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李肇在《唐国史补》一书中评价唐宪宗时期的宰相时指出：宪宗朝，则有杜邠公之器量，郑少保之清俭，郑武阳之精粹，李安邑之智计，裴中书之秉持，李仆射之强贞，韦河南之坚正，裴晋公之宏达，亦各行其志也。
其中裴中书即裴垍，而“秉持”二字可以说准确地概括了裴垍的一生，也道出了裴垍的“为官之道”。
裴垍在为官之初，就能坚持原则，不徇私枉法。《旧唐书·裴垍传》记载，贞元中，裴垍迁考功员外郎后，时任吏部侍郎的郑珣瑜“请垍考词判，垍守正不受请托，考核皆务才实。”
按说选举的是“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应试之人也是“指陈时政之失，无所避”，而且“上亦嘉之”，本应该是皆大欢喜，但是这三个人的策文却触犯了多方利益。
《新唐书·李宗闵传》中说李宗闵在对策中“与牛僧孺诋切时政”触宰相，“李吉甫恶之”，而且就从目前仅存的皇甫湜的策文确实提到“今宰相之进见亦有数，侍从之臣，皆失其职”，因此时任宰相“李吉甫恶其言直，泣诉于上。”
另外，皇甫湜的策文还把矛头指向了宦官，认为“夫亵狎亏残之微，褊险之徒，皂隶之职，岂可使之掌王命，握兵柄，内鹰腹心之寄，外当耳目之任乎？”
他把枪口对准了“掌王命，握兵柄”的枢密使和神策军首领，他们是皇帝身边最信任的，与皇帝关系最密切的宦官，面对举子们的痛斥和讥讽，他们岂会忍气吞声。
而在面对既针对“宰相”又怒斥“宦官”的策文时，裴垍“居中覆试，无所同异。
”即作为覆试官的裴垍根本无所忌惮，覆试结果与考官意见完全一致，这说明了裴垍真的是做到了“严持法度”，只尊重事实。
而且就连和他交好的李吉甫都没给面子，这使得二人之间从此之后就有了芥蒂。
正如金滢坤在《论元和三年制举科场案————兼论牛李党争之发端与影响》一文对裴垍的评价一样，他“一贯鲠直、做事公正，不避政治危险”。
后来由于“贵幸泣诉，请罪于上，宪宗不得已，除於陵、贯之官，罢垍翰林学士，除戶部侍郎。”
裴垍虽然因为这件事被罢官，但他却真正维护了原则，维护了公平、正义，更因此赢得了唐宪宗的信任，“宪宗知垍好直，信任弥厚。”
五个月之后，在元和三年（８０８年）九月，年轻的裴垍就出任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唐人赵璘《因话录》卷五就记载了裴垍“不为故人调职”的这一件事情。
“裴光德垍在中书，有故人官亦不卑，自远相访，裴公给恤优厚，从容款洽，在其第无所不为”，可见二人关系很好，因此此人“乘间求京府判司。”
可是裴垍却并未就此答应了他“求官”的要求，他只说“公诚佳士，但是此官与公不相当，不敢以故人之私而堕朝廷纲纪。
他日有瞎眼宰相怜公者，不妨却得，某必不可。”这些话都说明了裴垍不管是在为官之初，还是在任相之后，他都能始终如一地坚守不徇私枉法的为官原则，不管是遇到“故人”还是“大僚前辈”，他都能够做到维护朝廷纲纪，不徇私枉法。
裴垍他总能看到别人身上的闪光点，做到慧眼识才。因此，他就是一个大型的人才储备库。
在《新唐书·裴垍传》中记载，李吉甫任宰相时，认为“宰相职当选贤任能”，他知道裴垍“精鉴”，就让他为自己推荐人才，“垍即崖略疏三十许人”，随便就能列出３０多人。
最重要的是他选的这些人才“吉甫籍以荐于朝，天下翕然称得人”，说明他的举荐绝对不是随便在凑数。
诗人元稹曾感恩裴垍“拔我尘土中，使我名字美”，从中可以看到这么多人都是因为裴度的赏识才被提拔、重用，甚至有的是“拔于疑碍”，真正做到了慧眼识才。
他的心中必定始终装着国家、装着朝廷、装着工作，一心为公，才能随时装着这么多的人才。裴垍荐官，“天下翕然称得人”，为什么他推荐之人总能得到大家的认可？
是因为他选人总是坚持“品行为先”的原则。无论是“垍在翰林，举李绛、崔群同掌密命。”还是在相位时“用举韦贯之、裴度为知制诰，擢李夷简为御史中丞，”这些人之后都能相继为相且“咸著名迹”。
其实仔细分辨这些人，会发现他们都有着共同的特点，都是性格“刚直”、品节高尚之人。
如李绛“性刚讦”“人多直绛”“宪宗察绛忠正自立”８；崔群“常以谠言正论闻于时”。
韦贯之为相“严身律下，以清流品为先，故门无杂宾”；裴度“劲正而言辩；李夷简“致位显处，以直自闲，未尝苟辞气悦人”。
特别是裴度和裴垍同是河东闻喜裴氏家族之人，同族同邑，但裴垍推荐裴度绝对是“举贤不避亲”，看中的是裴度的人品和才华。
裴度后来的政绩有目共睹，为相二十年，辅佐宪宗最终实现“元和中兴”。此外像崔植为大理评事时，“秩满退居洛下，潜心经史，尤精易象。
垍知其操行，擢拜左拾遗。”正是坚持“品行”为先的原则，他所选荐的官员都比较正直、严于律己，工作兢兢业业，一心为公，更没有贪污腐化之辈。
正如多次受到裴垍提携的元稹对裴垍的评价：故裴兵部之为人也，坚辩清净，号为名流。
及其为相也，构致群材，使栋梁榱桷咸适其用，人颇隘之。可见主要原因是裴垍自己就有“坚辩清净”的品行，所以他选的人也和他一样，他似乎总能找到志同道合之人共事，所以这些人才才会“咸适其用”。
裴垍以自己的无私和公正践行着一个宰相为国选材的职责。“故时人皆谓裴垍为相乃才与时会，知无不为”，一时间“朝无倖人，百度浸理。”
范祖禹也认为：古之贤相，不唯以谏争为己任，又引天下之贤者使之谏其君。此爱君之至者也。
若裴垍者可谓忠于事君而不负相之职任矣。裴垍任宰相期间，遇到一件大事。元和四年（８０９年）三月，“承德节度使王士贞薨，其子副大使王承宗自为留后。”
还是触动了正准备雄心勃勃一统大唐的年轻天子宪宗的神经，摆明了没把朝庭放在眼里，或者更确切地说，没把这位年轻的皇帝放在眼里。
面对王承宗的挑衅，年轻气盛的宪宗“欲革河北诸镇世袭之弊，乘王士贞死，欲自朝廷除人，不从则兴师讨之”。而对这件事情的处理则展现出裴垍理性、务实的工作作风。
其实，裴垍并不反对削藩，而且可以说他一直为削藩做着准备。因为宪宗继位以来，面对强藩的跋扈，荡平藩镇、中兴大唐就成为宪宗君臣的最大愿望。
只是他比较务实。正如唐宪宗所言：“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财力不赡”。李绛也说“国家财力渐丰，德化渐及，他时制置，必易指挥。”
这其实也是裴垍和李绛反对征讨成德的真正原因。裴垍深知要想真正取得对藩镇的胜利，只有积蓄财力才是关键。而造成朝廷“财力不赡”的主要原因就是“天下方镇恣意诛求，皆以实估敛于人，虚估闻于上”。
所谓“实估”，即当时当地的实际物价，它是市场交换中所承认的估价。而虚估，就是省估，相对于实际流通中的价格而言，它是虚的，因此又称虚估。
这种做法直接导致“物重钱轻，其后轻重相反，民输率一倍其初，故赋益苛，齐民重困”的局面。”
裴垍“深知其弊，俾有司奏请厘革”。因此裴垍任宰相后首先做的、也是裴垍任宰相期间最大的政绩就是对两税法进行改革。
这项改革早在元和四年（８０９年）二月就开始了，改革具体内容规定“应带节度、观察使州府，合送上都两税钱，既须差纲发遣。
其留使钱又配管内诸州供送，事颇重叠。其诸道留使钱，伏请各委节度、观察使，先以本州旧额留使及送上都两税钱充。
如不足，即于管内诸州两税钱内，据贯均配。”即诸道节度、观察使衙费用，就地在治所所在地征取。
如仍不足支用，然后准许征收其他管内州县赋税，而且规定“天下留州、送使物，一切令依省估。
这样，就改变了以前留州、送使、上供的比例，藩镇管内支郡送使钱全部变为上供，中央的财政收入就大大增加。
学者陈明光从财政学的角度认为“这些量变，反映了宪宗朝的中央集权程度有所加强。两税定额管理方面的这一改革，与此后宪宗频频发动打击叛藩的战争，其裁抑方镇势力的努力趋向是一致的。”
可见，抑制强藩、增加中央财政收入才是这场改革的真正目的。正是这种理性、务实的工作作风，裴垍对两税法的改革成绩斐然。
特别是“宪宗后来能够大规模地开展削藩战争并取得胜利，应当说与实行这一措施有直接关系”。
裴垍知人、识人，对当时的大批官员有知遇之恩，更重要的是他总是真诚待人，以情感人，他用自己的真诚和人品赢得了他人的信任和尊重。
他和许多官员不仅是同僚，更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关心朋友，爱护朋友。他也从不吝啬对朋友的赞美。
如他赞扬李藩“有宰相才”，赞扬郭子仪为“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这种欣赏和赞美让很多人受到激励和鼓舞，对他更是信任有加。因此，在他去世多年后，还有许多人十分怀念他。
纵观裴垍的为官生涯，可以说鞠躬尽瘁、尽职尽责。尽管裴垍只做了两年零两个月的宰相。
但他为宪宗朝遴选了大批有能力的官员、他对两税法的改革更是为宪宗荡平藩镇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他始终秉持着一名官员的操守，兢兢业业，一心为公。
因此，他受到了当时及后来人的敬仰，宋代朱熹弟子金朋说就曾写诗赞扬裴垍“竭诚佐理奖言司，先正君心帝者师。举荐不为肓宰相，尽供乃职日孜孜。#图文万粉激励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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