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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两广问题是蒋介石的既定方针。他本想解决陕西问题之后再顾及两广。
1、舆论的较量
“六一运动”发起迫使他改变计划，先解决两广。但由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国民党内部很不稳定，迫使蒋介石持慎重态度。
他根据对两广内部情况的分析，兼顾全国形势，采取了政治分化，武力示威，逐步以和平方式平息两广运动的方针。
首先，安抚两广，防止事态扩大。
六月七日，蒋介石致电陈济棠，称赞两广的抗日主张，与中央无二致。“劝勉”西南不要与中央对立，如有救亡大计可派代表入京相商。但强调抗日应有统一步骤，整个计划，以全国之力方能进行，并指责两广出兵北上。
其次，蒋介石提出提前召开五届二中全会，讨论内外政策，以求步调统一。
六月八日，他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上作报告，赞扬胡汉民生前的救国苦心，表示可以容纳西南政见，否认中央曾利用祭棹胡汉民的机会向西南提出过政治条件，表示只要可以团结救国，任何事情都可以开诚商讨，一切的意见无不可以化除。
他抢过抗日旗帜后，又以转述谣言的方式含沙射影地攻击两广的举动是不过假抗日之名以联日，其目的在推翻中央。
他提议提前召开五届二中全会，讨论五大决议案中最重要的两句话，“和平末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是否适用，企图使国民党各派以这一原则统一认识、统一行动。
最后，蒋介石通电全国，发起设立“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设总会于南京，省、直辖市设分会，县设支会，蒋介石自任总会长，孔祥熙等为筹备委员，极力宣扬建设救国论，以缓和敌对气氛，扭转全国舆论，把两广的抗日运动引导到“以建设求统一”的轨道上去。
蒋介石的三项措施在国民党中产生了一定影响。
冯玉祥认为蒋介石的态度是可取的，决定支持他的主张。
六月五日，冯玉祥以见证人的身份发表谈话，驳斥日本同盟社报道南京与西南开战的谣言，揭露日本欲使中国陷于混乱的可卑用心。
六月九日蒋介石再次致电陈济棠。重申二中全会即开，一切均当待决于党议，军人听从党国，万不宜自由行动，声称中央已命衡州以南部队一律北移，冀免冲突，以待协商整个一致之方案；警告两广，要服从中央命令，所有北进部队即日停止行动，迅令归复原防。
同一天，李烈钧、冯玉祥致电李宗仁、白崇禧，邀请他们早日入宁参加二中全会。
蒋介石动员舆论，大唱统一抗战论，胡适以《亲者所痛，仇者所快》为题攻击两广。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时局合理之归宿》文，警告两广“勒马悬崖，毅然改图”。
两广方面相应调整军事行动。
六月十三日，西南政委会令北上部队于十四日开始撤退。至六月二十日，粤军后卫部队退至湘南宜章，桂军退至湘西零陵，主力集结至粤桂北部边境地区，积极布防。桂省西北地区武装亦采取巩固省防措施。
粤军在闽粤边境的大埔、饶平、蕉龄、黄岗等地派三师兵力增防。
2、蒋介石的“剥葱头”绝技
蒋介石施展了“剥葱头”的绝技，步步瓦解两广。
首先，他宣布将于七月十日召开五届二中全会，声言希望与两广团结。
六月二十八日，蒋介石发表对时局声明：
一、全国上下一致团结，中央保证贯彻对内和平统一之政策；二、中国应成为统一的国家；三、整饬军队，统一军令；四、他宣布决不愿当大总统候选人，决不图谋私人之任何荣利，并向宋哲元、韩复榘致专电说明此意。
何应钦、程潜、朱培德、唐生智、陈调元则联名致电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劝他们服从中央，入京开会。
在一片“团结诚意"的掩护下，蒋介石拿出两千万元，首先买通了广东省空军将领黄志刚等四十余人，于七月六日驾驶粤省的全部空军飞机投蒋。
当天，黄志刚等发表通电，宣布他们为国家统一而服从中央影指斥陈济棠、李宗仁等形同割据，夜郎自大。
蒋介石收买粤省空军的代价，是他购买同等数量飞机的三、四倍，但他却认为这比买新飞机合算，因为买一架只能抵广东一架，而收买过来一架则等于他比广东多了两架。训练一个飞行员比买一架飞机还贵，收买一个顶增即了两个飞行员。
这样算来，即使以四、五倍的高价收买广东空军也花得来。这就是蒋介石的算盘。
陈济棠的队伍全靠利害关系维系，基础不牢固，蒋介石拉走了他的空军之后又拉走了李汉魂。
孙科、上官云相又利用陈济棠的弱点“劝说”军长余汉谋拥护中央”，余遂决定叛陈投蒋。
七月六日，陈济棠的第二军副军长李汉魂挂印出走，七日在香港发表四份通电：
一、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中枢对西南此次行动因势利导，纳诸正轨”。
二、电呈蒋介石，称自已一直反对西南的此次行动，无奈“救国有心，回天无术”，只好“挂印封金，以藉明志，服从中央”。
三、致电陈济棠，指责他的举事之非，敦促他“统一救国”，“及时反旆，固我东陲”。
四、致电粤军各将领，呼吁与他共同行动。
八日，他又致电粤军第二军长张达，请他对陈济棠能仗义执言，使其悬崖勒马，听命中央。当天余汉谋飞往南京，然后通电广东，称他已乘机抵京，出席二中全会。随后，广东第一兵器制造厂厂长黄涛、虎门要塞总司令李洁芝、广东军医学校校长张建，于七月十日联名致电陈济棠，声明弃陈投蒋。
这样一来，陈济棠的第一集团军被蒋介石的剥“葱头术”一层层地几乎剥光了。
3、五届二中全会的“使命”
陈济棠的力量既已瘫痪，桂系孤掌难鸣。蒋介石在有利的形式下如期召开了五届二中全会，七月十四日结束。
五届二中全会讨论了国民党五大以来的内政与外交，强调按五大决议精神，建立力量统一纪律之严明的“近代国家”，实侧如何解决两广事变是全会的中心议题。
七月十三日，全会通过决议，“明令撤销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
同时通过《国防会议条例案》，规定：
“为整理全国国防，特设置国防会议，讨论国防方针，及关于国防各重要问题”。
设议长一人，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担任，副议长一人，由行政院院长担任。按此项规定，国防会议正、副议长只能由蒋介石一人担任。
决议组织的国防会议委员除按条例规定应为委员者外，特对第二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的“中央特别指定之军政长官"列举了十八名为委员，即：
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刘峙、张学良、宋哲元、韩复榘、何成浚、顾祝同、刘湘、龙云、何键、蒋鼎文、杨虎城、朱绍良、徐永昌、傅作义、余汉谋。
改任李宗仁为广西省绥靖主任，林云陔为广东省政府主席，黄旭初为广西省政府主席。
蒋介石在全会上讲话说，因为西南方面与中央太隔膜了才有这项提案。
他为表示主张抗日，特对五大决议的重要一段话作了明确的解释，称：
“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害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协定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性的时候。这是一点。其次，从去年十一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个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的牺牲。所谓我们的最低限度就是如此”。
蒋介石举起了“统一抗日“的旗帜以涣散西南的斗志，拢络国民党内部各派势力。
蒋介石的讲话在国民党中受到好评，局势趋向稳定，于是对两广采取进一步措施。
4、广东政局的瓦解
七月十三日，南京政府发布命令，免去陈济棠本兼各职。军委会连续公布二十八项命令。其中任命余汉谋任广东绥靖主任、第四路军总司令兼第四路军第一军军长，张达为第二军长，李扬敬为第三军长兼第四路军副总司令，黄光锐为空军驻粤指挥官，张之英为广东省江防司令。重新任命了各军副军长及各师长。
七月十四日，五届二中全会闭幕，发表了《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宣言》，着重强调“一致团结，保障统一，巩固中枢”，特别提到“西南两机关之撤销”，“尤足以扫除四次代表大会以来睽离隔阂之形迹，表示党国集中统一之实际，以根绝中伤分化之阴谋”。五届二中全会成了蒋介石统一两广的工具。
全会闭幕当天，余汉谋飞到大庾第一军军部宣誓就职，并发表通电，申述弃陈投蒋原委，限令陈济棠于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广东，第一军回师韶关。
十五日，第一军主力集中英德、军田一带，准备接收广东、陈济棠的队伍迅速瓦解。
第二军军长张达声明服从中央，欢迎余汉谋上任。
七月十四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举行会议，决定反对二中全会决议。
除继续保存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委会两机关外，最短期内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另组政府，以求打开局面。但萧佛成、陈融反对。十五日继续开会讨论，萧、陈退席赴港。
陈济棠、李宗仁等经讨论通过两项决议：
一、发表反对二中全会的宣言，于短期内在广州召开中央执、监非常会议，重申西南的救国主张。
二、组织一、四两集团抗日救国联军，以陈济棠、李宗仁为总、副司令。
可是，广东的形势已经大变，陈济棠的队伍已不听他指挥了。广东金融空前紧张，物价腾飞，军粮、民食均成难题。陈济棠见计划难以实现，便失去了支撑的信心。
七月十七日，蒋介石致电陈济棠，要求他立即下野。陈见无路可走，便立即回电，决定遵命下野，但表示反对余汉谋接管广东，要求中央另派大员。
十八日，蒋介石再电陈济棠，赞扬他决心引退，胸怀磊落，但驳斥了他反对余汉谋接管粤省权力，要求他要保证完成交接，不能别有差池，必要时蒋介石亲赴广州。
当天，第四师师长巫剑雄、空军将领黄光锐、陈济棠的亲信邓龙光等，分别通电或致函给陈济棠，声明他们拥护中央，服从余汉谋。陈济棠于上午十时在总部召开会议，宣布本人离粤下野。李宗仁在总部与陈济棠晤面后飞回广西。陈济棠于下午五时五分去了香港。
七月二十三日，余汉谋偕钱大钧到达广州。随后，林云陔他调，征黄慕松为省主席，宋子良为财政厅长，广东成了蒋介石的天下。
蒋介石搞垮陈济棠，完成了解决两广问题的第一步。
5、故技重施
蒋介石久存搞垮桂系之心，他想乘陈济棠倒台之势解决广西。
不过他也深知李宗仁、白崇禧绝非陈济棠，难以对付。
ˉ七月十八日，蒋介石到庐山问计于湖北省主席杨永泰。杨向他建议，切莫错过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应尽快采取措施。
于是，蒋介石改变五届二中全会决议，电令白崇禧出洋考察，李宗仁调南京军委会任职。
李、白接电后复电南京称：“墨沈未干，自毁信誉”，“殊难遵命”。
蒋介石遂改变作法，施调虎离山计。七月二十五日，南京政府命令，任李宗仁为军委会常委，白崇禧为浙江省主席，黄绍竑为广西绥靖主任。
蒋介石这一举动不仅李、白事前毫无所闻，就是刚刚被蒋介石召上庐山的浙江省主席黄绍竑也感到意外。
黄称这件事对他“无异于硬捉媒婆充当新嫁娘，两方精神都要受到极大的痛苦”，杨永泰则劝他准备上任，黄绍竑进退维谷，只好暂取消极态度，向蒋介石陈述不能从命的苦衷，又致电李、白请他们谅解，随后他去上海作壁上观。
李、白接到电令后决定破釜沉舟，与蒋介石周旋到底。但不蛮干，而是与蒋纠缠，使蒋知难而退，再相机言和，用“持久战”对付蒋介石。
于是，他们大张旗鼓地开展活动。
首先，李、白盛情邀请各抗日党派、团体的代表及著名人士到南宁共商抗日反蒋大计。
广西的《民国日报》也大造抗日舆论。
其次，李、白采取了巩固省防的措施，将省防军由十四个团扩编为四十四个团，征调全省民团在南宁、柳州、桂林等处建筑防御工事，蔡廷增重招旧部，将已报到的原十九路军官兵编成一个师，以翁照垣为师长。
广西的民团、学生纷纷应召入伍，以扩充桂军。一时间广西形成了一派热烈的抗日反蒋斗争形势。
李、白在两广联盟破裂的情况下敢于坚持斗争，存在四个有利条件：
第一、全国形势有利。
当时全国要求蒋介石彻底改变内外政策，团结抗战的呼声更加高涨。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对二中全会宣言》，要求蒋介石以抗日求统一，反对以内战求统一，实行有利于全国团结抗战的各项政策。
桂系要求南京以抗日求统一，反对以内战求统一，使蒋介石也无可奈何。
第二桂系是在政海波涛中儿经风浪形成的集团，将领之间团结力很强，已经与蒋介石合作的黄绍竑不敢插手广西，原因就在这里。中下级军官多为“子弟兵”出身，对李、白忠诚。广西民团，训练多时，组织比较严密，有较强的战斗力，是桂军的一支强大的后备军。
李、白据此相信，他的队伍不会在蒋介石的分化之下迅速土崩瓦解。
第三、桂系在国民党中素以反蒋著称。“九一八”以来一直坚持反对南京的对日外交。
一九三六年四月，李宗仁提出“焦土抗战论”，主张发动整个民族的解放战争，用大刀阔斧来答复侵略者，宁愿全国化为焦土也决不屈服，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国民党中也有相当多的同情者。
只要广西不主动向蒋用兵，而坚持南京领导抗战的要求，蒋介石也不敢轻启战端。
桂系特别重视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以便在与蒋周旋中兼顾各方意见。
第四、广西地形复杂，不利于蒋介石用兵。况且此时蒋介石还在西北严厉督促张、杨“剿共”，不敢过多分兵。
这使桂系相信，只要与蒋纠缠下去，蒋介石只有“知难而退”。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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