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传统社会的养老制度，起源甚早，在西周之后日趋稳定，并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养老制度的基本模式。由于秦的“法家”思想，历代统治者都对其进行了贬斥，其社会风气也经常受到后人的非议。汉代养老制度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先秦和秦朝养老制度的继承和发展。

一、养老不须烦祝鲠,从来楚俗惯鱼餐

两汉养老制度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其一为养老律令，其二为养老礼仪，其三为致仕制度，各有其发展脉络。养老律令所涉内容多样，主要包含受鬻法与行糜粥、赐杖、刑罚宽宥、赋役减免、赐物。

总体上来说，养老律令在西汉前期已颇具规模，经西汉中后期的发展日益完备，东汉在继承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但并未做出较大改易。养老礼仪主要分为乡饮酒礼和养老礼，严格意义上的两汉养老礼仪，在东汉正式形成和实施，并成为国家常典。

致仕制度主要分为俸禄养育和赐物养育。俸禄养育在西汉中前期，并未形成定制，大多出于皇帝私意。平帝时王莽专政，正式形成对官员退休后的俸禄制，但未被东汉继承。赐物养育早在西汉中期，就正式形成赐安车驷马黄金的赐物模式，但也未被东汉继承，导致致仕制度在两汉养老制度演变中的地位下降。

《后汉书·礼仪志》记载：“明日皆诣阙谢恩，以见礼遇大尊显故也。”

就受众群体和社会影响而言，养老律令和养老礼仪是两汉制度整体构成中的重中之重，构成了两汉养老制度“法”与“礼”的双重内涵。基于两汉不同的社会环境，两汉养老制度形成了自身的演化，最为主要的是养老礼仪的形成和养老时间的转变。

养老礼仪的形成，与两汉制礼原则的不同和对王莽礼仪制作的态度有关。养老时间的转变，则是《月令》对两汉养老制度的影响。养老视孝，两汉养老制度是建设孝道社会的一种体现，并且对两汉社会与家庭形成了深远的影响。当然，两汉养老制度并非完美，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两汉养老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体现着历史的延续性。

两汉律令之别不似后世之严，有时称令者亦可称律。不仅如此，在汉帝所下诏令中标明有“具为令”、“定著令”等相关用语的诏令，在一定程度上亦具有明确的律令性质，是需要编入法典并长期遵守的，而并非一般性质的临时诏令。

同时，对于诏令所涉内容是对于前制的增补与改易也具有律令性质。基于此，本节所述养老律令并未强分何为律何为令，而诏令之属如刑罚、赐杖等，因其有如上标志用语亦归入律令范围并未按临时性诏令对待。

而临时性的诏令如赐物层面，因行文需要亦纳入此节论述。汉代已经有了“养老令”，内容非常丰富，涉及面也很广，比如：“行糜粥”、“赐杖”、“宽刑”、“减免赋役”、“赐物”等。

两汉之世对于老者基本食物的需求都做到了一定层次的养育。从西汉前期，受鬻行为年龄标准的不统一以及爵级因素的限制，到西汉中后期进一步发展完善。

老者受鬻行为年龄标准的统一与爵级影响的不断减弱，是西汉中后期受鬻行为最为主要的变化。在继承西汉的基础上，东汉老者行糜粥也作出了相应变革。

从时间层面来说，东汉养老行糜粥与户籍按比制度得到结合，改“月养”为“年养”。从年龄层面上来说，东汉老者行糜粥年龄降低至七十岁。

二、田家养老马,穷士归其门

两汉养老受鬻与行糜粥年龄的降低，无疑是对养老之义进一步的体现，但养老时间的转变则是对于老者养育程度的降低。赐杖两汉对高年长者所赐之杖，或曰“王杖”，或曰“鸠杖”。杖为老人手中所持之物，老人行走不便，赐杖是为了助其所行之便。

东汉延续西汉对于高年老者赐杖的行为，并有所发展。东汉对于老者赐杖年龄与西汉中后期无所差别，都为七十岁以上老者。而与西汉有异者，东汉时期授王杖，以八月案比之时进行授予，而西汉不知何时授杖。同时，对于西汉老者所享有的法律保护和诸多特权，在东汉也得到继承与遵循。

武威汉墓出土的《王杖十简》所记墓主幼伯生于平帝元始五年，于明帝永平十五年（72 年）受杖，其随葬的《王杖十简》所记多为宣帝本始令与成帝建始令。

《汉书·万石君传》载：“孝景季年，万石君以上大夫禄归老于家，以岁时为朝臣。”

通过所记墓主幼伯于明帝十五年，受杖之事实与随葬《王杖十简》的性质，可以判断于东汉明帝受杖之时，西汉对于持杖老者的相关规定，是得到东汉政府的认同。换言之，东汉对于持杖老者的相关规定承袭西汉而来，且并无改变。

除此之外，东汉一世对于老者赐杖这一行为，无论从年龄上与实现方式上与行糜粥一样，并无过多改变。两汉对于老者的赐杖行为，不仅是对于老者身体的关注，更是对于老者身份地位的抬高。从西汉前期尤其是吕后二年时起，年龄标准的不统一以及爵级对于老者受杖的限制，在西汉中后期得到了改变。

虽经文帝至宣帝时期对年龄标准进行提升，但在成帝时期便得到恢复，且年龄标准日渐统一，爵级限制因素日渐减弱，并出现对于持杖老者法律保护和特权赋予。东汉继承西汉对持杖老者的相关规定，并与八月案比制度得到结合，使得东汉养老受杖行为的时间得到明确。

两汉养老赐物，满足了老者除受鬻与行糜粥之外，食物上的需求。从常规赐物的角度出发，赐物之时相关督导办法的实施，以及官员群体的亲自送达是对老者的重视，也是制度执行的保障。

从临时性赐物的角度出发，弥补了两汉常规赐物，大大加强了对老者食物层次的关怀。常规性赐物与临时性赐物的结合，使老者受养育程度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两汉养老律令是两汉养老制度的主要内容之一，属于对老者的直接性养育，代表着两汉养老制度中“法”的层面。两汉养老律令对于老人的养育措施涉及多端，不仅体现出对于老人具体生活需求的基本养育，还从国家根本制度刑罚与赋役层面，对于老者进行必要的关怀。

三、残年誓报嗟何有，虚负明时养老恩

不仅如此，两汉养老律令中的各项养老措施，还体现着对于不同年龄层级老者的具体养育。归属于五十至七十层级的老者，主要养育方式为赋役减免，而伴随年龄的增长老者所涉养老内容不断增加，从七十岁起渐渐涉及赐杖、刑罚减免、受鬻法与行糜粥等。

分年龄层级的养老措施，体现出两汉养老律令分层养育不同年龄老者的实施内涵，也是两汉政府基于不同年龄阶段老者应，受何种养育措施和自身经济实力的考量。

同时，两汉养老律令所养老者，并不是单一的普通高年与具有政治身份的三老，还包含鳏、寡、独等特殊层次的老者，使两汉养老制度的受众群体大大增强而不是流于形式。

两汉养老律令中所涉及的各项养老措施，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过长期发展。通过出土汉简和传世文献的反映，西汉前期养老律令所涉内容，已颇为完备，奠定了基本模式。而西汉中后期的发展，只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增补，并未改旗易帜。

东汉在继承西汉养老律令的基础之上，并结合自身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做出了进一步的发展。两汉养老律令的发展，最为主要的表征，是爵级影响因素的降低、年龄的变迁以及养老时间的变化。

《汉书·张殴传》记载：“老笃，请免，天 子亦宠以上大夫禄，归老于家。”

在爵级与年龄两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使两汉养老制度的受众群体得到扩大，制度实施的普惠性得到体现。而养老时间的转变，则反映出对于老者实际养育程度的降低。

两汉养老礼以养三老、五更为主，且三老、五更属于礼仪性质的身份象征，伴随养老礼的举行而设。养老礼虽在西汉已经形成观念，但并未举行，直至东汉光武帝时正式形成其礼仪形式，于明帝得到举行。

虽然养老礼以特殊老者为养育群体，但是其举行目的是希望以此来带动孝悌之风与养老之风。两汉对于老者礼仪上的推崇与养育，属于两汉养老制度中“礼”的范畴，是对老者间接性的养育，以教化为所行的主要目的。

两汉养老礼仪分为乡饮酒礼与养老礼，且两种养老礼仪的形成与实施在东汉时期。从举行地点上来说，两者举行都为学校，只是级别不同，乡饮酒礼于地方学校举行，而养老礼于中央学校举行。在学中养老反映出实行养老礼仪的目的，和养老礼仪所承担的教化功能。

从层级上来说，乡饮酒礼属于地方性养老礼仪，而养老礼属于国家性养老礼仪。地方与国家的互动成为两汉养老礼仪的主要构成模式，使其具有了礼仪之间的沟通性和礼仪构成的完整性，也使得教化目的得以全面开展。

结语

从礼仪内涵上来说，两者都对老者进行了礼仪上的推崇，并通过养育老者，促进社会形成和发展养老之风与孝悌之风。两汉对于老者礼仪上的推崇和养育，使两汉养老制度更具完整性，弥补了“法”层面上缺失的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

《汉书》

《后汉书》

《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