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末代状元：从穷苦神童到慈禧钦点，最终结局如何？|光绪|大清王朝|末代状元|溥仪|王揖唐|郑孝胥

状元，是我国隋唐开科取士以来科举制度的产物，而中状元则是科举中的最高荣誉。历代文状元中，既有位极人臣而涉宰辅者，也有以文章冠世而负重誉者。众所周知，我国历史上的第一名状元产生于唐代，从此之后，直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除科举考试，历史上共产生了600多位文状元。相比于数量庞大的读书人，状元真可谓是凤毛麟角。

刘春霖照片。来源/纪录片《科举》截图

今天的这位主人公名叫刘春霖（字润琴，号石云），他不仅是有清三百多年一百余科中最末的一科状元，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位状元。那么，这位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末代状元，又有着怎样的人生境遇呢？

穷苦神童的科举之路

同治十一年（1872）正月初三，刘春霖出生在直隶河间府（今河北省沧州市）肃宁县一个农户家中。受生活所迫，刘春霖父亲来到保定府衙门当差，母亲给人当奶妈。刘春霖与哥哥刘春堂兄弟俩则被寄养在伯父家，白天劳动，夜晚苦读。虽出身贫寒，但刘春霖自幼聪慧过人，三岁识字，五岁成文，又能写得一手好字。10来岁时，他把自己写的对联拿到当地集市上卖，竟被抢购一空。读过春霖诗词文章的人，也都夸他有灵气。于是，“神童”之称誉满乡里。

刘春霖书五言诗条幅。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封建时代，地位卑贱者若想踏入仕途，参加科举考试是主要的途径。刘春霖兄弟俩发奋苦读，也正是为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不过，清代科举规定，凡应试童生在考试时必须有廪生（已取得秀才并在县、州或府内领取一定银饷的读书人）保举，且需“家世清白”，凡娼妓、优伶、皂隶、军中杂役等人的子孙，均不得应试。才华出众的刘氏兄弟，由于家境贫寒，父亲又是保定府皂隶，遂多次无缘科考。最后，才终于在一位廪生的力保下得以应试，并双双考中秀才。

不久，兄弟俩进入著名的保定莲池书院学习，成为总教习吴汝纶的学生。吴汝纶是晚清著名的文学家和教育家，在他的主持下，莲池书院虽为中式书院，却引入大量“西学”知识，《万国史要》《西国哲学史》《世界文明史》《海上权力史》等都让刘春霖受益匪浅。可以说，在书院埋头苦读的几年里，刘春霖打下了良好的国学与西学基础。

光绪二十八年（1902），刘春霖兄弟俩参加乡试，再次双双考中，成为举人。中举后，刘春霖寄居在北京地安门外“通益常”布店的老乡徐老板家中，等待进一步科考。在徐老板的引荐下，刘春霖来到驻德钦差大臣陶世筠家担任家庭教师。由于刘春霖的小楷写得极为出色，陶世筠每次拜见慈禧的禀帖，都由刘春霖代笔。他那柔娟遒劲的字迹很快引起了慈禧的注意，就这样，刘春霖又肩负起了为慈禧抄写佛经的任务，并深得慈禧赞赏。

清代科举考试中的“乡试”考场之一，广州考棚。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光绪二十九年（1903），刘氏兄弟俩一同参加会试。这次，兄弟俩没能延续一同考中的佳话。哥哥刘春堂考中，但春霖榜上无名。按说，会试3年一次，春霖还得等待许久才能参加科考。不过，为庆祝慈禧太后七十大寿，光绪三十年（1904），清廷特增加一次会试（时称“甲辰恩科”），刘春霖得以连续两年参加。

农历五月二十一日（7月4日），273名考生齐集保和殿，从清晨到傍晚，他们奋笔疾书，终于交卷。3天后，乾清门外，再次进宫的考生们恭听殿试名次宣读。读卷大臣手捧黄卷，高声诵念，中考者一一应答，一直念完十名。在一片寂静中，第一个名字，也就是甲辰科状元的名字被高声喊了出来：刘春霖！

光绪年间会试朱卷。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那一刻，没有人知道刘春霖在想什么。事后，有人探问皇帝神色，刘春霖说：

“跪在下面，不敢抬头，不知皇帝面目。”

至于刘春霖如何被选为状元，坊间多有传闻。有说是因其文章好，也有说是因为字写得好，其中“慈禧个人厌恶说”流传最广。据传，朱汝珍本是一甲第一名，刘春霖则是第二名。但主考官将殿试考卷呈送慈禧太后定夺时，因为朱汝珍用笔太重，慈禧看了连连摇头。再看姓名，慈禧觉得朱汝珍的名字听起来有“诛珍（妃）”的意思。此外，朱汝珍籍贯广东，让慈禧联想到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都是广东人，搅得大清江山不稳。而第二份试卷的字迹疏淡娟秀，慈禧便仔细端详起来并自言自语道：“这字眼熟哇！”身后女官说：“这不是为老佛爷抄经文的举子刘春霖的字吗?”慈禧被提醒，连连点头。刘春霖的名字使她想到“春风化雨，普降甘霖”，认为这是吉祥之兆。又见籍贯是直隶肃宁，连连说：“肃宁，肃宁，肃靖安宁。”于是点了刘春霖的状元。

《慈禧太后便服像》屏，清。来源/故宫博物院

这一解释过于严丝合缝，且充满神秘色彩，实在令人生疑。同科探花商衍鎏之子、古文字学家商承祚先生就否定了这种说法。因为当时钦定名次的是光绪皇帝，不是慈禧太后；而且送呈卷子上的姓名都是密封的，要等定了名次才能拆封，根本不存在慈禧因不喜欢朱汝珍的姓名、籍贯而把他降到第二名的可能。不过，在进呈光绪的鼎甲名次中，朱汝珍确实在刘春霖之前，但光绪帝认为第二卷比第一卷写得好，所以才将俩人名次调换。当然，其中内情，恐怕只有光绪帝能知晓了。

无论如何，刘春霖这个穷苦家庭出身的孩子，在苦读多年诗书后，成为帝国的状元，万千士子的榜样。或许，在新科状元绕城夸官三日时，他会想起自己曾经求学的艰辛；会感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般如梦似幻的经历；当然，也可能会畅想未来如何施政安民……

末代状元的宦海沉浮

按照惯例，刘春霖被授予翰林院修撰（从六品）之职，贵为“天子门生”，他在士子们习以为常的科举路上已经平步上青云。但身处晚清风雨飘摇的时代大潮里，刘春霖的命运注定与历代状元大不相同，他的职场之路也不会平坦。

“连进三元”铜镜，清。来源/故宫博物院

就在刘春霖成为新科状元的第二年，为了推广学堂，培养新式人才，光绪皇帝下诏废除相沿千年的科举制度。刘春霖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同年，清廷为推行新政，培养立宪人才，选派刘春霖等人赴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学习。

学成归国后，宣统元年（1909），刘春霖当选顺直咨议局（相当于省议会）议员，既而被选为资政院（相当于国会）议员。对中西文化和政治理论都有很深造诣的刘春霖，俨然已是清末立宪运动的专家与活跃分子。他始终以“直言敢谏之士，向为国家所器重”为行动指南，无论在资政院的演说还是辩论，都常常引来满场欢呼。

宣统二年（1910），湖南巡抚杨文鼎未经省咨议局决议而发行国债，资政院认为此种做法违背立宪精神，应当处分。然而，军机大臣以此事纯属疏漏为由，不予追究。如此，各省咨议局到资政院，就这样成了摆设。刘春霖对此十分恼怒，在资政院会议上斥责说：“巡抚违法可以疏漏为借口，军机可以常常疏漏了？”并认为这是军机大臣有意破坏宪政，必须让他前来答复质询才可。不过，清廷本就无意真正实行君主立宪，刘春霖虽有远大志向，却苦于无门而壮志难酬。

宣统三年十一月君主立宪党杨度、民主立宪党汪兆铭等发起组织国事共济会宣言书附简章。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刘春霖一度隐居家中。这一时期，与其说刘春霖的文采为世人倾慕，倒不如说他的遗老身份更为社会所重视。1914年9月，应袁世凯邀请，刘春霖出任大总统府四等内史，从事文字应酬工作。当时，袁世凯授意其子袁克定指使各省组织“请愿团”进京向袁“请愿”，要求恢复帝制，借以欺骗广大公众。刘春霖就曾代表直隶省向袁“劝进”。他的这一举动，颇得袁世凯欢心，并夸他“志超正大，前途无量”。此后，作为“末代状元”，刘春霖还曾两次到山东曲阜，代表大总统徐世昌主持孔子大成节典礼，并因此名噪一时。

清宣统皇帝溥仪退位诏书。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不过，本性耿直的刘春霖，难以适应尔虞我诈的官场生活。刘春霖在总统府任职时，以善于词令、推理严密而著称，经常为一些问题与同僚们争得面红耳赤，也因此遭到一些人的妒忌和排挤，不甚得志。他曾说：

“项城（袁世凯）师奏留襄新政，然内知性秉直，火气太盛，不可揽人事矣!”

此后，他便尽量躲避政事，闲游公园，读书写字。

1928年，因为厌恶官场的勾心斗角，57岁的刘春霖辞官。他在宣武门内智义伯胡同买下一座小院，过着“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的优游生活。同年，直隶省省长想要任命刘春霖为教育厅厅长，但刘春霖以教育经费积欠甚巨为由，拒绝就职。

摆脱官场俗务后，刘春霖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家乡建设中。1931年，老家肃宁县成立县志局，计划续修县志。刘春霖得知后，不仅为县志撰修捐资，还多方联络，搜集到《李贞女传赞》《先哲传》等稀见的善本志书，为《肃宁县志》的编修贡献重要力量。1933年，黄河决口，河北受灾严重，不少难民流离失所。眼见于此，刘春霖不顾年迈体衰，多方奔走，发起成立“河北移民协会”，并在内蒙包头建立“河北新村”。两次移民330户、1100多人，沿途费用则由刘春霖等协会发起人承担。

坚持操守的“义士状元”

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代背景下，即便想逃避政治，但“末代状元”的身份使得刘春霖总要经历政治与时代的考验。1931年年初，刘春霖六十大寿。此时，日本对中国东北、华北虎视眈眈，中国社会早已深陷政治动荡漩涡。家人本欲给刘春霖过寿，儿子刘海云也效仿老莱子孝行故事，亲自登台唱戏，引得亲友一阵欢呼。但刘春霖却很难高兴起来，他写诗道：“忧国忍能看彩戏，为传雪已兆丰年。”像杜甫“忧国愿丰年”一样，刘春霖在人生大喜的日子，忧心忡忡，唯有瑞雪屡降才能让他些许心安。

袁世凯手批“二十一条”汉文稿。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然而，到该年秋季，日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东北，并于次年扶持溥仪成立了伪满洲国，意图永久分裂中国。1935年3月，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带着溥仪的诏书，前往北平去请赋闲在家的刘春霖出山。郑孝胥的使者带着重礼来访，刘春霖则以“年事已高”为由，拒绝出山，两名使者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到长春，禀报主子。郑孝胥听罢大为光火，决定亲自出马走一趟。他听说刘春霖酷爱喝茶，便特意在北京前门外“张一元茶庄”买了几斤上好茶叶。

郑孝胥还知道刘春霖对书法颇有研究，便试图来个“曲线救国”，先同刘谈论书法，拉近两人之间的距离，在感觉“火候”差不多时，便话锋一转，切入正题：

“贤弟，您是老佛爷慈禧皇太后钦点的状元，而今‘满洲国’仍是大清的天下，康德皇帝（溥仪）对您厚爱倍加，特派我请您到‘满洲国’任要职，您可不能辜负圣上的厚望！”

刘春霖听罢一脸怒气：

“如今君非昔日之君，臣亦非昔日之臣，岂能随汝而毁我之誉！”

说完，不待郑孝胥说话，便把带来的茶礼摔到郑的手中。郑孝胥面红耳赤，只得讪讪离开。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这时，刘春霖的好友金选三惊闻这一事件，深怕刘春霖会遭不幸，便以自己病重为由，让刘到自己所在的天津躲避战乱。刘春霖接到信后，随即赶来，见到金选三才知他并没有病，还为自己在英租界安排好了住处。不过，当刘春霖听到北平惨遭日军践踏的消息后，潸然消下。他对金选三说：

“京城父老惨遭蹂躏，我当了逃兵，真有些愧对先祖之训导。”

不久，他告辞金选三回北平，金劝他说：

“日军在北平四处烧杀，北平不大安全，还是把全家都接到天津来暂避一时吧。”

刘春霖又说：“兄之盛情，弟深为感激，但东藏西躲总不是个办法，如果日本人节节南逼，我们莫非要躲到南洋去不成？”

于是他毅然又回到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