠打压（是打压、不是干掉）李党来获得。

李忱借“改会昌弊政”为名将李德裕（李党党魁）由宰相调为荆南节度使（搞个不那么重要的、级别一样的位置先让你呆着——组织调整），进而罗织罪名将其一降再降，李党重臣郑亚、李回等亦先后因罪被贬，前面笼络的庶族官员此时就顺利补位，加上从龙有功的宦官集团，一种介于宦官、士族、庶族间新的政治平衡就此达成，皇权得固。

板斧三：荡狄戎、博英名

攘外必先安内，如果将安庙堂视作安内的话，紧跟而来的就是攘外了。前者争的是朝局，后者争的就是民心。不论民众对当局者持何种意见，但其对待攘外的态度始终是坚决的、支持的，不论是谁平了外患，必将得民心、博英名。

史书将破北狄、复河湟、平安南、抚党项记为李忱的“武功”，后两者无非是小毛贼的小打小闹，前两者即便是要记功，也不能只算是李忱一个人的。

以复河湟这个天下掉下的大饼为例：大中五年，张议潮（河湟当地豪强）命人带着河湟十一州（河西走廊一带）图籍觐见唐宣宗，沦陷吐蕃几十年的河湟地区彻底光复。而这一切是建立在吐蕃衰落、内乱的背景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