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 欢
国家之间的互动构成世界历史发展的复杂纹理，其中既有通过战争与冲突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暴力逻辑，也有通过对话与合作寻求共同繁荣的和平路径。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西方历史中“分”的逻辑与中国传统上“和”的思想形成鲜明对照。及至当今世界的外交实践，中国“和合共生”理念更是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极具价值的视角和方案。这在我们郑重承诺坚定做这个世界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进步力量当中得到充分体现，在我们切实践行坚定走团结合作的人间正道，积极为解决地区热点和全球性问题提出更多中国方案、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当中得到充分印证。
西方“分”的逻辑，很大程度上受其哲学思想和国际实践等影响。零和博弈和实力政治在西方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从殖民扩张到冷战对峙，西方国家往往通过划分势力范围等来追求国家利益，由此不仅导致冲突乃至战争频仍，也使“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思维逐渐固化。这种思维随后进一步演变为“西方文明优越论”以及对其他文明的排斥，变成西方对外扩张和殖民征服的驱动因素之一。西方自诩“文明的灯塔”，认为自己肩负启蒙和改造其他“落后”文明的责任，不断试图以自身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重塑“他者”，结果却是导致不同文明间的隔阂、误解乃至冲突日益严重。
就底层逻辑而言，西方这套思维模式忽略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否定不同文化、价值观之间共存共生的可能。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尤其是面对世界共同挑战不断增多和人类命运更加休戚与共的现实，这种“分”的逻辑越来越被证明不合时宜，亟须以更加包容和合作的视角或模式取而代之。源于中国悠久文化传统和丰富历史实践的“和合共生”思想及其实践，为此提供了选择。“和者，天下之达道也”“和为贵”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都强调了“和合”乃至“和而不同”的世界观。
这种思想体现在当今中国的外交理念和实践中，就是注重国与国之间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和共同发展。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中国倡导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争端，主张超越零和博弈、更加公平公正的国际关系新范式。比如，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双方打造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冷战旧时代的大国关系新范式。再如，在巴以问题上，鉴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史上众多冲突的根源都是因为对土地、资源和权利的争夺，中国一贯坚定支持“两国方案”，支持在尊重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为这一冲突寻找长期且合理的解决之道。
这些理念与实践充分体现出中国外交对于和平共处以及和平发展等原则的坚守，不仅能为当前一些国际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提供助益，也能促进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和对未来全球治理模式的前瞻性构想。文明的交流与碰撞，一直是驱动人类历史前进的重要动因。而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沟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深嵌入中国外交的理念与实践当中。中国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命运与共以及不断促进金砖机制等国际多边机制发挥更大作用，既是不同国家也是不同文明之间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体现。这种合作跨越地域与文化的界限，展示了文明之间实现更深层次融合的可能。中国倡导多边主义与国际合作，实际也是对世界文明“因多样而精彩”的认同，是对“和而不同”智慧的现代诠释。中国正在用自身实践回应一个古老而永恒的问题：不同文明如何在接受和尊重彼此差异的过程中共存和交流？在探索答案过程中，中国不仅在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也在为构建人类共同美好未来提供智慧和路径。
在世界历史长河中，国际秩序的每一次变革与重塑都伴随着对人类文明价值和发展规律的认知变化。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亟须在公平、正义等原则理念引领下发展演进。而中国外交正是努力将这些原则理念融入有关国际关系新范式的实践探索，致力于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坚持不干涉内政，坚持政治解决，坚持客观公正，坚持标本兼治。在今年两会期间的记者会上，王毅外长用这“四个坚持”介绍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热点问题解决之道，并且强调我们在探索过程中是“从国际实践中总结经验，从中华文化中汲取智慧”，同时将与各国一道，为止战凝聚共识，为和谈铺路搭桥，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环境，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与实践既是对中国外交政策和国际立场的全面展示，也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思考和对于文明对话的关照。在世界面临越来越多也愈发严峻的全球性挑战之时，中国正以一种负责任大国姿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推动解决地区冲突，深化国际合作，以实际行动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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