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封建王朝的末代皇帝之中，崇祯皇帝的结局要算是比较惨的那一档：抱着“君王死社稷”的逻辑，但却守不住大明朝、守不住北京城，最后不得不吊死在煤山。

实际上，崇祯之死不完全源于吴三桂、李自成等等外因，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内部“背刺”，背刺者还是崇祯自己信任有加、一手提拔起来位极人臣的内阁首辅。

陈演的腾飞之路

无论史书，还是后世学者的研究都显示，崇祯并不算是一个特别“摆烂”的皇帝。相反，他对朝政颇为用心勤勉，日常厉行节约，努力营造一种“理想皇帝”的人设。总之，从他的种种表现看来，他是想把这个王朝治理好的。

要想达成行之有效的治理，自然不能只靠皇帝一个人废寝忘食。中国古代理想君王的标准少不了一条“任用贤人”，胸怀壮志的崇祯也想在这方面作出突破。

贤人从哪来？他选择的方式是“随机抽考”。

崇祯提前准备了一些问题，准备上朝的时候拿出来考察自己的大臣。

具体是什么样的问题，现在当然已经无可考证。但从常规来讲，应该不是什么引经据典死读书的题目，极有可能是有关治国实际策略、应对具体事件的命题作文。

按理说这个方法是没有太大问题的：突然袭击，大臣们来不及事先准备，考问实务，那些死读书类型的大臣们也未必答得上来。这样一来，不就能够成功筛选出治国理政真正需要的、有才干的大臣吗？

然而崇祯却忽略了一个近在咫尺的漏洞：作为一个从小都有大群奴仆伺候，基本缺乏生活自理能力的皇家人，他身边是缺不了宦官近侍的。

而他的大臣里，也恰恰有人瞄上了这一点，并且抓住这个漏洞一通操作猛如虎，获得了崇祯的特别看重，直接爬上了内阁首辅之位。

这个人就是通过科举考中进士进入仕途，当时正担任礼部右侍郎的陈演。

进位首辅，位极人臣

陈演是四川井研人，天启年间就考中了科举，进入翰林院当编修。崇祯即位后，陈先是升任了翰林院的主管官员，又调任礼部，任职礼部右侍郎。

明史对陈演的评价是“既庸且刻”，意思就是说他并没有什么治国才干、工作能力。然而陈演在官场上的手法却十分圆滑，而且堪称无孔不入。

自从崇祯继位登基，陈演就开始不断地揣摩这位新任天子的脾性爱好，竭尽全力迎合上意。光靠察言观色肯定不够，陈演特意下本钱去结交宦官内侍，以便从中获得内部消息。

这些本钱果然没有白花，这一次陈演的布局也生了效。他从交好的内侍手里拿到了崇祯准备考问的题目。

这样一来，对陈演来说，随机抽考就变成了开卷考试。陈演在朝堂上对答如流、有条有理，给崇祯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陈演的这一套玩法，和小说《三国演义》中杨修为曹植准备答案的做法简直如出一辙。所以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不管办法有多么老套，有效的办法就是好办法。

由于陈演对答得当，崇祯把他当作有真才实干的国之栋梁，很快就给他升了职，让他进入内阁。

对明朝的臣子来说，入阁与不入阁，官运可以说是本质的差别。之后又因为前往山东平叛有功，陈演的官职再度高升。

等到前一任内阁首辅周延儒被罢免，陈演便接替了周的位置，真正意义上做到了位极人臣的“首辅”。

“迁都之议”坑崇祯

然而就在这个位极人臣的首辅之位上，陈演实实在在地“坑”了一把崇祯。

具体事件，便是发生在明末的“迁都之议”。

在整个明朝，尤其是明朝中后期的朝野舆论中，“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是某种近乎不可被挑战的政治正确。“迁都”这种说法形同逃跑，自然很难被朝野接受。

明朝建立初期，都城原本是建在南京的。等到明成祖朱棣上位，迁都到了北京，但南京仍然保留着基本的政府机构。这个设置原本就是为防备局面有变留下来的后手，也就是说万一北京那边局势不好，就撤到南京，把南京作为临时的都城来使用。

然而经历了明英宗时期的土木堡之变，“固守都城”成为了某种政治正确。土木堡之变时期，朝廷有新任兵部尚书于谦作为中流砥柱，又得到孙太后的大力支持，成功守住了北京，也就堵住了此后再提议“南迁”的可能性。

时任翰林院侍讲的徐珵因为提议迁都，直到此事过去之后仍然官路坎坷，不得不拉下脸去求于谦的门生。然而即使于谦认为他确有能力而向朝廷举荐，也仍然因为“将坏诸生心术”的理由而得不到再度任用。

这样血淋淋的例子摆在前面，哪还有大臣愿意冒着被道德审判的风险，轻易开口说一句“迁都”？

而崇祯自己，更是惟恐主动开口“逃跑”会导致自己的皇权威信发生动摇，因此一定要等着大臣开口、三催四请。最后自己再勉为其难地表示同意，以此来逃避责任、确保自己“英明神武”的形象能够得到保全。

这个“开口人”的重任，崇祯便寄托在了首辅陈演的身上。他召来陈演深谈局势，最后满怀期待地表示，“此事要先生担一担”。

皇帝等大臣开口

皇帝开口什么意思，官场老人精陈演自然不会听不懂。如今“迁都”这个话确实不好提，但皇帝却又十分需要他来提。

然而提了之后呢？万一日后秋后算账，“ 弃守都城”这个责任自己是否扛得起？

在此之前，关于南迁这事到底行得行不得，虽然朝堂并未明说，但是在后宫之中，早已经分成两派争论不休。

崇祯的周皇后支持南迁，但崇祯的皇嫂天启懿安皇后张氏为首的守旧派，却极为反对南迁的动议。张皇后还曾经以“祖宗宗室”为由，严正反问过崇祯。

由于上位过程的原因，崇祯平时对这个皇嫂极为尊重，本身也确实扛不过祖宗家法的压力，因此明面上不得不打消了迁都的企图。

当然，这也是因为当时谁也没想到后来明朝的局面能一溃千里，到了几乎收拾不起来的地步。

明军的内线主力孙传庭部全军覆没，李自成在西安登基，一路向东打到京城。而明朝的外线同样扛不住来自后金的压力，洪承畴兵败被俘，只剩下吴三桂孤军扼守山海关。

到了这个时候，崇祯梦想中的“中兴明朝”伟业自然难以达成，是否需要南迁也就成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但由于前文所述的种种原因，崇祯并非不想迁都，但却一定要让臣子们表达出“恳切劝谏”的态度，然后自己再勉为其难。

早在内阁首府还是周延儒的时候，崇祯就曾经私下找他商议过此事，并命令他不得泄露。

后来，崇祯又明示暗示一些大臣，让他们在朝堂之上就迁都之事造势推动。一些大臣认为应该“圣驾南巡”，也就是说崇祯本人应该去南京；另外一些看法则认为应当派太子去南京，大臣和崇祯则留在北京坚守。

在这个时候，崇祯需要的是一个有足够威望和地位的大臣，在朝堂上一锤定音。

这也就是他选择陈演的本质原因。

首辅陈演的选择

然而陈演那边，却还有他自己的内心算盘。

首先，由于之前那一场“京师保卫战”形成的无形舆论、道德压力，大明朝没有谁敢轻易提南迁这个事，陈演自然也不例外。

一旦开口提了迁都南京，不但会伤害到朝廷后宫中守旧派例如张皇后等人的利益，更会受到朝野清流的道德谴责。

实际上，当时整个朝廷的大臣，甚至坐在最高位上的崇祯本人，未必就不明白这个道理。崇祯曾经派人接触后金进行和谈，也曾经派人接触李自成，只是这些和谈全都在极为秘密的前提下进行，没有办法拿到台面上来讲。

如果大明朝廷最终决定要南迁，这个决定除了崇祯本人之外，也没有任何别人能够扛得起来。

陈演对这一切心知肚明，也非常爽快地在个人立场与忠诚与帝王之间做出了选选择。

不管崇祯如何暗示，在公开的朝议场合，陈演本人都选择装聋作哑，绝不开口提及迁都南京的事。

不仅如此，他还暗中授意一部分大臣，对于主张迁都的李明睿等人进行严厉的道德谴责。于是，崇祯所期待的“满朝大臣力劝皇上迁都”的局面，始终都不曾出现。

就这样，深埋在崇祯心底、无法宣之于口的迁都想法最终无疾而终。

当李自成攻下太原之后，朝廷原本决定要紧急征调吴三桂进京“勤王”，但此事也被陈演、魏藻德等内阁大臣拖延误事，导致了机遇失去、后果难以收拾。

此后陈演自己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不得不引咎辞职，并承认自己“判断失当，罪当死”。崇祯更是气得不行，说他哪怕一死也“不足蔽辜”。

陈演当首辅前后大概有十个月的时间，最后得到崇祯的评价是——“朕不要做，先生偏要做；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

末路结局

最后陈演的结局如何呢？

他虽然没有了高官，但为官多年却也积累了大量的家产。当初军情紧急，崇祯要官员们带头捐款助饷，陈演也是哭穷、力表清廉的一员。

但当李自成大军攻下北京之后，陈演为了保命，主动向李自成部将刘宗敏献出四万两白银“助餉”。刘宗敏拿到了钱就释放了他，但仅仅过了四天，李自成出京与吴三桂及清军作战，为了防范明朝旧臣“作乱”，又将陈演等人逮了起来，斩首处决。

被史书定论为“既庸且刻”的明朝末任首辅，就这样走到了自己人生的尽头。

要说崇祯困守北京、走向末路，与他亲手任用的这位内阁首辅不能说没有关系。陈演不但断送了崇祯退往南京谋求生路的可能性，还拖延误事，延误了吴三桂进京“勤王”的可能性。

因为当时清军在北，李自成的势力则主要在陕西、山西、湖北、四川等地，江南一带例如江浙、福建等地仍然属于明朝统治之下。如果崇祯能够趁机跑到南京，未必就没有喘息的机会和今后反攻的资本。

但陈演却是一个只管自己的人，并不像封建士大夫准则要求的那样“忠于皇权”、“心怀天下”。他和明朝末年的大部分大臣一样，跟皇帝玩着一种心照不宣的游戏。

皇帝哭穷，大臣也哭穷。反正这个天下是你朱明的天下，并不是哪一个大臣的天下。

另外，陈演对崇祯的为人行事也有足够的了解。这位皇帝自负英明，容不得自己的名声有一点不完美，因此常常需要大臣来替他“背锅”。每有大事被追究，不管一二品大员还是八九品小官，都很难逃得过皇帝的“算账”。

譬如此前受命“秘密”和谈的兵部尚书陈新甲，就是因为此类原因被归类为替罪者，在京城西市开刀问斩，直接震惊了整个朝廷。

陈演曾经私底下叹息，在崇祯皇帝面前说的每一句话，都必须思前想后在肚子里反复转好多个圈子；偶尔有一点话头不对，都能让人吓到汗流浃背。

诚然，封建王朝一直都有“伴君如伴虎”的说法，但像明朝末年这样君臣关系如此畸形的也并不多见。崇祯死前的那一句“诸臣皆亡国之臣也”，也证明他直到走上末路，也仍然认为是这些大臣耽误了自己。#图文万粉激励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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