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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年前的今天,1936年2月26日,日本发生“二·二六”事件,又称“帝都不祥事件”。

西田税、栗原安秀、安藤辉三、河野寿、村中孝次、矶部浅一…一帮日本青年军官,策划发动“起义”,率领士兵袭击多位政府高官,实施“天诛”,以消除“国体之敌”。

冈田启介、西园寺公望、牧野伸显、铃木贯太郎、斋藤实、高桥是清、渡边锭太郎——七位重要政治人物,因为支持《伦敦海军条约》等原因,成为“必须除去的目标”,其中,后三人在刺杀行动中殒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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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军领袖之一栗原安秀陸軍歩兵中尉

事后,19名起事部队领导人被处以死刑,40人被监禁,陆军“皇道派”势力遭到沉重打击。

但也正因为 “二二六”,军方对于政府决策的影响力反而大大增加了。从这以后,官僚、垄断资本家、政党结成联盟,军队彻底绑架了国家。

囚禁军国主义魔鬼的最后枷锁,也被打开了。

01关于“二二六”,绝不仅仅是政治

提到日本军国主义,有些朋友情绪一上来,就爱往日本鬼子的劣根性上说。

日本鬼子当然不是东西,但任何政治事件,说到底,仍然是经济问题的延续。

恩格斯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在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应当在相关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

说的咋那么对呢?不愧是伟大导师。

旧日本的经济,天生畸形。

1867年,幕府时代结束,日本进入明治时代。提起这段,一般的历史书总爱说“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乍一听上去,正面性还挺强,评价还挺高。

但如果仔细看史料,你就会发现,明治维新这事,并没有什么进步性。充其量,不过是日本旧封建势力,披上了一身“资产阶级”的皮而已。这件事的本质,还是长州、萨摩、土佐这些藩,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与幕府之间的一场权力斗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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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孝明天皇,在给会津藩藩主松平容保写的一封信(尊称叫“宸翰”)里,也气鼓鼓地说:“朝廷上下尽是攘夷暴论,令朕痛心疾首。

天皇自己都这个口气,倒幕运动到底是个啥性质,您就可想而知了。而且,木户孝允、西乡隆盛等所谓的“维新志士”,志向和能力也没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夸张,并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政见,更不要说搞经济。

像坂本龙马和后藤象二郎制订的“船中八策”,已经是很著名的维新政治纲领了,也只不过说了些“大政奉还”、“官制改革”、“建立海军”之类的套话,并没什么新鲜的。

相比之下,在西方,就连普遍被认为是“暴君”的克伦威尔,也会先让议会通过限制荷兰的"航海条例",才忙着去当“护国公”。

所以,所谓的“明治维新”不值得迷信。对“资本主义”这件事,日本从根子上,连作业抄的都不是很合格,相当生搬硬套。当时的西方人评价日本人是猴儿模仿人,也不是很冤枉。

02 旧日本国家发展逻辑,就一个字

如果再提到旧日本的国家发展逻辑,就更加一言难尽了。

推行着“皮似骨不似”的冒牌资本主义,日本人野心却很大,并且等不及像那些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似的,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搞自然发育。

日本想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直接跑步进入帝国主义。

所以,同样是发展经济,日本并不关心民生福祉,只关心老子啥时候才能牛逼一把,简单粗暴好理解。

从明治维新,一直到后来的“二战”,把日本制订的那些国家发展总纲,挨个儿拿来看一看,跟当年丰臣秀吉妄图侵略大明朝,并没什么本质的不同,无非是“直入大明国,使四百州化我俗”的版本迭代——说了半天就一个字:抢。

从吉田松阴的“补偿论”,到佐藤信渊的“神国中心论”;从大隈重信的“中国保全论”,到田中义一的“田中奏折”,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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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田松阴像

一方面,这是因为日本地盘相对不大、资源有限,产业落后——更关键的是,国内市场狭小,就算发展经济,生产了东西也没处去卖。条件嘛,就是这么个条件,所以在日本人看来,不提侵略俩字,简直连政府工作报告都没法儿写。

所以我们今天看反映日本大正、昭和时代的影视作品,那里面的日本人,似乎总是一副苦大仇深的嘴脸——明明没人招他们,没人惹他们,这些人却天天一肚子委屈,满眼都含着悲愤,恨不得天天脑袋上勒着裹脚布,好“奋发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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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日本想崛起那阵儿,世界上的地盘,也早让老牌帝国主义们瓜分了个干净。日本一个后起国家,站在偌大的世界面前,兜里又没钱,满眼望去,净是别人家的干粮,说也不敢说,动也不敢动,好不甘心。

那么,老老实实干活儿么?换成咱们中国人,也许可以,可日本人就不行——不是不能干,而是嫌太慢——人家也不是没试过,苦力也干了,身也卖了(看看《望乡》里的“南洋姐”和《啊!野麦岭》里的女工),可回头一看这积累速度,还是太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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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头想想,要“跑步进入帝国主义”,不抢还是不中啊。

但问题是,咋抢?论打,肯定打不过大国,只能从软柿子开始捏——吉田松阴所谓的“补偿论”就派上了用场。所谓“补偿论”,说白了就是“街上大哥抽我,我就抽比我还怂的”。一开始抽朝鲜,后来染指大清,再然后搞到俄国,最后才动到英美。

能抢就抢,抢不动就讹,讹不动就偷。反正能占便宜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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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抢,也是要有本钱的。就算是梁山好汉劫法场,也不能抄根擀面杖吧?日本看看手里仅有的那点可怜的资本,倒抽了几口冷气:“这个钱地,要花在刀刃上地干活”。再加上刚从封建武士转变成资本家,也不懂啥叫正宗的资本主义,论花钱,还是自家的奴才更值得信赖啊。

于是原来的“御用商人”们,摇身一变,成了“政商”,再后来,变成了财阀。

03 奴才翻身,“财阀”登场

起步期,日本着实走了狗屎运。连打了几仗,都赶上了对手最虚弱的时候。另外,帝国主义之间矛盾重重,也让日本发了横财。

最典型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日本有个历史名词,叫“大战景气” (大戰景気/たいせんけいき),或者叫“大正泡沫”,说的就是从1915年下半年,一直持续到1920年初的经济兴旺。

这期间,日本进出口翻了两番,出口过剩金额达到了14亿日元。铜、鼠尾草、鞋、锑、豆类、茶叶、大米、棉布、生丝、黄铜、锌的出口规模大大增加。

到1919年,日本产业工人翻了一番,达到了147万人。大阪这样的工业城市,已经被称为“东方曼彻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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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波“景气”的背后,是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陷入一战,生产停滞、出口受阻。再加上美国的崛起,对日本生丝等产品需求非常旺盛,大家才把订单雪片般扔给日本。

但日本接订单的姿势有问题。

还是那句话,武士大爷们是不会亲自下场打野的,干经济,主体还是官商。

这些官商发展到后来,个个富可敌国。比如三井财阀,二战结束的时候,旁系公司及其子公司,已经达到了270余家。这个数字,比所谓的韩国财阀——三星在2021年的数字(228家)还高。另外,主打的也是物产、银行、船舶、钢铁、造纸、电子、石油、化学农药、仓库、旅游、核能…妥妥都是命脉产业。直到今天,东芝、索尼、丰田…这些大品牌的背后,仍然有三井财团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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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类似三井这些财阀,有些连创始人是谁、怎么起家的,都说不清楚。

因为他们的真实身份,无非是过去的“御用商人”——三井自己就是。除了帮幕府搞年贡汇兑,还可以拿这些公款免费放五个月的贷。

另外一种官商,是“维新”时代跟着藩主混过的小跟班。最开始,可能就是倒腾米面粮油的,或者跑跑船,运运货。可当封建武士们把手里的本钱交给了他们,这些人就像忍者神龟,让神奇的小药水浇灌过一样,瞬间成了人。

比如说,当时政府为了确立通货制度,向民间事业提供贷款。但这些钱都给了谁呢?最大的融资对象,就是三菱会社。1875——1879年,三菱一家就融资近250万日元,光是支持三菱海运的资金,就占了贷款总额度的1/3。

其次还有广业商会、三井物产、上毛蚕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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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方面,五代友厚拿的最多,近70万日元。五代友厚何许人也?萨摩藩藩主岛津齐彬手下的“御船奉行副手”,说白了,就是小厮,靠利用本藩资金买办洋船起家。

其他拿到融资的个人,还有涩泽荣一、益田孝、原善三郎等等,也都是这类人。其中涩泽荣一,大名鼎鼎,日本一万元纸币头像拥有者,被誉为“日本企业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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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贷款,那就要偿还,对吧?可到了最后,三菱会社只还了融资的77%,三井物产是85%,广业商仅还了10%。

五代友厚,只还了8%。

剩下的钱,都哪儿去了,不言而喻。

这些人吃得脑满肠肥,占尽了当“国有买办”的便宜,于是在随后,这些人也始终与日本的对外扩张战略同进退,充当国家的急先锋。

一旦出现了前面提到的“大战景气”,这些人就又会赚到盆满钵满。

数据显示,到1914年,日本全国资本在100万日元以上的大公司,虽然仅占公司总数的2.1%,但却占有公司资本总额的63%;资本在500万日元以上的财阀系大公司,只占公司总数的27%,却控制着全部资本的38.5%。

04 一战结束,好日子到头

“大战景气”,果然够景气。

到一战结束后的1918年,日本航运业的利润率竟高达191.6%,造船业达到166.6%,棉纺业为 115.9%。钢铁业方面,民营钢铁企业已经暴涨到208家,翻了近十倍。

不但老财阀们春风得意,甚至还出现了“铃木商店”这样的新财阀,扬言要和三菱、三井争雄,“三分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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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气”不断高涨,银行自然也乐开了花,纷纷主动给企业贷款。对赚钱的狂热,完全压倒了对透支未来的担忧。谁也不会想,有一天好日子会结束。

然鹅,好日子一定会结束。

随着“一战”结束,事情开始向不妙的方向发展。

首先,由于妄想“好日子永远会继续”,大部分日本企业,只顾疯狂投资,赚到的钱都等不到装进兜里,就又投了出去,并且还大量借款。比如号称要和三井三菱分庭抗礼的铃木商店,到1922年末,贷款总额已经达到惊人的3亿多日元,光是从台湾银行一家借的款,就达到1.7737亿日元。

不过,随着需求降低,企业生产出来的东西,是越来越卖不出去。在当时的横滨港口,光生丝就堆了20万捆,这欠的钱啊,肉眼可见是还不上了。

另外一层,“大战景气”虽说带来了繁荣,但也让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之前,企业们都怕争不到订单,拼了老命买设备、搞基建,全力偏向重工业和化工部门。这就造成轻工业、农业得不到应有投资,严重的通货膨胀随之而来。再加上财富集中在财阀手里,中小企业、民用工业、农业,就遭到了双重打击。尤其是农村,负债累累,纷纷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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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16年,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在《大阪朝日新闻》上连载畅销书《贫穷物语》,主张穷人的贫穷,并不是本人的责任,而是因为资本家和被称为“暴发户”的人们的奢侈。

列位看官记住这个茬儿——此时的日本,农民还是绝大多数,农村是军队的主要兵源。尤其是下层军人,大多出身农家。

本来国家战略就是抢,自己家再穷到没裤子,再不闹军国主义狂热,就有鬼了。

而且,就在“大战景气”渐渐偃旗息鼓的时候,日本经济更雪上加霜——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来了。

05 关东大地震与“票据灾难”

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里氏7.9级强烈地震(后经测算,实际为8.1级)。地震波及东京、神奈川、千叶、静冈、山梨等地,并导致霍乱流行。震灾造成9.1万余人罹难,4.3万余人下落不明,10.4万余人负伤。

经济损失,高达60亿日元——相当于日本1922年度一般财务预算的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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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地震摧毁的横滨市区

大地震后,老首相加藤高明突然病倒,很快嗝屁。若槻礼次郎内阁继任上台。为了救济经济界,若槻继承老首相遗志,继续大量发行“震灾票据”,对企业进行资金扶持。

所谓的“震灾票据”,说白了就是贴现贷款——先让企业凭着商业票据,可以到普通银行去贴现,得到现金,解决燃眉之急。而发出现金的普通银行,再将买进的票据拿到日本银行那里,进行再贴现。

本来,这招还不错——国家兜底嘛。但这事有个巨大的漏洞——那些企业,尤其是财阀的寡头企业,怎么会不利用这个机会,夸大自己的损失呢?

你又不能一条一条下来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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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芝加哥街头为日本地震募捐。中国政府当时也日本大量捐款,并派出援助华工,但这些华工却被“自卫团”趁乱抢劫和杀害。据不完全统计,约有700多名中国人在这次屠杀事件中遇害

其结果就是,大量企业把本来不是地震造成的损失——比如不良债权什么的,也都按照地震损失报上来,一家伙就把银行挤崩了。到1924年,日银向普通银行发放的票据,已经达到4.36亿日元之巨。

企业是把屎盆子转移给国家了,国家却让不良票据挤兑疯了。大藏大臣片冈直温,一看山一样的不良票据都没法儿结算,被逼到神经错乱,失口来了一句:“你们还闹!闹个鸡毛啊闹!今天中午,渡边银行都破产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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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大藏大臣片冈直温

这一句话,招来了更大的灾祸。

其实,他说这句话的当儿,东京渡边银行还并没破产,人家还正常营业呢。作为当时日本的第二十七国立银行,其主要业务,就是给关联企业提供大额贷款。这样的银行破产,还了得?片冈错话一出,渡边银行马上被前来挤兑现金的老百姓当场挤趴,不仅自己休克,还拐带六家地区性银行跟着破产,所谓的“昭和金融恐慌”开始了。

06 恢复金本位!

除了大地震、金融恐慌,这个时期的日本政界也昏招迭出。其中一个比较著名的,就是“金解禁”——也就是恢复金本位。

本来,在“一战”之前,各国用的都是金本位。但后来打起仗,为了防止黄金外流,金本位就被放弃了。如今仗打完了,咱哥儿几个是不是也差不多该恢复金本位啦?于是从1919年起,美国率先恢复了金本位。

金本位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就是帝国主义之间比较容易和平。毕竟在一般人的想象中,金子流来流去,到最后大家五五开,容易相安无事。另外,做买卖只要一动用真金白银互相嘎,政府那点儿信用就不重要了,各国政府对货币的控制能力就弱了,更有利于商人发财,也就间接有利于恢复经济。再加上有金子坐镇,又比较容易抑制通货膨胀,所以提到恢复金本位,简直怎么想怎么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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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金本位货币切尔文券

可问题是,当时的日本,真的适合恢复金本位吗?

本来,因为压根儿就没怎么打仗,又经历了“大战景气”,所以这时的日本,兜里还算有钱,恢复不恢复金本位什么的,也不是什么当务之急。

但眼看着其他国家都恢复了,经济似乎都有好转的迹象。祖上就穷怕了的日本,生怕因为不跟着恢复金本位,就又被甩下,所以也就跟着跃跃欲试。

不过因为关东大地震,这事就暂时被搁置。等昭和金融大恐慌爆发,换成田中义一上台,忙别的都忙不过来,对这事也就一直比较消极。

一直到民政党的滨口雄幸上台,才突然又对这事关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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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口这一届内阁的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就是个金本位脑残粉,他坚定地认为,俺们大日本一战以后之所以经济一直拉跨,就是因为没跟着恢复金本位,眼看人家都恢复了,不带咱玩儿,咱生意就不好做,你说说,咱是不是缺心眼儿啊?

滨口比井上还着急——毕竟,他们背后那些垄断财阀们,眼看着别人经济恢复“繁荣”,早都红了眼:你们内阁怎么肥四?还能不能行了?再不恢复金本位,老子拿弹弓子崩你们家玻璃了啊!

滨口井上鸭梨山大,又根深蒂固地认为恢复金本位是百年国家大计,于是不顾各方反对,大手一挥,解禁!

其实,就在他们宣布恢复金本位的前一年,1929年10月,美股大崩盘,著名的“大萧条”已经来了。

而日本如果捂紧口袋,不让黄金外流,兴许情况还好点。结果这一解禁,一头跟世界经济危机撞了个满怀。

因为恢复了金本位,政府就无法再通过宽松扩张来缓解危机。同时黄金大量外流,导致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飞速上升,政府财政陷入困境,股价物价光速下跌。

07 裁军引发的愤怒

祸不单行。到了1930年4月,经济问题还没拔出腿,跟日本国策休戚相关的军事方面又出事了。

《华盛顿海军条约》的缔约国——英国、美国、日本、意大利、法国在伦敦开会,商量军舰比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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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代表团成员

我们历史书上学过这事。这事的本质,就是帝国主义之间排座次,企图将世界格局维持在现状。其主要动作之一,就是遏制日本。

以英美为首的哥儿几个提出——以后英美日咱们哥儿仨的主力舰么,就定在5:5:3吧!

本来,当初1921年的华盛顿裁军会议就规定,日本的主力舰、航空母舰总吨位,必须限制在美国的六成以内。

结果这一回,英美又耍花活,要进一步限制日本。

身为仇视英国,亲近德国的日本海军首席随员加藤宽治中将,气的胡子撅起老高:“靠!凭tm什么?!俺大日本怎么就矮人一头?!要比你们两国少那么多主力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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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事,加藤宽治甚至一度“帷幄上奏”,也就是闹到天皇那儿去,搞的日本高层鸡飞狗跳。

但是,这次会议的日本全权代表加藤友三郎,却极力压制加藤宽治等人。

很多人都认为,友三郎是因为亲英美,才这么做的。但其实,另一个原因更重要——日本没钱了嘛!

有人说,当时的内阁首相滨口雄幸,在中国问题上,是反对侵华战争的,并且主张归还在中国的日本租借地。这么看起来,滨口雄幸对咱中国还是挺友好的啊?

其实,也不能这么说。像皇姑屯炸死张作霖的事,滨口就继承了田中内阁的路线,选择不公开真相,变相地袒护军方。他之所以主张在伦敦裁军会议上对英美妥协,甚至后来还裁减了陆海军军费高达一个亿,本质上还是出于经济考虑。

作为专卖局局长出身的滨口,他更要考虑的,是袒护财阀为代表的垄断资产阶级利益。

可这么一来,右翼、在野党,还有各类破产群众,可就急了。您想——先是“大战景气”后经济直转急下,紧跟着关东大地震,然后是“震灾票据”问题,然后是“金解禁”——几乎每一步,都是把下层民众和农村人往绝路上逼。再加上伦敦裁军问题和裁减军费,那么多出自农村的日本兵,啥心情?据说,加藤宽治在听说伦敦裁军会议结果已不可更改后,愤怒地大呼:“与美国之间的战争,从今天就已经开始了!”

看看这咬牙切齿的姿势,您琢磨,能不紧握手中枪么?

08 谁也别活!砍死你个龟孙!

很快,事情就开始朝着不可收拾的方向发展。

被挤到悬崖边上的群众,迅速向右翼靠拢,并且酿成一系列流血事件。先是滨口雄幸1930年遇刺,第二年死去。他死了还不到1个月,日本挑起“柳条湖事件”,侵占我国东北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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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日本“暴力改造运动”兴起——说白了,就是用抽你大嘴巴的方式,改造国家政治,俨然就是幕末时代“樱田门外之变”一类刺杀事件的翻版。

1932年,发生著名的“血盟团刺杀事件”,一个叫井上日召的日莲宗僧人(前活动在我东北地区的谍报人员),召集了一批所谓少壮派军人,刺杀了前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三井财阀的理事长团琢磨。

1932年5月15日,日本第29任首相犬养毅,被军部右翼分子山岸宏等人枪杀身亡。连当时应邀住在他家的美国大明星卓别林,都差点被干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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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发生“士官学校事件”,矶部浅一大尉和村中孝次大尉,企图利用军校学生谋反。

1935年8月12日,日本陆军皇道派军官相泽三郎中佐,闯入陆军省军务局长办公室,用军刀砍死军务局长永田铁山。

这一系列事件发展到最后的高潮,就是“二二六兵变”。

兵变当天,大藏大臣高桥是清死的最惨——半夜还在被窝里打呼噜,就被一名中尉一脚踢开被子,连开数枪。另一名军官挥起军刀,一刀砍下高桥的右臂,紧跟着一顿乱捅。军官们高呼“天诛”,对着高桥一顿排枪,并用刺刀、军刀乱砍,几乎将高桥剁成肉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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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凶之后,杀手们还对高桥的家属道歉:“真是打扰了。”

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前内大臣牧野伸显都遭遇袭击,但最终幸免于难。而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大将被乱枪打死并被砍头,内大臣斋藤实被打了47枪。

参加兵变的部队,主要是第1师团的步兵第1联队的456人、步兵第3联队的937人以及来自近卫师团的64人。这些士兵,70%仅受训不到一个月,大多来自农村。

结尾

其实,“二二六兵变”,只是日本当时一系列流血恐怖事件中的一件而已,虽说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但究其本质,跟“血盟团”什么的,也没什么不同。“二二六”,以及那么多类似的事,其背后,是日本自己跟自己在发展战略上发生了左右互搏。

本来,在当时的日本人眼里,要发展,就不得不扩张。如不扩张,就没有原料和市场。这是日本一开始就走上了畸形的经济发展道路决定的。

但后来突如其来的经济腾飞,又让日本很多人,尤其是企业,感觉到稳定谋国的好处,试图通过温良和顺(其实也是表面上)的方式,重新走回自然发展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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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堀川弘通执导的电影《激动の昭和史-军阀》截图中国观众更熟悉的名字:《军阀》

这就让当时日本的经济发展路线,严重背离了自己一贯对外扩张的国家发展战略。再加上温良之路后来被证明,对于日本是行不通的,于是已经被撕裂的日本社会,终于兽性大发,走上了一条完全无法回头的极端军国主义道路,并最终给亚洲各国带来了无穷灾难,也给日本自己招来了战败的命运和两颗原子弹。

这可能才是对旧式畸形帝国主义发展逻辑的“天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