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作为一支游牧民族，崛起于北方草原，并通过逐鹿中原覆灭宋朝，建立元朝。
蒙元的建立，结束了中国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完成了大一统的序章。
在这一吸收重建的过程中，蒙元统治者继承与发展了中华多民族文化，进一步推动了民族融合并培养起多民族间的认同感。
元朝时期，社会空前开放，与海外贸易来往更是频繁。
而经济的繁荣也带来了社会的交融，使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格局慢慢定型，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现如今，谈起中国千年历史上的强盛王朝，人们往往多谈及秦汉与明清。
实际上，元朝不仅继承了自秦汉以来中国的多民族国家发展趋势，并拥有远超汉唐的广阔疆土，为之后数百年的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历史贡献更是不容小觑。
让我们翻开历史的篇章，一同走进元朝，去感受这个空前大一统的朝代对如今的切实影响。
疆域扩张与民族认同
天下一家思想，最早见于《礼记》。
而儒家孔子所强调的天下，是一种区域概念，意指使当时各诸侯国共同凝结为一个政治共同体。
发展到汉代，“天下一家”变成统治者的最高政治理想，即统一当时的已知世界。
但深究其内涵，这其实含有鲜明的本民族至尊色彩，强调应由汉人来统一和掌控夷狄戎蛮。
南北朝以后，“天下一家”被各民族内化接受，成为共同的政治理想。
到女真人建立金朝后，“天下一家”不仅指代统治区域，也涵盖了早期朴素的民族平等思想。
从金朝到南宋，此时的天下一家内涵已超越民族和地域的概念，成为各民族的众望所归，人们产生了共同构建多民族政治共同体的美好设想。
在这样的前提基础下，1206年，蒙古汗国建立。
在成吉思汗征服邦国，四海作战的“大一统”思想指引下，蒙古以势如破竹之势接连灭亡了金、西夏、南宋等政权，以实际行动践行着对中华大地的“一统”。
时间来到1271年，一代雄主忽必烈野心勃勃地建立了元朝。
元朝的建立，也预示着南北长期分裂格局的瓦解，随着蒙古铁骑的南下，元朝一举打破了维持数百年的“天限南北”的格局，加强了南北之间文化的沟通与联系。
而南北对抗作为中国历史上延续数百年的矛盾，一直颇受历代统治者们忌惮，他们更是为此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以互相提防。
而元朝的建立，直接瓦解了这种分裂的矛盾，使南北领土上的人们真正得到有效沟通与交流。
随着政局逐渐稳定，许多文人墨客更是热衷于南北来往旅行，走访天下名川大河与历史古地。
这样的文化沟通，也促使了南北间的联系直接加强，使南北间的各个民族不再孤立，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得到加强。
在元朝建立之初，也出现了将民众划分为四等的民族政策。即将天下百姓按照降服元朝的顺序，分为四等，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
这一制度的推广，虽然有时代的局限，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蒙古人从政策层面彻底放弃了“华”与“夷”之区分，为大一统的思想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譬如居住在淮河以北的汉人，实际上其中也包含了许多女真与契丹人。而淮河以南的南人也不全都是同一种族的汉人。
而之后元世祖忽必烈命人修撰的《元一统志》，亦是蕴含着元朝疆域内民族，都是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之意。其目的在于强化华夷无别的概念。
此外，在元朝广阔的疆域内，不仅有蒙古人，汉人，西域色目人，更有来自中亚、西亚的部分域外民族。
元朝对不同民族人种的迁居没有严格限制，因此民族杂居的情况更是前所未有，而多民族共居的社会现实，也使得元朝的民族观念更为包容开放。
不同民族在长期交往和共同生活中，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互相影响。
少数民族的人们，带来了不同以往的生产技术与文化艺术，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
同时，他们也主动吸收内化着儒家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涌现了一大批少数民族诗人与艺术家。
在习俗方面，少数民族的奶制品饮食受到中原汉族的接受，而北方传来的胡萝卜洋葱等，也慢慢走上了南方百姓的餐桌。
而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中原地区的传统“贞节”观念也发生了改变，“改嫁”“再婚”不再为人们不耻，妇女受到的束缚减少。
不同民族间的通婚，与姓名的更改，也进一步模糊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血脉边界。
发展到元朝末年，早期活跃于历史舞台的西夏人、契丹人已罕见记载，他们都被彻底同化，融入进了汉族之中。
繁荣经济与沟通世界
由于疆土辽阔，为了“通达边情”，元朝广设驿站，建立以起首都大都为中心，连接全国的驿站交通网络。其路线涵盖西藏、西域等诸多边远地区。
早在忽必烈时期，元朝就建立起了由蒙古本部通向四大汗国的驿道，发展到后期，通过驿站网络甚至可以沟通到波斯。
驿站的出现为行人和使者提供了便利，使人们的脚步不断迈向未知的远方。
通过驿站来往，中原地区的丝绸、茶叶和瓷器等工艺品得以源源不断地输入周边民族。
而周边地区的畜牧、药材和当地土特产品也得以被中原熟知，异域的风土人情更是为国人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新窗户。
元朝更是在继承汉唐丝绸之路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两条域外交往路径：路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也借此大大扩展了与欧、亚大陆的交通联系。
此外，在海上联系方面，由于与海外诸国建立了朝贡体系，而海上路途遥远，因此元朝采用了海上驿站之法，把距离较近的国家设为海上“驿站”，并通过这些“驿站”，与更远的国家交流。
这样的“海上驿站”方式，不仅减少了人力物力的消耗，也可以如网状般辐射更多国家。
海外贸易的繁荣，也促进了元朝造船业的发展，活跃了国内市场，为元朝政府带来巨额收入，并使元朝交钞成为一种在国际上可以流通的币种。
于世界而言，元朝对外贸易的繁荣，也促使了国际贸易中心由波斯湾转移到红海，加强了东西方的历史联结。
政治制度与宗教传播
在蒙古政权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出于军事需要，统治者借鉴和吸收了隋唐的形台与金的尚书省之制，并逐渐发展完善。
到了元朝建立之后，中央便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将靠近“心脏腹地”的地区交给中书省直接管辖，将远离中心的地区分设行中书省，下设官员进行管制的行政制度。
元朝的行省制度，不仅从政治上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维护统一，并对后世中国行政区划和政治体制的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中囊括的岭南、甘肃、云南等，都属于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而这一举措也进一步将国家的管辖范围扩大到了边远地区，有利于中央与边疆沟通。
而对于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元朝亦没有简单地征服了事，而是在当地设置宣慰司、安抚司等机构，选任当地人担任要职，因俗治俗，并由此形成了土司制度。
在行政体系中，土司被归划为正规官僚阶级，不同职位有不同的品秩待遇，土司官员们在享受升迁奖赏等权利之外，也要承担管理辖区，收纳税赋等义务。
这样的制度，有利于中央因地制宜地加强对边疆民族的控制，减少民族分裂势力。
同时，任用本民族人员担任要职，也尊重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习俗并适应了不同的发展现状。
从这一制度开始，边境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被正式纳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整体发展轨道，并对今天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影响颇深。
此外，在土司制度下，元朝对西藏地区的收复与经营也十分值得一提。
元太宗十一年，元朝派兵进驻吐蕃，并在之后的日子里于此地构防设官，建立宣政院，积极拉拢西藏的宗教势力，并在西藏实施政教合一的统治制度。
这一切，都使得吐蕃不再只是史书中的外邦异域，而彻底开启了融进了中原的进程。
在一系列措施下，西藏从此真正地划入了中华民族的版图，受中央政府管理，并自此成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实际上，蒙古的进步政治举措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在蒙古入主中原之初，蒙古人也曾产生过把漠北游牧方式直接搬入中原的想法。
但在见识了中原的先进生产力和文化韧性后，蒙古统治者从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到了启示。
忽必烈更是因此开始大量启用汉人儒士，并开始推行汉法，以一种文化包容的姿态，扎根中原。
在宗教方面，元朝统治者采取了优待的宗教政策，命宣政院主管全国佛教事务和吐蕃军政事务，设崇福司管理基督教事务，立回回哈的司掌管伊斯兰教事务。
对于不同信仰，朝廷都予以尊重和保护，并设专职人员维护宗教活动场所安全。
在元朝统治者宽容的宗教政策下，“独尊儒术”的格局被进一步打破，佛、道、儒、伊斯兰教、藏创佛教等各种教派百花齐放，呈现多元发展的局面。
结语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多民族国家。
元朝的大一统，结束了唐末以来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其版图远甚汉唐。而其空前开放的国际交流，影响更是惠及欧亚各国。
在大统一的基础上，多民族国家的融合成为了历史潮流，并借此进一步促进了南北人员往来与不同文化融合交流，加速了中华民族一体化的进程。
可以说，正是在元朝形成的大一统“中国”认可，使各民族逐渐合为一家，并在今后不断凝聚，逐渐形成了今天的统一多民族中国雏形。
各民族通过交往与融合，进一步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关系，为日后明清时期国家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完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元朝的大一统，是政治制度的全面创新，是文化沟通的升级发展，更是华夏文明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
[1] 孙红梅,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元代“中国”认同[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年（04）：74-87.
[2] 王文光,马宜果, 元朝的大一统实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贵州社会科学,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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