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裁判文书与公众对话：探析清代“散体”判词的法理与文风

“散体”判词肇始于唐宋时期，兴盛于明清两代。其文风不拘泥于遣词造句、押韵对仗，判词聚焦案件事实，侧重定分止争、说理宣教。此种转变，进一步拉近了司法与民众之间的距离，对于维护当时社会的稳定、增进了亲族和睦、打造无讼社会有着积极意义。清代距今仅隔百余年，观其司法制度却有沧海桑田之感。探析清代“散体”判词的法理与文风，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取其精华，对于当代的司法工作也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

文辞简练、通俗易懂

中国古代判词形式多样，以语体形态进行划分，可分为“语判”和“书判”。魏晋以前，多为语判。李唐时期，书判逐渐增多。受当时文风影响，多为骈文判词。骈文判词大量运用典故，通篇采用四六句式，行文追求对仗和押韵，以唐代诗人王维流传于世的骈文判词为例，全文如下：

题：安上门应闭，主者误不下键（大意：皇城东南边大门应当关闭，管理人因为疏忽而没有上锁）。

对：设险守国，金城九重；迎宾远方，朱门四辟。将以昼通阡陌，宵禁奸非。眷彼阍人，实司是职。当使秦王宫里，不失狐白之裘（取自“鸡鸣狗盗”典故）；汉后厩中，惟通赭马之迹（出自《汉书·武帝纪》中“汗血马”典故）。是乃不施金键，空下铁关。将谓尧人可封（同成语“比屋而封”出处，代指民风淳朴），故无狗盗之侣（同“鸡鸣狗盗”典故）；王者无外（出自《公羊传》，意为“天下归一”），有轻鱼钥之心（《芝田录》：门钥必以鱼形，取其不瞑目守夜之意）。过自慢生，陷兹诖误。而抱关为事，空欲望于侯嬴（取自“窃符救赵”典故）；或犯门有人，将何御于臧纥？（出自《左传》臧纥“闯关出逃”故事）固当无疑，必置严科。

作为唐代骈文判词的代表作，通篇引用了大量典故，从正反两面论述了玩忽职守的行为不可饶恕。文字对仗工整，朗朗上口，体现出作者明辨是非的判断力和深厚的文学功底。

但是，骈文判词修辞过多，过于追求押韵和对仗，内容上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往往存在事实表述不清、定罪于法无据等问题。如明代官员、学者徐师曾认为：“（骈判）其文堆垛故事，不切于弊罪，拈弄辞华，不归于律格。”唐宋时期，韩愈、欧阳修等人发起的古文运动，也是直陈骈文之弊病，倡导散体文，讲求文章要言之有物，以此改良当时文坛华而不实的风气。伴随着古文运动的兴起，判词的文体变革也随之而来。两宋时期，“散体”判词逐渐流行开来。

到了清代，政局总体趋于稳定，玉米、番薯等美洲高产农作物的引进，使得人口数量激增。商品经济繁荣、人员交往密切的背景之下，民间诉讼亦随之增多。因应社会形势变迁之需要，这一时期的判词大多改采平白直叙，文字浅显易懂，内容简明扼要。

迄今保存最为完整的清代县级公文档案《淡新档案》中，如同治11年“仑仔庄民曾选控告房叔曾先寿霸耕抗租案”，详细记录了时任新竹县令下达的判词：

“祖遗田业，按房均分。尔祖名下应得谷十石，自归尔父兄弟五人，每人二石。除长房曾岱外，其余四房自应照分，何以归尔一人支收？此中是何缘故，词内未据叙明。且既按房应分之谷，曾先寿别无延欠，何以独欠于尔？惟恐另有别故，着邀房族妥理，勿遽兴讼。”

通篇判词仅百余字，采用散体文，通俗易懂，判词针对原告陈述的“事实”进行了明确回应，并提出了相应的疑问。内容上既无引经据典，也非长篇大论，更不刻意追求对仗押韵。无独有偶，纵览《淡新档案》中记载的各类司法案件，不仅判词，包括当事人提交的状词，大多浅显易懂，简单明了，即使涉及秀才、举人等“知识分子”的司法案件，行文也大同小异。

事实上，清代地方官府对于当事人呈交的状纸都有既定格式要求，行文和字数亦有明确规定。既为官方规定，这也可以从侧面印证清代官府的诉讼文体与唐代引经据典、对仗押韵的行文有着较大不同。这种文辞简练、通俗易懂的“平民化”风格也就进一步拉近了司法与民众之间的距离。

逻辑严密、注重证据

裁判文书最核心的功能，是透过法律的解释适用与说理，从而实现定分止争。这一点上，清代的“散体”判词迥异于唐代骈文判词的春秋笔法，判词注重剖析事实，聚焦争议焦点，就事论事。

仍以《淡新档案》中记载的司法案件为例，如“林李氏具告林涂设计拐匿苗媳案”，主审官下达批词：“该氏苗媳陈为凉果于四月间，被林涂设计拐匿，厚赂夫弟林俊主卖为妻，城厢咫尺，何以延今二旬，始行出控？一面之词，恐有不实……”而在“杨李氏诉棍恶郑池奸拐其童养媳任助娘案”，新竹县正堂张升元亦作出类似批词：“据呈，郑池将该氏养媳任助娘拐逃，究系伊人见证，及氏子何名，亦未叙及，且逾两月之久始出具控，本显无理，姑候饬差先行查明虚实禀覆察夺。”

在官府看来，涉及拐卖妇女的案件，家属必定心急如焚，理应第一时间报案，反之则必有不实之情。因此，当差役查明“任助娘现在杨李氏家中属实，至郑池已赴苗署充当长班头役，无从查询”等情况后，张升元在结案判词就表露了不满：“任助娘既在杨李氏家中，并未拐逃，何及无端妄控，殊属可恶，候即将案及票，一并注销可也。”

有关证据内容方面，如“洪仁贵告官九和等霸占祀业案”，洪仁贵控告官九和等霸耕田业逾期不还，虽连上七呈，官府依旧“不准”（类似“不予立案”或“驳回起诉”），症结就在于其始终拿不出相关契约，即“官九和等向汝赎垦，当既约有年限，曾否立约，既未声明，又不呈验，碍难凭信，不准”。

由此可见，地方官员凭借丰富的审理经验和办案技巧，可以透过诉状内容，细查背后的虚实，让判词有的放矢，加快案件的审结进度。

实际上，针对百姓的诉讼，清代张五维也说得很清楚：“民间讼事不一，讼情不齐。其事不外乎户婚、田土、命盗争斗，其情不外乎负屈含冤、图谋欺骗。听讼者即其事察其情，度之以理，而后决之以法……讼不在乎肯问，而在乎能决情理之平。”

息诉宣教、以和为贵

清代诉讼风气盛行，案件数量陡增。根据记录，清朝中后期，地方知县平均每年要处理150件诉讼案，有些县的记录甚至达到了1500至2000件左右，要知道知县作为地方行政长官，需要处理辖区内大小事情，如收取赋税、劝客农桑、兴办教育、维护治安等行政与司法事务于一身。“案多人少”之下，官府亦在积极寻求解决之道。以清代为例，官府处理案件倾向双方和解、息诉销案，尤其是涉及田土、户婚等家族纠纷案件，更希望亲属自行和解，不要对簿公堂。体现在判词之中，既包含官员苦口婆心的说教，亦希望借助亲族发挥调解作用。

前述“霸耕抗租案”，曾选呈交具状后，县令在批词中回复：“着邀房族妥理，勿遽争讼”。而在另一起抗租案中，新竹知县沈继曾也作批词：“公业有所纠葛，应向房族理论”。当原告继续呈交状词请求将被告提讯到案，知县沈继曾则以“察核情词其间，恐有不实不尽，着即邀同宗房，自向理处可也。不得请提讯，致伤一本之谊”，拒绝了原告的请求。之后，其更是语重心长劝解：“公业有所纠葛，莫善于邀集族房长公同理论，一经对簿公庭，则彼此饰是隐非，各逞祷幻，其中委曲真情，诚非官所能深悉也。所谓清官难断家里事者，此耳。尔等与吴士梅究竟作何交葛，应如何阄分，族众自有公议，可邀请正直望重之房长，秉公理处，不虑其不从。”而根据档案记录，该案似乎没有下文，可能是因为当事人之间已经自行解决了争端，亦有可能原告放弃了诉讼，这也是清代地方官府审理司法案件中的一种常见现象。官府往往借助乡绅、亲族的影响力，由其居间发挥调解作用，达到息诉的效果。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自然而然，裁判文书成为了司法与公众对话的桥梁，不仅担负着对诉讼当事人的释法明理、定分止争的功能，也向社会大众揭示“法律”的存在，指引规范人们的行为。裁判文书承载的社会功能，要求其文字必须浅显易懂，尽量避免使用太过专业的法律术语，从而不至于让普通民众因文字、文体的陌生感到望而却步。以史为鉴，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探析清代“散体”判词的法理和文风，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司法实务，学习和吸收古代法曹的断案技巧和审理智慧，发挥裁判文书的“对话”功能，及时回应公众的关切，实现中华优秀司法文化与新时期法院工作的有效契合。

（张孟康，作者单位：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

来源：人民法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