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武陟东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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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14日凌晨,福建邵武的将石圩附近一座山上,红军模范少先师正在行军。

师长杨遇春离开队伍,找到师政委高传遴说:“政委,我想告诉你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高政委一听,离开了队伍,跟杨遇春来到路边。

当队伍全部走过之后,杨遇春忽然拔出手枪,对准了毫无防备的高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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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反“围剿”的少年先锋队】

杨遇春,江西瑞金人,1909年出生,他的父亲是一个地主,家有良田几十亩,雇了几个长工。

打小,杨遇春不但衣食无忧,还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读完了小学和中学,还进入江西省立农专学习。

17岁那年,杨遇春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后到独立第7师当了排长。

1927年,他参加了朱德、贺龙等人领导的南昌起义,还入了党。

杨遇春在红军中成长很快,到1932年5月,他已经是红12军35师师长。

有人会问,地主出身的杨遇春为什么能入党,为什么能担任师长这一重要职务?

众所周知,旧中国的教育非常落后,百姓生活穷苦,穷人家的孩子根本没有条件读书,有很多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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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围剿”中的红军战士】

能上得起学的,大多是家境优越,衣食无忧的孩子。

一个规律是,早期能接触革命理论的,大多是有文化的人。

如陈独秀、李大钊等先驱,还有一大参会的代表,大多是大户人家的孩子,在当时是高学历。

能上得起黄埔军校的,也没有几个是穷人家的孩子。如果是穷苦人家,连去黄埔的路费都出不起。

所以,在红军队伍中大多数人出身贫苦,苦大仇深,但也有一些将领出身地主、富家。只要能投身革命,出身并不重要。

杨遇春当师长的时候才23岁,可谓是少年得志,前途无量。

那么,这样一位前程光明的红军将领,为什么会暗害自己的搭档政委,两人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恩怨?

这一切,跟杨遇春的家世有关。

众所周知,瑞金是革命根据地,是红都。红军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是“打土豪。分田地,耕者有其田”。

而杨遇春的父亲是地主,还是在瑞金,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1933年,王明在苏区提出“消灭地主”的运动,执行时偏离了政策,出现了严重失误。

这一天,杨遇春指挥一场战斗之后,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自己的父母被抓起来了。

他得知之后,立即让自己的警卫员前往老家,看看是怎么回事。

几天之后,警卫员带来一个消息:两个老人都已经遇害了。

警卫员说,他们生前还遭受了严刑拷打,家里的财产也被清算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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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杨遇春的革命立场发生动摇,情绪低落,变得消沉起来。

那么,冤有头债有主,杨遇春为何将枪口对准政委高传遴,二人有什么过节?

高传遴是江西吉安人,比杨遇春小一岁,二人都是江西老乡。

他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跟着主席上了井冈山,先后任红4军政治部任青年科科长、总政青年部部长、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少先师政委。

杨遇春能征善战,指挥战斗是他的强项;高传遴综合能力强,善于做政治工作。

杨遇春因为老家父母的事,有了思想包袱,影响了工作和作战指挥。

面对杨遇春的反常表现,高传遴经常对他进行开导劝说。

“既然事情发生了,悲伤也没有意义,应该放下包袱,好好革命。”高传遴说。

谁知,杨遇春却眼睛一瞪说:“不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还了是你,还会那样说吗?”

“你作为一个师级指挥员,带着这样的情绪指挥战斗很危险,会影响部队作战的。”高传遴诚恳地说。

杨遇春发飙了,大声吼道:“你看我不合适,那就拿了我吧。”

1933年5月10日,早已有二心的杨遇春,借着化装侦察的名义,悄悄来到将乐县城,直奔蒋军第56师师部,对师长刘和鼎说:“我要投靠刘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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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和鼎】

刘和鼎听了一脸蒙圈,他之前曾经几次跟杨遇春交手,都是胜少负多,是他的手下败将,他对这个对手很是敬畏。

如今看到他来投,感到不可思议:“杨师长,你是开玩笑吧。”

“如果不是真心,我敢到你这里来?”

“万一你要是黄盖呢?”刘和鼎狡黠地笑了笑说。

“我早就想到了,换了我也会怀疑。”杨遇春说着,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地图。

上面还有一行字:5月12日,模范少先师计划分兵两路攻打朱口和将乐的万安。

看到这些,刘和鼎将信将疑,还是决定赌一把。

此人来自淮军的家乡,是保定三期生,跟张治中、白崇禧是同窗,也算是身经百战。

刘和鼎预先将人埋伏在万安街西北西南面的两座山头上,等待红军到来。

当少先师一部进入万安,正打算停下休息时,两边伏兵四起,枪声大作。

红军毫无防范,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阵形大乱,伤亡很大。

高传遴临危不惧,镇定指挥,率领少先师顽强抵抗,迅速抢占了另一制高点,这才绝处逢生,掩护大部队冲出包围圈,

两支部队摆脱了敌人追击,安全转移到邵武市将石圩附近一座山上会合,进行休整。

这时候,师部设在村中一农舍里。

杨遇春想给刘和鼎送情报,但是无法脱身,遂决定叛逃。

临走的时候,他决定杀害政委,当作投名状。

这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当日凌晨5点钟,部队转移时,他假装说事,把高传遴喊到一边,伺机暗杀。

高传遴完全没有防备,信了对方的话,他身边连一个警卫员也未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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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遇春忽然掏出手枪,将毫无防备的高传遴杀害。

随后,他趁着月色逃到将乐县城,找到刘和鼎的师部投敌。

高传遴被杀害一事,震惊了苏区,引起高度重视。

周公亲自下令,限期破案。

苏区保卫局局长李克农随即出发,来到事发地展开调查。

李克农走访调查了很多指战员,也勘查了现场,分析了高政委身边的弹壳,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杨遇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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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李克农(右二)与伍修权(左二)等人在延安合影】

不久,蒋军报纸也刊出了杨遇春叛变的消息。

高传遴被害案真相大白,凶手正是杨遇春。

杨遇春叛逃时,蒋氏大喜,把他当作“弃暗投明”的模范大力宣传。

但对于这个叛将,老蒋不可能很信任,不会让他掌权带兵,而是把他调到了南昌行营,给了个参议的虚职。

1936年,蒋氏还给了他一个中将军衔。

杨遇春的黄埔学长杜聿明,3年后才授中将。

蒋氏的另一个干将,杨遇春的同窗王耀武,12年后的1945年才被授中将。

可是,这只是一种名义罢了,杨遇春长期坐冷板凳,基本上成了废人,告别了领兵一线,这对一个军人来说显然是前途的丧失。

抗战爆发后,杨遇春有了用武之地,蒋氏钦点他为第19集团军游击副总指挥,在苏浙皖边区建立抗日基地。

当时任游击总指挥的,不少人都是叛徒,如陈洪时、孔荷宠等,蒋氏认为他们熟悉游击战,能给日军重创。

杨遇春交出的答卷让蒋氏挺满意。

当时,蒋军将庐山划为游击区,杨遇春被任命为江西省游击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带领两个团坚守庐山。

太子蒋经国和杨遇春在庐山一起主持了升旗仪式,这让他热血沸腾,慷慨赋诗一首:奋勇忠贞来保国,此公无我待何人。登临胜地驱胡虏,免教神仙堕劫尘。

他同时向蒋氏表示:“人在阵地战,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

1938年7月下旬,日军占领九江后,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认为拿下庐山就是探囊取物,最多半月就能结束战斗,因为那里只有江西保安团3000人守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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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此仗打得异常艰难,一直打了9个月,第二年4月才拿下。

而且还是根据战场的形势变化,守军主动撤下庐山。

指挥庐山保卫战的将领,就是叛将杨遇春。

说到这里,有人会对此战的真实性产生怀疑,觉得这会不会是抗日神剧。

毕竟这让人难以相信。

不过,此战确实是真实的。2006年,央视《走遍中国》专栏曾经专门到庐山拍摄8集抗战专题片,其中两集为《抗战风云》、《庐山壮歌》,说的就是杨遇春如何保卫庐山。

3000人能阻挡兵力是自己十倍的日军,杨遇春如何做到的?

首先是全民皆兵。他把几千山民和滞留在庐山的数百侨民有效地动员、组织起来,成立了“卫庐社”,宗旨是保卫家园。

这个组织下设有青壮组、女子组和少儿组,职责是放哨、送饭、看护和救治伤员、运输武器和弹药。

其次,他注意保密,严打汉奸,对带路党格杀勿论,还株连其亲人,这让卖国贼闻风丧胆,不敢轻举妄动,避免了堡垒从内部攻破。

还有,那就是杨遇春身先士卒,没有待在指挥部,而是吃住在前线,作战时亲自端着机关枪上阵,让士兵无不感动,增强了必胜信心。

当时,南浔线国军已全部撤到了南昌以南,赣北全部沦陷。

庐山脚下,到处都是日军,唯有庐山之巅没有沦陷。

庐山抗战9个月,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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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遇春】

杨遇春也一战成名,这得益于他当年在红军学到的游击战术,以及全民皆兵的指导思想。

但是,杨遇春背叛了组织,背叛了信仰,人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污点。

而且,他叛变革命并非是信仰改变,完全是个人之恩仇。因此在蒋氏方面,更加无法对他充分信任。

杨遇春抗日有功,却没有升职,后来反而被降为参议,后来担任江西省缉私处处长,郁郁不得志。

1949年到台岛之后,他也只是个少将参议。

如果他没有背叛,活到新中国成立,以他的才能和资历,应当是开国上将的级别起步。

可惜,人生没有如果。

1989年,80岁杨遇春在台北去世,走完了他复杂的人生。

参考文献:

1,《高传遴:工农红军早期优秀将领》井冈山报

2,《庐山保卫战》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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