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山西老农挖出70斤黄金,到银行兑换时,遭当场抓捕。

老农名叫杨茂,地道的山西平鲁人,1979年4月,老农获得了一笔不义之财:

整整193块金砖,70斤重,随便卖一块金砖,老农就能成为万元户。

然而,还没等老农去银行换钱,他便遭到当地公安抓捕,不仅财物被没收,老农还面临着牢狱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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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不义之财究竟是何来历?为何会让老农遭到逮捕?

点个关注,一起揭秘1979年山西金砖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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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斤黄金

1958年,全国各地涌现出各种生产队,山西平鲁县就下分出不少大队,其中又按照村民自愿的原则,细分成生产小组。

一个生产队大概有15到30户人口,被平分为3到5个小组,从上到下有生产队长、副队长、会计、出纳、计工员、以及妇女队长等职位,普通村民就只能算作是生产社员。

山西平鲁的杨茂就是生产社员之一,生产队一开放,杨茂就踊跃加入,本以为在生产队干活,能捞到不少好处,但实际情况却是,整个生产队都入不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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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播种秋收季节,杨茂总会抢在最早时间下地,在公共食堂就餐时,杨茂又总是最后一个落座的,吭哧吭哧干完活后,大伙挣到的工分却是同等的。

出力最多,分到的报酬却和别人同等,这让杨茂有些懈怠。

1962年,刘少奇主席发布声明,开始实行“三自一包”活动。

决策一经落实,杨茂仿佛看到了希望,少部分土地被下放到农民手里,生产队也不再完全按工分来分配。

趁着这波改革,杨茂铆足了劲,1979年4月,杨茂接到大队任务,他需要去村外荒地“打春草”。

所谓打春草,意思就是开荒,村里村外有好几亩荒地,开垦出来又是一块粮田。

杨茂不敢耽搁,带着锄头便往村外走去,只见村外荒地一片泥泞,到处都是混杂着雨水的烂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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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无形之中加大了开荒的难度,杨茂一咬牙,几锄头接连下地。

起初开荒过程毫无异常,可到了中午时分,杨茂竟挖到了一个寻常的东西。

一锄头下去,带上来的不是泥土,而是腐朽的烂木头。

杨茂以为是大树烂在地里,没有多加在意,当他几锄头继续下地后,锄头却碰到了硬物。

杨茂赶紧铲开周围泥土,想看个究竟,还没等他看清楚,生产队监工便来到地里检查。

杨茂不敢出错,只在地面打了个标记,随后便继续锄地。

从早干到晚,生产队的人大多都回到家中休息,只有杨茂还惦记着地里的怪东西。

夜深人静,杨茂偷摸来到地里,扒开泥土一掏,竟然掏出了一个硬块,杨茂打起火把一看,这既不是石头也不是朽木,而是沉甸甸的金块!

金块长达18厘米,宽4厘米,大概有一个儿童的鞋印那么大,杨茂一合计,有了这块金块,杨家将在一夜之间成为万元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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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茂一边幻想一边继续锄地,让人震惊的是,荒地里远远不止这一块金砖,金碗、金环、金绳、金箔样样不缺,越往下挖,金器的数量就越多。

杨茂整整挖了一个晚上,到了凌晨开工时分,他总共挖出了100多块金器。

杨茂活也不干了,直接将金器全部带回家中,此时的杨茂还不知道,这批来历不明的金器,将给他带来一场牢狱之灾。

山西荒地里的金器究竟从何而来?挖出金块后,杨茂的下场又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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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场逮捕

1979年,山西老农挖出70斤黄金,到银行换钱时遭当场逮捕。

1979年4月,杨茂从地里挖出了一百多件金器后,为了掩人耳目,杨茂每天照常下地挣工分。

时间过去一个月,杨茂打上了这些金块的主意。

上世纪70年代,金块并不能直接流通,杨茂只能将金块换成钱才能使用。

如何换钱,就成了一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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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茂最早想的是找村民换,但山西平鲁只是个小县城,恐怕没有几个万元户买得起这些金块。

更何况,一旦有人买走金块,杨茂发财的事就会不胫而走,他很可能会被当成地主处理。

杨茂有些后怕,只能一边往地窖藏钱,一边寻找流通金块的法子。

5月,杨茂听说县城新开了一家银行,不管是玉石还是金银器具,县城银行都照收不误,同时还能将其兑换成大批现金出来。

70年代一克金的价格大概是25块,对比同一时期的物价,一个鸡蛋6分钱,一只老母鸡1块钱一斤,从上海坐车到南京,车票价格大概是5块钱。

杨茂挖到的金块,总共有好几十斤重,这显然是一笔天价财产,保险起见,杨茂挑了一块小金条去银行试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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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银行之前,杨茂特意清洗了一遍,金条看起来锃亮崭新,一到银行,工作人员果然收下了金条,可这并不代表杨茂能兑换到现金。

金条一落到银行手里,便迅速引起工作人员怀疑,首先是金条的纯度,杨茂带来的金条纯度极低,还不到60%的含金量。

新中国成立后,冶金提炼技术大有提升,金块提纯度显然不止60%。

另外,1979年银行管制严格,银行收下的物品,以及兑换出去的现金,都需要作详细的记录证明。

可当银行人员询问杨茂金块证明时,杨茂却一问三不知。

一块不属于现代的金块,加上没有证明佐证其来源,银行人员隐隐有了两个猜测,金块要么是杨茂抢来的,要么就是杨茂挖墓盗来的。

眼看银行人员起疑,杨茂连忙撒谎,扬言金块是祖传的。

杨茂自以为蒙混过关,殊不知,银行人员一边稳住他,一边拨打了县城公安局的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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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等杨茂换到现金,公安人员便先一步抵达银行,杨茂一头雾水,便被当场扣押。

随后杨茂被带走,在审讯室里轮流面对盘问,盘问始终围绕着一点——金块从何而来。

杨茂不敢隐瞒,将挖到金块、藏金块的来龙去脉全部坦白。

公安按照证词,果然在杨茂家中搜到了不少金器,在村外荒地里,公安还使用了更为先进的挖掘机器,这一挖直接挖出了更多金器。

加上被杨茂藏进地窖的,总共有193件金器,总重量可达70多斤,换算成今天的金价,这批金器的价格已经远超千万。

得知金器估价后,杨茂还在做着发财美梦,可接下来公安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们将地里的金器全部搬空,一并带走交给上级,途中还吸引了另一波人马——考古专家。

越来越多的人介入,杨茂顿感不妙,为了维护手中仅存的金块,他怎么也不愿意交出地窖中的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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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僵持下,考古室传来了消息,这批金器全是1000多年前的文物,杨茂已经犯法,将被公安带走实施扣押。

我国在80年代初出台了一项《文物保护法》,只要是在中国境内发现的文物,一律归国家所有。

也就是说,不管是不是村民自行挖出文物,只要有文物出现,则全部都归属国家,根本不存在任何“意外挖到”、或者是“捡文物”的说法。

而杨茂在挖出70多斤文物后,不仅没有上报,反而还私吞去银行换钱,这一情节足以让杨茂面临牢狱之灾。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祸,杨茂吓得脸色煞白,好在上级部门明察秋毫,杨茂属于是无意犯法,他所挖出的文物,并未流通到市场。

综合考虑过后,杨茂只被带走进行思想教育,口头教育结束,杨茂便被放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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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杨茂是这批金器的第一发现者,随着金器被收归国家,上级也准备为杨茂发放一定金额的奖励。

70斤金器能换来多少奖励呢?荒地中的文物,又为何出现在山西平鲁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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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补偿

1979年,山西老农挖出70斤金块,上交国家后,拿到多少奖励?

杨茂挖出金块后,本不想上交,经过一番思想教育,杨茂在国策洗礼下,终于交出了193块金器文物。

国家也没有食言,不到一周,便送来了一份大礼:

杨茂获得了300元的奖金,另外还额外获得了一辆拖拉机,杨家大门口也贴上了锦旗和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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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一辆凤凰牌自行车150块,县城工人平均工资大概是30块一个月,而地里种庄稼的农民,则谈不上工资。

300块的奖励,相当于工薪阶层一年的薪水,对杨茂而言,这笔钱绝对不算少,但对比其地里的金器价值而言,却是九牛一毛。

193块金器里,有一块重达985克的金块,上面刻有铭文:

乾元元年岁僧钱两金贰拾两。

乾元是唐朝年号,也就是公元758年唐肃宗时期,同时也是安史之乱阶段。

所谓的岁增钱,则是唐朝赋税的种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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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时期,佛教兴旺发达,唐朝在各地广修寺庙,并为僧人减轻赋税。

这本是一件好事,但落到一些商人眼里,却成了可乘之机。

一些商人自愿剃发,摇身一变成为寺外僧人,随着身份改变的,就是大大降低的赋税。

时间一长,许多商人纷纷效仿,这在短时间内让国库税收骤降,财政出现危机后,唐肃宗下令整改。

随着新的命令颁布,各地寺庙停止修建,先前造假的僧人,也需要支付额外的赋税,也就是“岁增钱”。

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出,山西老农挖出的正是唐朝的赋税金块,至于金块属于谁,这就涉及到一个叫“张通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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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金块刻着一排小字:

柱国魏国公臣张通儒进。

张通儒此人在历史资料上很少出现,从金条上看,张通儒担任柱国一职,实际上,张通儒却是安禄山的爪牙之一。

专家推测,张通儒很可能被安禄山封上一官半职,唐朝国库里的岁增钱便落到了张通儒手里,只可惜,还没等张通儒过上好日子,战火便燃烧过来。

张通儒的这笔私人财产,就此被深埋地底,直到1979年被山西老农挖出,这70斤金器才重见天日。

像山西老农挖出文物这样的事还有很多,1970年,西安施工队挖出11斤黄金;1974年,河南老农盖房挖出一堆金子,他们大多选择了无偿上交国家,国家也按照惯例为其颁发荣誉证书。

对于文物所属问题,一直都存在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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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我国文物法通过,明确表示不管是地面还是水底,只要文物出现在我国境内,则全都属于国家。

就算有人意外挖掘到,也必须上交,隐瞒或者是私吞都属于是违法行为,严重点还面临着处罚,而那些选择上交的,国家则会按照文物价值估价,对发现者施以一定补偿。

我国之所以制定这样的条款,原因也很简单。

如果文物落到普通人手里,势必会引起哄抢,再者会助涨盗掘文物的风气,从而对文物造成各种破坏。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为了保护文物,一些文物贮藏难,接触氧气、或者是私自锻造,都会对文物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为了保持文物的价值,最好的收藏方则是国家。

1979年,山西老农挖出的金块被收归国家后,它们有的被呈现在博物馆里,有的则被专家用作研究唐朝历史。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批金块也属于我们每个人,供后人瞻仰,或许这才是文物的最终最终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